现在我每天都睡得很早，又起得很早。生活里一下凭空多出好多早晨来。薄云天，晨光照得一切都是灰亮的，屋瓦上居然有鸽子在走。薄薄的光线，薄薄的云层，薄薄的车流，薄薄的悲喜莫辨的心思，薄薄的早晨。法语里，与“薄薄的”相对的是“厚厚的”“肥肥的”。肥话就是荤话、黄色笑话；肥汤就是浓汤；肥肥的日子，就是闲暇宽裕、起坐舒缓的日子。

好像很久没有读书的欲望，很本义地读，就是小声地把它读出来。我老是和他们说，我不喜欢海明威，除了这个人的首尾之作——最早的写密执安北部的那些短篇，晚年的写巴黎流离生涯的散文体回忆录《流动的盛宴》。前者明晰、紧实、自制，充满像初日喷薄而明亮的才情；后者温煦、缓和、回味悠长，像暖红的落日。

在读的这本是《流动的盛宴》，想读出来是因为它的好情绪。好技术的书太多，好情绪的却实在太少。这个好情绪，却并不是成于肥肥的日子，虽然彼时海明威正年轻，有大把的青春在手，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来得及，积而勃发的野心、由未来而透支的信心，再遭遇上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蔷薇色的天空，浊绿色的水”，全世界的青春都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地方被催发。

然而我觉得不是，这本书的舒张，是来自一个功成名就、坐享盛名的老年人的安全感，和优渥生活带来的自得。朝花夕拾，朝瓦夕不拾，足够的安全感让他松弛，可以宽柔地过滤掉早年日子里的霉斑、暗斑。不再去想冬天连取暖的柴火、保暖的内衣都买不起，只能把长袖运动衫一层又一层地贴身穿着的窘困；不再去想住在连洗澡间都没有、一只橘子不带进被窝过夜都得结冻的寒屋；不再去想住在最穷的街区，每层楼只有一个公厕，夏天运粪车的臭气漫上来，孩子请不起保姆，只能让一只大肥猫看着摇篮的困苦。这些，因着一个发光的老年，而被原谅，继而轻松地、毫无怨气地笑谈甘甜的白葡萄酒、多汁的蛎肉、春天将来时森林里的芳香暖风。

然而他记得那种饿的感觉，在海明威早年的小说里，人物都骨架坚实，大块头，大脾气，大食量，他们总是坐下来就想喝一杯，这种饥饿感，到现在我才明白，是写书的那个人，他勃勃而不满足的食欲，渗透到了他的书页里。这种饿，并不是吃顿大餐，再和心爱的人云雨一番，再在次日熹微的天光里，孜孜地写上一上午，就可以去安慰的饿。不是，它不是身体之饿，也不是性欲之饿，它其实是一种名利之饿、企图心之饿，它是由受阻的失意、受挫的恨意积聚而成的一个脏脏的小水洼，在这个水洼里，很多过路的人，都被映衬得变了色。所以，当海明威隔着豪华饭店的玻璃窗，看着当时业已成名、崇拜者拥簇脚下、脸色焕发的乔伊斯，连海明威自己也在想，到底“我的饿，有多少是胃里的反应呢”？

当时他远未成名，不过是成千上万在巴黎混日子的文青中的一个，冲着这里战后的低生活水准和老欧洲的文化底子——然而这么说也不对，他非常自律，每天不完成一定进程的工作，就内疚得无法吃午饭或去看一场赛马。这个习惯，我记得一直延续到他盛名之后。那是我在另外一本传记里看到的，他早早就懂得爱惜并经营自己的天才，每天绝不写到力竭，而是留一点灵感的水源，等着潜意识去滋养它。他最大效率地经历和观察生活，却不会为之所累，无论喝酒或交际，绝不能影响他的工作。所以，他没有像他的同时代人菲茨杰拉德那样，生就蝴蝶翅膀那样的美妙图案与飞行能力，却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天才，早早被奢华的社交生涯磨损了翅膀上的花粉，最后连怎么飞翔，都不再记得。

他是个骨子里很自傲的人，也许世界观严苛，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不洁处。在他的眼界里，几乎没有褒义状态的人，即使被美酒、暖气、文化名流的云集、成名的机会所吸引，和当时的文化名人斯坦因交流甚欢，可是仔细想想看，他是一个何等怀才自信的人，可是他却很懂得自抑，说得少，听得多，从不谈及自己，只是温驯自甘地提供一双大容量的耳朵，供自恋的斯坦因倾诉和泄愤，让她把自己踩成一条展现自我的T字台。一个自恋的人，在一个自抑的人面前，是最危险的，她会最大限度地被那种温驯按摩催眠，然后最大功率地释放自己的丑陋面。结果几十年后，谈到这位已经谢世的朋友，海明威的句式突然变得曲折且迂回，包裹着他当年隐而未发的恶意。斯坦因在他笔下是一个不能容纳异己的狭隘者，有不洁的性倾向，“从未见过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发出那样恶心的声音”，他这样形容斯坦因和她的女伴。

他和所有的小说家一样，臆想能力远远大于写实技术，当他在巴黎时，秋冬交接处的微凉体感，枯枝映在瓦蓝天空上的明净线条，微微裹紧上衣的薄寒，就可以是一只最轻巧的枢纽。打开记忆的开关，他写家乡，那个密西西比河畔的小镇，同样的秋冬日子里发生的故事，历历如在目下。吃一口肥美的鲟鱼，记忆再次启动：这次呢，是家乡的小水栅，乳白色的浪花扑在上面激起的碎沫，只有在远离事发地的他乡，才能最贴体地还原场景。所以，他最好的巴黎随笔，也是在古巴那个热带小岛、在海潮味道的腥风里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