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

陈卿诸兄：

前回您来谈及您和好几十位同学打算集资把胡适之先生前几年所编的《国语文学史》讲义排印出来，恰巧有文化学社邵砚田先生愿意承印；也好！可惜我补编的那些材料，因为事隔数年，再也找不出来了；仅仅找出来一些校订的原讲义，其中也略有几处增补的，已经交给邵先生去了。

他这部讲义从汉、魏、六朝编到南宋为止，没有头尾，只是文学史的中段。他的初稿是民国十年（1921）给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编的。他写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正当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半，这一年就与金圣叹的这两句话同时完了，他还在讲义稿上作了一个纪念。国语讲习所是两个月毕业的；过了年，不久就举行毕业式，不但他的讲义编不完，就是我的《国语文法》，《国语教学法》，还有钱玄同先生连编带写石印的《声韵沿革》，也都是戛然中止的。这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假使那时候的部章把国语讲习所定为四个月，我想他这部书的工作一定完成了。

次年（1922）四月，我在天津的直隶国语讲习所讲演，胡先生也来到，他在旅馆里把这讲义的章节次序移动了一些。那年十二月，教育部办第四届国语讲习所，他又把它删改了几处—这就是现在付印之本。那年的国语讲习所已成强弩之末了；各省派来的学员大不如前三届之盛了，在京投考的也不多了，教育部也渐渐的闹穷了，从前的石印讲义也改为油印了，现在你们付印的就是这种很不清楚的油印改订本。自然，那时大家都没有兴致把各种讲义继续编完；这第四届也就是教育部最末届的国语讲习所了。

自此以后，我在北京师范等处有时也讲讲国语文学史，就把他的改订本再改订增补了一些，印作临时的讲义，也始终没有弄成一部首尾完备的书。我屡次向他提及，希望他自己破点儿工夫编成，但他的计划改变了，打算编一部完全的中国文学史，不限于国语一方面。前年（1925）夏天，我在中央公园看见他，问他《胡适文存二集》中，连那些《努力》的“这一周”无关轻重的短评都收进去了，何以不在《国语文学史》中间挑选几章精当的收进去？他才恍然，说当时可没有想到这一点。可见这部讲义并非他称心得意之作，所以自己不大注意；而我给弥缝补苴的那些材料，更不过为一时教授上的便利计，尤其不值得注意，所以到现在也就并无存稿。

但民国十二年（1923）商务馆也出了一部凌独见先生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凌先生就是第三届国语讲习所毕业的，他曾写信叫我作了一篇序（用注音字母写的）；序中说“他搜集材料很不少，很足表示他读书的勤快”。他自序也说他编这书的目的是在勉励自己读书；这不过是一部“读书录”罢了。我倒赞成他这句话。所以，学校里要教《国语文学史》的，想得到胡先生原来的讲义的还很多，虽然是首尾不完之本。只因没有得到著作者的许可，书坊里不敢出版；此次你们印作自己的参考讲义，我想没有什么问题（似乎北大和师大都曾经油印过的），不过正式出版，作为定本，那就要等胡先生回国之后再说。

现在我索性把我对于国语文学史的见解和对于这部讲义增删参校的经过分作六条，写在下面：

（一）秦以前（纪元前200以前）这讲义不从秦以前编起，却把汉、魏、六朝标作第一篇，当时沈兼士先生在《晨报副刊》上曾经提出抗议；后来凌先生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自序》中也要说，他和胡先生的意见大不相同，他是主张从唐虞编起的；我教这书的时候，也曾经补编了好几段秦以前的材料，大约就是《诗经》、《楚辞》之类和先秦诸子中杂有方言的一些词句。现在一想，《国语文学史》断自秦、汉，在胡先生确有相当的理由。他开场几句话就说明了：“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因为语文分歧，愈歧愈远，所谓中国文学史者，只让“文”的一方面独占了二千多年，“语”的一方面的文学，简直无人齿及，所以有特编《国“语”文学史》之必要；所以《国语文学史》要托始于语文初分歧之时代—战国、秦、汉间—而语文未分歧以前和既合一以后就不一定划入范围；所以他第一篇第一章的标题是“古文是何时死的？”古文未死，便是国语；古文已死而秘不发丧，叫国语退匿民间，不得承袭“文统”，乃特编《国语文学史》，以发潜德之幽光。并且这是“文学革命”之历史的根据，或者也含有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

战国、秦、汉之际，语文分歧，古文死了；那么战国以前，语文果然合一，古文果然是活着的吗？鄙见以为不然。战国以前，语文不但够不上说合一，而且够不上说分歧；后之所谓古文，在当时当然不以为“古”，但也说不上“活”—不是已“死”，乃是并不曾“活”。这种推定，完全是一种“唯物史观”，很容易明白的。第一，书契初兴，只是一种极简单的符号，其备忘表意的作用，比以前“结绳”的办法不过略胜一筹，岂能把整套的语言曲曲传出？说到语言，虽在太古，决不会像这路符号的简括；初民从习用的语言中，早已直接产生了文学，就是歌谣。但只能在口头耳畔相欣赏，到后来才传到竹帛上去，有些自然是伪造的，其不伪的，也一定失了本来语言的真面目；何况汉字这种符号，始终脱不了“结绳性”，是不能活泼泼地拼切古语，保留旧音的！即如《吴越春秋》（卷五）所载太古孝子作弹守尸的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据刘勰说，这歌起于黄帝之世（要是靠得住，可算歌谣之最古者，向来选录古逸的也多把它冠首），是最早的一首“二言诗”；但现在调查各地歌谣，全首都是两个字一句的实在不经见，并且唱起来的音节也不合式，所以明黄生批评刘氏“此言未知诗体”，以为“必四言成句，语脉紧，声情始切；若读作二言，其声啴缓而不激扬，恐非歌旨。”（见《义府》卷下）我想二言诗虽不是口里所有的，却是纸上能有的。现有一个比例：我们家乡湘潭地方，乡间道路多未修，满是黏土，民间为之谣曰，“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清光绪中，王闿运先生仿《汉书》重修《湘潭县志》，在“八志”中的《地理志》内引了这首歌谣，他老先生却把它改为“雨糟；晴刀”两句二言诗了！但湘潭人谁都知道是绝对的五言。近人所以要如此者，是求句法的简古；前人所以要如彼者，也是求符号的简省：原因固然不同，其求“简”而不能密合语言则一，何况汉字这种符号，始终脱不了“结绳性”，比无论何种文字都要繁难，记载时的求简，更是人情之常了。（《诗经》的《国风》虽是采自民间，可以入乐的，我疑心有些不好念的四言篇章，也曾经受了当时诗人的斧削）。第二，上古时的“文房四宝”又是何等艰贵而笨拙啊！纸，最初用竹片儿和木板，“简”、“策”、“簿”、“籍”字都从“竹”，“札”、“椠”字从“木”，“牍”、“牒”字从“片”，至今物换而字未改；直到春秋、战国间，才用缣帛（“竹帛”二字连书，始见《墨子·明鬼》篇和《韩非子·安危》篇）；至于“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创制的“蔡侯纸”，是纪元后105年才得到政府的褒奖的（见《后汉书·蔡伦传》）。笔呢，当初用刀（但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刀是削牍的，不是刻字的），“兔毛笔”相传是秦蒙恬才创造的（见晋张华《博物志》）；墨是用的真“天然墨”—漆，后又发明一种石汁，到魏晋时才知道把漆烟松煤造成“墨丸”，在“凹心砚”上磨而贮之（见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四库书目》作《洞天清录》）。总之，从春秋到战国，“百家争鸣”，那些著述家却都是伏在极矮极矮的杌子上，拿一枝没有兔毛嘴的小竹管儿，点着漆，在那贵重的缣帛上（或刨得很平滑的竹片儿或木板上）一笔一笔的使劲写，现在想来，真费钱！岂但费钱，且不免如金圣叹批《续西厢》的话，“费手，费饭，费寿”呢。那么，省一句是一句，省一字算一字；改复词为单词，化散文成韵语，其动机不必在文学上，实是在经济上。试想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还能委婉曲折的写出语文合一的东西来？“文房四宝”进化了，才够得上有写语体文的资格；后来印刷术也发明了，所以唐、宋以后，文愈繁，书愈多；元、明以来，可以产生那么博大的长篇白话小说；近来铅印石印的机器输入了，所以每天能出四五大张几万份的报。语文合一，到此也就没有物质上经济上的障碍了。然而这几年语体文虽通行，却还没有打白话电报的（不费钱的骈文官电不在此例），可见语言和文学上的唯物史观是不会错的，而秦以前的语文不能合一与竹帛上不能有纯粹的活文学也是无可疑的。

不得已而求其比较的接近活语言，又足以表达出一般平民的悲欢哀怨的，来补充这个长时代的国语文学史，《风诗》，自然是很可宝贵，应该首当其选的了，这是北部和中部的民间文学；南部的就是《楚辞》，如九歌之类，也可入选。至于先秦诸子的学术文，和《左传》《战国策》等记事文，虽不是纯文艺，但多富于文学的趣味；文体虽不能与当时语言密合，但确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普通文体，绝非秦、汉以后勉强保持强迫摹仿的死文学可比，而且所用的词头也大都是从当时语言中直接采取的；把它们算作近语的散文，实无不可。再往上推，《尚书》中的《盘庚》《大诰》之类，也可说为上古的语体散文。这都可以补选作秦以前之材料的。

（二）汉魏六朝（第一编约当纪元前200至后600约八百年间）中国实行“国字统一”的政策，在筹备“国语统一”之前二千二百年，主持者是秦始皇和李斯；中国实行“文体复古”的政策，也在提倡“文学革命”之前二千一百年，主持者是汉武帝和公孙弘。这都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秦皇、汉武的这种功业，实在比那些并吞六国，置南海、桂林、象郡，通西南夷，通西域等等，还要雄伟；而近几年来这种运动，也实在比“五四运动”，“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其关系还要重大。本编第一章特述秦皇、汉武这两件事，可谓史眼如炬。

自从汉武帝用通艺补官的制度，推行“古体散文”用作全国统一的应用文体，同时提倡一种最时新的美术文—从《楚辞》变化出来的“赋”，此后二千余年间，庙堂上都依着这个例演化许多贵族文学；所谓“国语文学”者，其源头大都起自民间，大都是各时代从民间涌现出来的“反庙堂”的文学潮流，即如当汉初提倡“古体散文”和“词赋”的时候，民间的“歌谣”和“五言诗”也在那儿蓬蓬勃勃的盛行，这是绝不受庙堂体制之拘束的。最可怪者，它们的势力很大：“赵代秦楚之讴”，汉武帝也不能不爱，甚至于特设一条采访编制演习的衙门，叫做“乐府”，后来衙门的名称竟化为这种民间文艺的名称了；五言的《古诗十九首》以至《孔雀东南飞》等，大约都是民间之“讴”而经过当时好事的诗人之斧削的，斧削它，为的就是爱它，其动机和后来施耐庵（？）斧削罗贯中的《水浒传》而成今本《水浒传》，罗贯中斧削《三国平话》（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元建安虞氏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之一，最近有影印本）而成《按鉴演义三国英雄志传》，毛宗岗又斧削罗书而成今本《三国演义》一样。尤可怪者，它们的势力更进一步居然可夺庙堂文学之席：五言诗到了汉末，进而至于六朝，遂成文人学士最典重最流行的诗体；唐人的拟乐府，也不复视为民间之“讴”了。到此，五言诗和乐府的命运也就告终，民间又涌现别种体裁的文学潮流，轰腾澎湃的侵入庙堂了。这些关系和变迁，须合三四千年来绘成一图，便能一目了然；这图便算国语文学史的一个提纲挈要的引论，也算一个系统分明的目录（在最近的过去，我曾制有一个《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内有一栏是表明文学潮流的，可参考）。

这讲义的第一编第二章，就是讲“汉朝的平民文学”（纪元前100～后200，约三四百年间），所引的例不多；末了引的《孔雀东南飞》，我教学生时，曾把全文分段补入（《罗敷行》本不长，原文也未全引，我也补足了）。第三章讲“魏晋南北朝的平民文学”（200～600，约四百年间），这章比第二章编得有章法些，他把南朝的儿女文学和北朝的英雄文学分别得确有证据。《乐府诗集》里所收梁《鼓角横吹曲》六十五首和《木兰诗》二首（第二十五卷，《横吹曲辞》五），实在都是北方的民间文学，此外也还可以分析一些出来；因为史家多把南朝当正统，所以那时一切都是以南统北的。这种南北不同的情趣和风格，直到最近的长篇小说还是如此：北派爱说英雄侠义，南派爱说才子佳人（可参考胡先生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九章和拙制《潮流图》十九世纪栏）。这章中原文对于《木兰诗》也是节引，我也补足了。现在初级中学的国语科，《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大都是教过的（《木兰诗》已有乐谱，高小学生都能唱），这讲义中引入全文，也有多少方便之处。

（三）隋、唐、五代（第二篇约当纪元600～960，大约四百年间）隋朝和秦朝一样，年代太短，附作南北朝的收尾也可，提作唐朝的开篇也无不可。唐朝可算中国文学史的黄金时代了。单就民间文艺的影响看来，其势力也特别的大：初期的七言绝句（五言不便唱，所以不如七言的流行），晚唐的词，其潮流从民间侵入庙堂，简直和汉、魏的五言诗与乐府演了同样的公式；印度佛教潮流从魏晋间起，一天一天的涌进来，晚唐禅宗的白话语录，渐流行而为讲学家书札讲义等应用文；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等，经有名的文人修饰润色而成为竹枝词和短篇小说之类，后来竟收入他们专集的，也不在少数（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写本民间文艺，还是未经文人修饰的，有一部分印在罗振玉先生的《敦煌零拾》和刘半农先生的《敦煌掇琐》上辑中）。就说到“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他的“古文”也实在是“托古改制”；当时所谓为古文者，因为要和庙堂的骈体文为敌，故不得不再古一点，拿《六经》《语》《策》《史》《汉》之文来作高压式的对抗，其实韩、柳等人之文又何尝真做得和《六经》《语》《策》《史》《汉》等一样呢？虚字的运用，语句的结构，多少受了些当时人们通用的语言的影响，这也不能不算民间的势力了。到了五代十国，那些“皇帝词人”，竟完全服从平民了（可参考拙制《潮流图》第七世纪至第十世纪栏）。

这讲义第二篇的章法比前篇更好，他把向来批评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由盛而衰的旧说完全翻案；就文学的原理和上文所说民间势力的公式看来，确是颠扑不破的。第一章论“盛唐”，带叙初唐。（开国至武后时为初唐，620～700，约八十年间；开元、天宝时代为盛唐，700～750，约五十年间。)第二章论“中唐的白话诗”，白居易和刘禹锡自然是强有力的证人。第三章论“中唐的白话散文”，其中有一个韵文散文五条支路的变迁表，最宜注意；禅宗语录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达的。（大约肃，代，德，宪，穆，武诸朝为中唐，750～850，一百年间。)第四章论“晚唐的白话文学”（宣宗以后至唐亡，850～906，约五十年间)。第五章论“晩唐五代的词”（五代从906算至975宋灭南唐止，约七十年间)。在五代的词内，我教的时候，曾经删去他所引的荆南孙光宪的《浣溪纱》一首，南唐张泌的《江城子》一首，因为其中有过露的艳句，用在讲堂上有时不大相宜，若给那些所谓“教育家”看见了，尤其觉得碍眼，只得割爱。仔细想来，前编第三章所引的《子夜歌》《读曲歌》等，其中如“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这种艳体，为何不删？再进一步说，若补选几篇《诗经》如《召南》中的“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读经的子弟们早已能脱口而出，为什么二千年来的教育家都不觉得碍眼呢？呜呼噫嘻！我知之矣！这完全是由于古今语之不同：五代词中用语和现代语快相近了，前乎五代五六百年的“欢子”已经作古，便不如五代的“娇姐姐”“好哥哥”那么“下流”，那么碍眼；至于前乎南北朝一千年的《诗经》，其词句非训诂便不可晓，不管他讲的是些什么“下流话”，总不会碍眼的。总而言之，这叫做“掩耳盗铃”罢了！然后叹二千五百年前的郑子皮在国君和外宾宴会的席上高唱这《野有死麋》的末章真不可及；古今人度量之相去一何远哉！

（四）两宋、金、元（第三编当纪元960～1370，约四百年间）当五代时，中国四分五裂，战乱相寻，但在中国的文化史，学术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是一个绝大绝大的关键；这并不是说那些“皇帝词人”有这么大的关系，乃是印刷术在那个时代由发明而推广，便把那个时代划为古今学的一条大鸿沟。近代古学大师，常说他唐以后书不读；就读了，也并不据为典要。例如清朝的杭世骏要给汉朝扬雄的《方言》作续编，这当然要续到他自己的时代才是，但他的《续方言》中所搜的材料只到唐朝，因为唐代的典籍还可证古，宋以后便不古了；马建忠仿“泰西葛郎玛”撰《文通》，举例也止于唐。这种风气，实在就起于宋朝；宋人一切学术思想和文学，其风尚，其旨趣，已和唐人大大的不同了。唐人虽尊古，却不一定主张复古（除韩、柳“古文”的旗号外），著述也不重考古，他们事事都具有时代性。宋人便以复古考古为风尚：明明是印度化的“道学”，却要推本于唐尧、虞舜“十六字之心传”（？）；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把正体，通体，俗体三种并列，宋张有便非“复古”不可；魏张揖的《广雅》是续《尔雅》的，宋陆佃的《埤雅》却不敢说“续”《尔雅》而要“辅翼”《尔雅》了（但他还采了一些当时俗语，后来古学家却大不谓然，到了明朝的《骈雅》，清朝的《别雅》等，更是专以考古为归，全不具当时的时代性了）：似此例证，不可胜举。总之，由五代至北宋，是古学今学的大鸿沟；这个原因，我又要把“唯物史观”来妄作解释，常言道得好，“物以少为贵”，写本的书不易成，不易得，不易多，不易传，到了宋朝印刷术普及了，汗牛充栋之势渐成，才觉得从前残篇断简之可贵，尊古卑今是古非今的心理，就此逐渐酿成了。然而在文学方面，民间的势力却始终没有受这种复古风气的影响，且因书籍易得，教育较易普及之故，民间文学的内容和程度实在比从前高。讲历史故事的“平话”出来了，渐渐演成几十百卷的长篇小说，竟作了平民教育的重要工具。词到两宋，作家蜂起，虽因古典盛行而渐老死，但在北方又变出新花样来，这便是“曲”：金朝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就是现今大鼓书的嚆矢；“小令”、“套数”的低唱高吟还不够那时“平民的贵族”（如蒙古王公之类）的欣赏，便扩充为连唱带做，一本四幕的“杂剧”，后来更演化而为好几十出雄伟繁缛的“传奇”了。金元时代的国语文学，是最能表现平民与文士合作的精神的。这实在也是受了印刷术发达，使文化易于下逮并易于交换的影响（可参考拙制《潮流图》第十一至十四世纪栏）。

可惜这讲义的第三编只把两宋的诗、词、语录三种白话作品编次出来，这些都还是唐五代的潮流，有的涛势方张，有的余波未已；至于平话和金元的曲，还未述及，这讲义便终止了。可是这第三编的分量，竟占了全部讲义的二分之一。第一章《绪论》，略述宋初的庙堂文学和古文运动；第二章《北宋诗》，他对于“江西诗派”也是一种翻案的批评；第三章《南宋的白话诗》，陆游等四大家实在比北宋的邵雍辈更趋重自然，真做到“做诗如说话了”；第四章《北宋的词》，第五章《南宋的白话词》，他对于词家正宗的姜夔，吴文英辈，也下了翻案的批评。这五章都是他自己的改订本，其中所引诗词的例，比他的原本少些，我教的时候，因为材料已经不少，就没有按原本补上。至于第六章《南宋的白话语录》，这次付排的油印改订本中并没有，是我按照第一次石印原本割截凑合的，因为这章所引北宋禅师克勤和宗杲两家的语录，固是绝妙的白话说理文，而南宋朱、陆两儒家的语录，也是国语文学史中不可不举例的。第七章《南宋以后国语文学概论》，是原本的第十三讲，在他的改订本中已被删去，我觉得这一讲恰好可作这部未完的讲义的结论，所以题作第七章，附于本编之末。于是《国语文学史》告终。

平话小说，小曲，戏剧，这讲义中虽付阙如，但这第七章的起首一段，说这三门都是北方的出产品，有很精约的论断。我再简单的介绍几部书作研究参考的材料：平话有《新编五代史平话》（武进董氏影刊本，这是后来历史演义的起源），《京本通俗小说》（上海蟫隐庐《烟画东堂小品》本，共七卷，这是后来不贯串的章回体故事小说的起源），《三藏取经诗话》（罗振玉氏影印日本本，这是《西游记》的蓝本），《大宋宣和遗事》（《士礼居丛书》本，这是《水浒传》的蓝本），这四种确是宋代的“话本”，除《宣和遗事》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外，原本都不易得，但近来商务馆却都排印了新式标点的单行本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十三两篇是叙述宋元话本的，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第十六章《中国小说第一期》，都可参考。小令和套数有《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商务馆《四部丛刊》影元刊本）和《阳春白雪》（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前种较易得。杂剧有《元曲选》（商务馆影印本，共一百种）。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文学大纲》第十五章《中国戏曲的第一期》都是重要的参考品。—我用这讲义时所补选的材料都不见了，记得每种都选了一些，例如《三藏诗话》选了“人参果”一段，便把《西游记》的第二十四节附于后；《宣和遗事》选了“生辰纲”一段，也把《水浒》所记的节附于后。参考品如《宋元戏曲史》，便选了《元剧之文章》一章。现行坊本国语教科书中知道选这路材料的还很少，只有商务馆《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六册选了元雎景臣《汉高祖还乡》的“套数”一篇，又《高中古白话文选》第二册选了王实甫《西厢记》“杂剧”三出；“小令”中许多绝唱，竟还没有选的。

（五）明清迄于民九（纪元1370～1920，约五百五十年间）讲义没有了，我也恕不多谈了。这一期的民间文艺，却真渐渐的形成现代的国语文学了。最要注意的是那几部脍炙人口的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这讲义第三编第七章，也把明清六百年间小说的演进论了一个大概。胡先生对于那些有名的小说，其中十二部都有精心结撰的考证，序，传，年谱等。我今略依时代胪列于左（下），以便参检：

（1）吴承恩的《西游记》（十六世纪）有详细的考证，附录董作宾先生的《读西游记考证》，又胡先生的《后记》两则（就印在亚东图书馆分段标点本的卷首；以下各篇都准此。本篇并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2）施耐庵（？）的《水浒传》（即七十回本，约十六世纪）有详细的《考证》和《后考》（并收入《文存》卷三）。

（3）征四寇（即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的第六十六回以后，约十七世纪）。

（4）陈忱的《水浒后传》（十七世纪）这两书，亚东本印在一起，题为《水浒续集两种》，他有一篇《序》（并收入《文存二集》卷四）。

（5）毛宗岗的《三国演义》（十七世纪）有《序》（并收入《文存二集》卷四），还有钱玄同先生的一篇序。

（6）曹霑的《红楼梦》（十八世纪）有详细的《考证》（并收入《文存》卷三），附录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又胡先生的《跋红楼梦考证》两篇（并收入《文存二集》卷四）。

（7）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十八世纪）有《传》（并收入《文存》卷四）和《年谱》（并收入《文存二集》卷四）。

（8）李汝珍的《镜花缘》（十九世纪）有详明的《引论》（并收入《文存二集》卷四）。

（9）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十九世纪）有《序》。

（10）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十九世纪）有《序》。

（11）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十九世纪）有《序》。

（12）刘鹗的《老残游记》（二十世纪）有《序》。

他这种考证的工作和成绩，称得起“前无古人”；我们把这些文章依次看完，尽够国语文学史中近代小说专史大部分的资料了。再把《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以下作为参考，则除上列十二种以外之各类小说，都可得其来源去路。至于戏剧，从明初的“五大传奇”经“昆曲”而变化到“京调”，材料可真不少；但还没有较好的戏剧史，姑且参考参考《文学大纲》罢（明以来的戏曲总集和专集等，《文学大纲》每章后都附有书目，重要的都有，我这里不介绍了）。小说戏剧之外，这一期再没有特别生色的国语文学了；诗，词，小曲，散文等，虽也间有使用国语，接近平民的，但都不及小说戏剧的清新和伟大，可以不必多谈了。—中学教科〔书〕的现行国语文选本中，选到《水浒》《三国》《西游》《红楼》《儒林外史》《镜花缘》，以及《老残游记》《文明小史》的，只有中华书局的《初级国语读本》，商务馆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高中古白话文选》三种。但选生存人白话作品的便多了。这是因为时代较古的白话词头没有相当的词书可查，注释讲解，都不容易，所以不敢多选。又《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六册，选了明施绍莘《花影集》中一篇《吟雪》的套数，高明《琵琶记》的“吃糠”一段，《六十种曲》中《牧羊记》的“望乡”一段，王世贞《鸣凤记》的“写本”一段，在坊本中，算较为特别的。

明清两代到民九（1920）的五百五十年间，这讲义都付阙如，但那最后的五十年，却有一篇最适当的文章可以补入，就是胡先生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申报五十年纪念册》，并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二），这是疑古玄同先生提醒我的，我今就献计给你们罢。他这篇是民十一（1922）做的，从“桐城派”的“中兴大将”曾国藩去世的那一年（1872）叙述起。其中第九章评论北方的评话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和南方的讽刺小说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刘鹗的《老残游记》等，可与《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八两篇参看。原文于李宝嘉、吴沃尧的事迹不详，《小说史略》稍详；我偶尔得到一篇合传，也一并送给你们作他俩事迹的参考。第十章叙说民六（1917）以后的文学革命运动和国语文学的成功，是很要紧的一段历史，不可不补入这讲义的。

民九到现在，不过六七年工夫，国语文学界种种进行的事实，都在眼前，不用举证，我的意见也就写到这里为止了（若要得到最近的一个概观，也可参考拙制《潮流图》的二十世纪一栏）。

我想这讲义的原稿既是很不清楚的油印本，我的校订本也写得一塌糊涂，印刷局的校对先生们又大都不免“低能”，恐怕要错得不可究诘；末校还是由您自己担任为妥，否则勘误表是很要紧的。

听说胡先生在欧洲行踪无定，不久便要赴美，我写给他的信也就可以不发了。好在本年上半年他是要回国的，见面时再替你们报告也行。所印份数不可太多，让文化学社能收回纸张印刷费就得。

春祺！

黎锦熙二月十六（元宵节），十六年（1927）

黎锦熙先生部分著作封面图如下：

1924年商务印书馆 《新著国语文法》初版封面

1933年商务印书馆 《国语运动》封面

1955年商务21版 《新著国语文法》封面

2011年商务印书馆 《国语运动史纲》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