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华为被《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外媒污名化。这些媒体一直认为华为的成功是通过投机等手段获得的，却忽视了华为从创业到如今19.7万员工的贡献。正是因为如此，《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外媒戴着有色眼镜，想当然地报道“地缘政治”里的华为。

早在2006年，在题为“天道酬勤”的内部讲话中，任正非就回应过这个问题。任正非说道：“我们没有国际大公司积累了几十年的市场地位、人脉和品牌，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只有比别人更多一点奋斗，只有在别人喝咖啡和休闲的时间努力工作，只有更虔诚地对待客户，否则我们怎么能拿到订单？”

“面对我们所处的产品过剩时代，华为人除了艰苦奋斗还是艰苦奋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我们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任正非在题为“天道酬勤”的内部讲话中谈道：“1994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通信展，在华为展台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新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这句话非常与众不同，但对华为员工来讲，这正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讲话中，任正非引用《国际歌》第二段中的一句足以说明在创业初期华为曾经的创业维艰，以及赢得客户认可的艰难。

提及《国际歌》，在中国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创作背景。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当时的法国被普鲁士击败，普军已经兵临巴黎城下。

面对战败的结局，法国政府只能屈膝投降。同年3月，法国政府军队镇压巴黎市民武装，“巴黎工人起义”由此爆发。

其后，起义工人占领巴黎全城，通过人民选举，组建了“巴黎公社”政府。被赶下台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甘心失败，于是卷土重来，发起对巴黎公社的多轮进攻。1871年5月21日至28日，公社战士与被赶下台的政府军展开巷战。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

起义失败后，作为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狄埃（Eugène Edine Pottier）创作了诗歌《英特纳雄耐尔》（又译《国际工人联盟》），以《马赛曲》的曲调进行演唱。

1888年，作为法国工人作曲家的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 Geyter），专门给《国际歌》谱写了曲子，《国际歌》的词曲就此创作完成。

1920年，文学家瞿秋白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1923年，翻译家萧三在莫斯科根据俄文转译、由陈乔年配唱的《国际歌》开始在中国传唱。1962年，《国际歌》的译文重新加以修订。(1)

纵观华为的发展历程就不难理解任正非引用《国际歌》，原因是华为的创业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2015年1月22日，任正非在“达沃斯”现场接受了BBC首席财经记者琳达·岳采访时说道：“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走向允许这种产业的存在。但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他们创业，卖馒头、做东西、卖大碗茶。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就是从这些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

对于创建华为的动因，任正非直言，创建华为源于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被南油集团(2)辞退。被辞退后，任正非被逼入绝境，不得不面临人生至暗时刻的抉择——创业或者另外找个单位就职。正在这种选择中犹豫时，深圳“18号文件”的出台让任正非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创建科技企业，实现自己的战略宏图。

所谓“18号文件”，是指深圳市《颁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见图10-1。

图10-1　《颁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该文件的出台，专门明确了“民间科技企业”，开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先河。所谓“民间科技企业”，是指科技人员自愿联合投资、从事科技开发及有关的生产、销售、咨询服务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同时也明晰了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来的民营企业的产权问题，拉开了中国科技企业追赶欧美等跨国企业，与之争奇斗艳的大幕。

看到机会的任正非随即出手，迈出了华为创建的第一步。任正非和五名技术人员一起共同出资两万元，申请创办华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仅仅两月后，华为以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就获得了深圳市政府的批准。深府办﹝1987﹞608号《关于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见图10-2。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筹备组：

关于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并原则同意公司章程。

二、该公司属民间科技企业，为责任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贰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伍年，自本文下达之日起生效。

…………

图10-2　《关于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

直到今天，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多次感叹：“没有‘18号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2015年1月22日，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任正非解释了自己创业的动因。任正非说道：

创建华为并不是在我意想之中的事情。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大精简，我们被国家集体裁掉了。我们总要走向社会、总要生产，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什么叫作市场经济。

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赚人家的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给人家钱，人家就应该把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这就是军队的行为，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有二十几个人的小国企的副经理，有人说可以买到电视机，我说好，我们就去买，我们把钱给人家了，人家却说电视机没有了。

这样我就开始要追讨这些款，追这些款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并且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我们乱搞，不给我们钱，让我们自己去追款。在追款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我就把自己能找到的所有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些法律书中，我悟出来市场经济的道理：一个主体是客户，另一个主体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

我不可能创造客户，因此我们第一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第二要熟悉交易的法律诉讼。我们那个时候钱很少，还把代理业务做得溜溜转。那个时候我们很缺钱，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货源就寻求货源，我们就给人家做代理。

这个阶段走起来，我们就慢慢地摸到什么叫作市场经济这条路了。当时国有企业干得不好，人家又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我要把这个公司的债务追回来。然后，我能领着这个公司前进，人家也不要我。最后“科委”说，你出来吧，你搞的都是大项目，不成功的。你就先搞小的。我就出来了。我出来后认为通信市场这么大，机会这么多，我搞一个小的总有机会吧。

由于幼稚，我才走上了这条路。一个碗扁一点没有关系，卖便宜一点，照样可以吃饭。但是通信产品，稍稍有点指标不合格，是全程全网的问题，会导致全世界通信出现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生意。

这样的话就对一个小公司是极其残酷的，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怎么可能？我们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后退，因为我们没有钱了，不可能后退，所以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这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我们就被逼上了梁山。(3)

在这段对话中，任正非直言，随着社会的变革，尤其是裁军后，他不得不转业。其后，由于他不适应当时的经商环境，结果栽了跟头后才开始创业的。

初创阶段的华为与其他创业企业一样，为了活下去，可以说是什么行业赚钱就做什么行业。

对于这一点，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隐讳地讲，做代理既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也解决了货源问题。在当时，尽管华为名为技术公司，但是经营的都是贸易，根本也没什么方向，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在初创时甚至卖过减肥药。有一次，任正非听说在深圳销售墓碑的生意很火，赚钱快。任正非决定，立即派人去调研。

在一连串试错的项目后，华为迎来了发展的转机。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辽宁省邮电局农话处一位处长的介绍，任正非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即单位里转分机的小型交换机），华为由此与ICT结缘。

经过十多年的技术积累，华为开始尝试国际化。对于海外市场的成功拓展，2015年，在“与任正非的一次花园谈话”中，任正非说道：“华为文化不是具体的东西，不是数学公式，也不是方程式，它没有边界。也不能说华为文化的定义是什么，它是模糊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提法，与东方的‘童叟无欺’、西方的‘解决方案’，不都是一回事吗？这不是也以客户为中心吗？我们反复强调之后，大家都接受这个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落实到考核激励机制上、流程运作上……员工的行为就被牵引到正确的方向上了。我们只想着为客户服务，也就忘了周边有哪个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冲上来，最后就看谁能完成这个结果，谁能接过这个重担，将来就谁来挑。我们还有一种为社会做贡献的理想，支撑着这个情结。因此接班人不是为权力、金钱来接班，而是为理想接班。只要是为了理想接班的人，就不用担心，他一定能领导好。如果他没有这种理想，当他‘捞钱’的时候，他下面的人很快也是利用各种手段‘捞钱’，这个公司很快就将崩溃了。”

“全球超过10亿用户使用华为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已经进入了100多个国家，在海外很多市场，我们刚爬上滩涂，随时会被赶回海里。”

在海外市场中，华为的拓展始终较为艰难，不仅遭遇了思科等跨国企业的多次阻击，还以“知识产权”为由起诉华为。

2003年1月23日，思科公司正式起诉华为及华为的美国分公司，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知识产权。在起诉书中，思科的诉状包括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抄袭思科的源代码。

第二，抄袭思科的技术文档。

第三，抄袭思科的“命令行接口”。

第四，侵犯思科公司在路由协议方面至少五项专利。

思科的发难，试图通过美国的法律禁令打压华为，甚至以此来阻止华为继续拓展美国市场。为了打压对手，就以诉讼营销的手段恐吓对方，这是跨国企业一贯的做法。在此次诉讼中，思科就其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要求华为予以经济赔偿。

面对思科的诉讼战争、媒体战争，当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华为公关部发给新浪科技一份声明，全文如下：

2003年1月23日，中国深圳。

就思科公司于2003年1月23日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所发出的新闻稿，华为公司声明：本公司正与法律顾问咨询，着手了解并解决此事，目前暂不做评论。

本公司希望强调：华为及其子公司一贯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并注重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一直坚持将不少于年收入10%的经费及超过10000名工程师投入研发中，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作为负责任的企业，无论在何处运作，公司都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公司坚信合作伙伴关系、开放合作以及公平竞争的价值，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

华为及其子公司的业务运作正常进行。公司的关注点仍然是自己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4)

此次诉讼并非一时性起，而是有预谋的阻击战。针对此次诉讼，华尔街分析师直言不讳地称，这场诉讼的实质是作为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的思科，觉察到日益崛起的华为科技已经对自身的市场地位构成威胁。

2003年1月，时任思科公司CEO约翰·钱伯斯就曾表态，思科将采取行动，不会将低端网络设备市场拱手让给产品价格较低的竞争对手。这里的竞争对手指的就是华为。约翰·钱伯斯毫不隐讳地介绍称，以华为为代表的亚洲网络设备厂商将给思科带来新的挑战。

华尔街分析师认为，对思科来说，戴尔对思科的威胁主要在美国市场；华为对思科的威胁则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在亚洲。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世界市场公司的分析师史蒂夫甚至更为激进，他认为，华为对网络设备市场的长期影响就像丰田和本田两家公司对汽车的影响那样。

史蒂夫分析师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从1999年华为推出数据通信产品以来，华为与思科的竞争就已经箭在弦上。在中国市场，不管是服务器、路由器，还是以太网等主流数据产品，华为的市场占有率成倍增长。

截至2002年，华为跑马圈地后，思科在中国路由器、交换机市场的垄断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已经被华为逼成平手。此刻的华为，已经成为思科在全球的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

思科之所以畏惧华为攻占美国市场，是因为思科创立以来的“看家法宝”集中在路由器、交换机等数据产品，是思科的“王牌部队”。思科不可能在主场让自己的王牌倒在对手的剑下。

在约翰·钱伯斯多年经营下，思科在全球数据通信领域市场上，已经拥有70%的市场占有率。虽然如此，在约翰·钱伯斯看来，“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但是华为不断地推出自己的数据通信产品，以及以“鸡肋战略”深耕国际化市场。

此刻，约翰·钱伯斯已经明显地觉察到，华为对思科的威胁已经不仅是在中国市场，而是开始从亚洲、非洲市场蔓延到全球市场。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华为国际化的路径走得相当艰难，其中残酷的竞争是很多中国企业经营者无法想象的——华为面对的是来自全世界发达国家的通信巨头，这些巨头有的拥有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积累；有的拥有欧美数百年以来发展形成的工业基础和产业环境；有的拥有发达国家的商业底蕴和雄厚的人力资源、社会基础；有的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研发体系；有的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全球著名的品牌；有的拥有深厚的市场地位和客户基础；有的拥有世界级的管理体系和运营经验；有的拥有覆盖全球客户的庞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

面对激烈的竞争格局，面对众多通信巨头完善的技术，以及经营多年后形成的市场壁垒，摆在华为面前的只有艰苦奋斗一条路可走，几乎没有任何捷径。

事实证明，对任何一家中国企业来说，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为支撑，该企业是难以长久生存的。由乐显扬创建于中国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的同仁堂，自创办到公私合营，经营时间300多年，传承10代。在这300多年的发展中，乐家及同仁堂至少有上百年时间处于常常遭遇经营困境的情况。由于家族企业本身的艰苦奋斗等优势，同仁堂能够顽强地活了下来。

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艰苦奋斗都是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道：“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著称于世。我们的古人早就讲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这些警世名言，今天对我们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同样，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企业，也是难以长久生存的。在华为，任正非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艰苦奋斗的重要性。任正非介绍说：“我们现在有些干部、员工，沾染了‘娇骄’二气，开始乐于享受生活，放松了自我要求，怕苦怕累，对工作不再兢兢业业，对待遇斤斤计较，这些现象大家必须防微杜渐。不能改正的干部，可以开个欢送会。全体员工都可以监督我们队伍中是否有人（尤其是干部）懈怠了，放弃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对我们高层管理者。我们要更多地寻找那些志同道合、愿意与我们一起艰苦奋斗的员工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要唤醒更多的干部员工认识到艰苦奋斗的重要意义，以艰苦奋斗为荣。”

在任正非看来，华为不仅强调勤奋，也强调巧干。这就是要通过坚持不懈的管理改进和能力提升，提高华为的工作效率和人均效益。这些年来，华为一直在流程、组织、IT建设等方面持续地变革和优化，努力推动管理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过，华为与欧美的跨国企业相比，在全球化管理体系的成熟度和管理者自身经验和能力上，仍然存在巨大的明显差距。

为此，任正非形象地说：“我们从青纱帐里出来，还来不及取下头上包着的白毛巾，一下子就跨过了太平洋；腰间还挂着地雷，手里提着盒子炮，一下子就掉进了TURNKEY（一站式方案）工程的大窟窿里……我们还无法做到把事情一次做正确，很多工作来不及系统思考就被迫匆匆启动。”

任正非有这样的看法，源于华为管理效率不高，这就造成了华为压力大、负荷重。面对残酷的国际竞争，任正非坦言：“我们必须提升对未来客户需求和技术趋势的前瞻力，未雨绸缪，从根本上扭转我们作为行业的后进入者所面临的被动挨打局面；我们必须提升对客户需求理解的准确性，提高打中靶心的成功率，减少无谓的消耗；我们还要加强前端需求的管理，理性承诺，为后端交付争取到宝贵的作业时间，减少不必要的急行军；我们要提升在策划、技术、交付等各方面的基础积累，提升面对快速多变的市场的准备度和响应效率。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好的策划，谋定而后动，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并在组织内传播共享。”

任正非补充道：“我们始终认为华为还没有成功，华为的国际市场开拓刚刚有了起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以往更严峻。全球超过10亿用户使用华为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已经进入了100多个国家，在海外很多市场，我们刚爬上滩涂，随时会被赶回海里；网络和业务在转型，客户需求正发生深刻变化，产业和市场风云变幻，我们刚刚积累的一些技术和经验又一次面临自我否定。在这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决不能分心，不能动摇，不能因为暂时的挫折、外界的质疑，动摇甚至背弃自己的根本。否则，我们将自毁长城，全体员工十八年的辛勤劳动就会付诸东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究其原因，华为作为一个正在海外开拓征途中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其历程注定是艰难的，但是意义也将是非同寻常的。为此，任正非说道：“幸福不会从天降，全靠我们来创造，天道酬勤。”

(1) 宋士锋：《〈国际歌〉中文译配版权应属瞿秋白》，《文史精华》2014年第14期。

(2) 深圳南油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8月8日，是由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中国南油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及中国光大集团共同投资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

(3) 任正非：《任正非达沃斯演讲实录：我没啥神秘的，我其实是无能》，凤凰科技，2015年1月22日，https://tech.ifeng.com/a/20150122/40955020_0.s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10日。

(4) 新浪科技：《新浪独家：华为公司就思科起诉华为发表声明》，新浪网，2003年1月24日，https://tech.sina.com.cn/it/w/2003-01-24/1531163078.s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