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清代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源自教坊司，它是在明代教坊基础上改制而形成的。自明代起至清雍正七年（1729），教坊司实为乐户与优伶的官方管理机构，雍正七年（1729）教坊司撤销，改并为和声署内做朝会等外廷承应。但是，掌管演出事务和负责贯彻政府法令的工作不能间断，于是设立了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代行教坊司之职。

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设在精忠庙内，隶属内务府，是其司监之一，设二品郎中一员，负责管理精忠庙事务，其他人员十余名。其规模虽不大，但它是通过梨园公会对艺人及班社实行实际控制与督导的行政机关。

京城精忠庙始建于明代，坐落于今北京前门外东珠市口精忠庙街，主祀宋将岳飞父子。清康熙十八年（1679）因地震倒塌，旋修复。庙旁设喜神殿，建于清雍正时期，殿内所祀为梨园祖师老郎神，陪祀十二音神，是为梨园子弟公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该庙及喜神殿均被拆除，现旧址在天坛北精忠街西北侧。庙内原有《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记载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五十七年（1792）间不断重修、装饰的情形。又据清道光七年（1827）内府档案记『精忠庙事务着派堂郎中庆琛妥协管理』，可知精忠庙梨园子弟公所实为清廷管理民间戏曲演员的机构。

管理戏曲的衙门与梨园公会都设在精忠庙，二者虽同处一地，但它们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管制的方法，是在戏界先选一老成持重的名角，派为首领，在前门外精忠庙中，成立一处办公所，于是该首领便名曰庙首，所有戏界各事，角与角的关系、班与班的关系、班与角的关系、班与园的关系、园与园的关系等等，凡只开演戏规矩，与地方诉讼法无关者，统归庙首判断。庙首办不了的案子，则转禀内务府堂郎中解决』(1)。民间行会梨园公会受制于内务府，它是一个半官方的管理机构，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即是通过这一组织对王权所辖地域的戏班及艺人进行监管的。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管理精忠庙事务内务府坐办堂郎中的一份谕示中有对此所明示：赏带花翎二品顶戴管理精忠庙事务内务府坐办堂郎中锡为出示晓谕事：『现据精忠庙庙首程椿（长庚）等禀称，该庙首程椿年近七旬，遇有传办事件，恐难兼顾承应，今选保三庆班徐忻（小香）、杨久昌（月楼），老成谙练，堪以帮办庙首差务等因，禀请前来。除经本司批准外，合行示谕该庙首徐忻等知悉。嗣后遇有传办及讲庙事件，即着会同程椿、刘宝山（赶三）妥协办理。毋得视为具文，致干未便。为此晓谕北京梨园人等一体遵照，倘有不法情事，即惟该庙首是问，毋谓言之不预也。谨之慎之，毋违。特示。』(2)

梨园公会

梨园公会又称梨园会馆，俗称『精忠庙』。它是戏曲艺人们的行业组织，其宗旨是为全梨园行谋取福利，它不但制定行规，且有监督戏班及在籍伶人操守与违规后施以惩罚的权力。当时京城戏班成立之前须先申请，报官批准后方许成立。按大清律，由内务府最终批准，其手续则先递交精忠庙庙首，由庙首出具说明与担保，连同该班花名册及所演剧目一并呈报内务府堂郎中。呈报时须分别标明是刚成立的新班还是复出的旧班，因初立之班比复出者更难通过审查，而原有旧班则比较容易获得批准。主要原因在于旧班的班主多与朝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程长庚家之三庆班、梅慧仙家之四喜班、俞润仙家之春台班等，都有停而复出的经历。

梨园公会的经费，例由各戏班摊派。据齐如山《戏班》『庙印』条记载：『会中设有长人，专司于各班接洽，及每日焚香洒扫等事。每月经费，即取之各戏班中，每班大个钱一吊，此即名曰「庙印」』(3)。此经费还有另一用处，就是支付精忠庙事务衙门在此办公所产生的费用，在精忠庙事务衙门的带戏支付费用呈报中一直不曾列支办公经费，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才出现公所茶水、烛支项的支出。庚子之变后庙役一差无人承担，精忠庙事务衙门堂官与庙首就此事会商，精忠庙档案载：『旧例应有庙役一名，由庚子年前阎姓故去，至今无人承当此差，因来项不能糊口。旧章应每月赏饭银几两，趁此时着庙首会合各班头目责成一人承当此差，为要以便察访各款，以为堂上、庙首耳目脚力。该役每逢朔望应在堂上听差，平日在精忠庙住宿，应在庙内吃饭。如款项不足，应着庙首筹合办理。』(4)所谓『筹合办理』，也就是增加各班『庙印』而已，其实每份精忠庙报销档均有庙役饭食银支出项，可见这庙役饭食银并没有发到庙役本人。

内府戏差

凡外班应诏进宫的戏班和演职人员都需经过精忠庙的挑选、推荐，待昇平署认可后，剧本也需经它缮写、审定，人员也需经它教习宫中的礼节、规矩，然后始可进宫演戏，这一切程序称为『带戏』。

这种由外班承差的制度，自光绪十九年（1893）始，维持了八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为专传外学演员，不再传班社。所谓外学演员，即以民籍学生或教习身份入选昇平署当差，当时社会上的美称为『内廷供奉』。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一日，照例传进外面戏班进宫演戏的折子方奏准，旋即传外班入宫临时承应。有内府档案记：七月初一日纯一斋三庆班承差，伺候戏十四出。初五日纯一斋应四喜班承差，伺候戏十二出。初六日纯一斋玉成班承差，伺候戏十一出。初八日纯一斋宝胜和班承差，伺候戏十三出。十三日纯一斋义顺和班承差，伺候戏十二出。十四日纯一斋小丹桂班承差，伺候戏十出。十五日纯一斋同春班承差，伺候戏十一出。这是慈禧太后整班传进演戏的第一月，七个戏班连续登台，而且每个戏班要演十多出戏，每次传外班伶人进宫都有不菲赏赐。

宫里承差待遇是十分丰厚的，这也为演员创造了安心演戏的物质条件。入宫供奉，除伶人每月可领取俸银、白米外，戏班每演一次也有戏价。不过作为皇家戏差，不能称『价』，只能称『赏』。据齐如山《戏班》『传差』条记述：『如三庆、四喜、玉成三班，每供奉一次，皆系四百两之赏。宝胜和、义顺和、福寿三班，皆系三百两。后添之小丹桂，因有许荫棠、龚云普在内，故特赏三百五十两，皆系定例。届时由昇平署总管具折代领发放，倘因太后或皇帝特别喜欢，例外赏赐，则不在此例，然甚罕见……再从前外传戏班，除戏班赏赐外，尚有戏班人员津贴，及内务府官役饭食茶水等费。』(5)

除了丰厚的收益外，进宫演戏更是一种荣耀，是名利双收的好事，以致一时戏班和伶人趋之若鹜。从内务府的档案恩赏记载中可知大概情形。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初一日：

『赏四喜班：杨贵云十四两，高德禄十二两，杨荫堂十一两，冯金寿十二两，郭珺如（即德珺如）十两，吴顺林十两，诸桂枝十两，熊起山九两，宋万泰十两，贯增儿十两，陈崇山十两，胡得众九两，柯秀山八两，王槐卿八两，张水卿六两，庞福保八两，刘景云三两。另外有赵永福、阎金福等二两、一两，或不足两，连同原在四喜已被挑进昇平署的在编人员：孙菊仙二十二两，龙长胜十一两，金秀山十两，李子山十两，孙怡云九两，王福寿二两。一次演戏赏四喜班共四百三十两，计一百五十人。』(6)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三日：

『赏义顺合班：小元红二十两，灵芝草十四两，天明亮十两，孙荣华十两，水仙花十两，盖绛州十两，黎海亭九两，牛春化八两，姚随燕八两，小答红八两，小七金子七两，十八红七两，盖兰州六两，二宝红六两，自鸣钟六两。黄小山等三十名每人四两，十七红等二十七名每人二两，场面管箱等三十四两，外加切末一百三十两。连同已被挑进昇平署的周如奎四两，共四百七十两。』(7)

福寿班十一月初一日在颐年殿承差，赏银三百六十两；三庆班十二月三十日在颐年殿承差，赏银四百三十两。当然这里还会有精忠庙管理衙门『带戏』官员的赏银。

关于『带戏』一词，遍查内务府档，在光绪十九年（1893）以前并未见到，到光绪十九年档始见。光绪一朝，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置内外交困于不顾，终日沉湎于观赏戏曲。从现存内务府档案中可知，有时她几乎天天看戏，精忠庙管理事务衙门带戏的差事更是接连不断。外班进宫承差，要由精忠庙管理事务衙门的官员亲自带领，并持有门照，承差前要由带戏官员与昇平署总管监督，进行必要准备，包括剧本、剧目的审查，戏单的抄录，礼仪的演练等等。

另据《清朝野史大观》卷二载，『光绪前，惟遇节令、万寿，内廷始传旨演剧，赐王公大臣共入座。自孝钦柄权，乃大变其例，一月之中，传演多至数次，虽极寒暑靡间……剧目孝钦自定，命阉人传知内务府人员，然后以黄纸大书「口传懿旨演某某剧」，粘之剧场后，每一出上，必先有内务府司员二人自幕后出，朝冠补服，分立台左右，谓之「带戏」。出止随下。所演多文剧，如《捉放曹》《定军山》《红鸾禧》之类。演毕，内务府照例犒赏。其尤负盛名诸优，则由孝钦另赐以内帑，多寡不定。各优皆至台前谢恩讫，始由内务府人领出散归。』(8)

从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初一日纯一斋三庆班承差，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十五日庆春班颐乐殿伺候戏，外班承差前后历经七年，最后因慈禧太后西幸而告结束。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内府戏台承差的昆、弋、乱弹供奉们已然凑成了一个大戏班，精忠庙管理事务衙门的『带戏』差事亦作为常例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