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瞿秋白（1899～1935）到苏联。当时苏联为扫盲需要，开始给很多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瞿秋白受此影响，考虑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写了《拉丁化中国字》草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再次到苏联。他和吴玉章一起研究，于1929年写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这是一套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瞿秋白回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王相宝等人与苏联语言学者一起起草中国话的拉丁化新字母方案。当时苏联正在推行“彻底消灭文盲，普及初等教育”的运动，他们的方案就用于在苏10万中国工人的扫盲教育中。

图7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表决票样票（正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表决票正面依次印有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和壮族八种民族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表决票”字样。（只有最下边的壮文是新创文字）

瞿秋白回国后，与应修人等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他批判赵元任主导的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同文政策”，认为普通话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用“同文政策”强制实现：

现在最适当的办法，是适应着自然发展出来的普通话，制造一种新中国文——用罗马字母拼音的文字，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同时，只要有必要，可以用这种字母同时制造拼音的广东文、江浙文、福建文……这才是发展民众文化的道路。（《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载倪海曙《中国语文的新生》）

他还主张以“北方普通话”（蓝青官话）而不是北京话作为语音标准；反对标出声调，这样才“可以使新中国字的拼法得到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这些主张与当时民国政府主导的以国语统一为基础、“京音京调”的文字改革潮流是不同的。

1931年9月，吴玉章（1878～1966）等人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制订了“拉丁化中国字”方案，在海参崴“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称“中国新文字”（后来国内一般称“拉丁化新文字”）。这次会议决定的原则之一是“从速废止汉字”，并决议于1932年内，用拉丁化新中国字完全扫除苏联远东地区中国工人文盲。同年以海参崴、伯力为中心，开展大规模扫盲活动，并出版报纸图书，其中各类读物、宣传材料50多种，10万册，相当于在苏华人人手一册。

1933年，上海的世界语者首先介绍了苏联拉丁化中国字运动。1934年报章上兴起了“文言复兴运动”与“大众语运动”的论战。论战中，拉丁化新文字得到详细介绍和热烈讨论，叶籁士、鲁迅等热情支持拉丁化新文字。1934年8月至年底，鲁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大众语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

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与《救亡情报》访员谈话。以上各条并载倪海曙《鲁迅论语文改革》）

1931年“九·一八”、1932年“一二·八”后，日本侵华的步子逐步深入，于是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蓬勃开展。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西安、重庆、昆明、汉口、南京和曼谷、东京、巴黎、柏林等二十多个地方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仅1934至1937三年间，至少成立了70个以上。其中，上海的“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成立最早，贡献也最大。1935年陶行知发起组织“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成立后成为各地拉丁化团体的总会。1934至1937年间出版拉丁化新文字书籍61种；1935至1937年间出版刊物36种。1936至1937年间，共制订了13种方言的拉丁化方案。（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133～136页）

1935年12月，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叶绍钧（叶圣陶）、李公朴等688名文化界人士签署。意见说：

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每一个人必得化费几年功夫几十块钱百块钱才能学得一点皮毛。一个每天做十二三点钟苦工的大众是没有这些空暇时间，也化不起许多钱来玩这套把戏。手头字简字是方块字的化身，不是根本的解决。注音字母是为方块字注音的工具，不过是方块字的附属品。国语罗马字崇奉北平话为国语，名为提倡国语统一，实际是来它一个北平话独裁。在有闲有钱的人看来，学了一口北平话再用罗马字母读读写写，是不费什么事。但是叫一个上海的、福州的或广州的苦人同时学北平话又学罗马字，那几乎是和学外国话一样的难。国语罗马字又注重声调的符号，把初学的人弄得头昏脑黑。简举的说，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的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载倪海曙《中国语文的新生》）

图75　拉丁化新文字读物 选自中文拉丁化研究会《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1935）

虽然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文称“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纯学术之立场上，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但国民党始终对运动持警惕、防范态度。1940年3月，教育部提出“五年扫除文盲计划”。于是在4月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中，参政员张一麐、沈钧儒、任鸿隽、胡景伊、王云五、史良、陶行知、邹韬奋、董必武等十人联名向教育部提起询问案，询问：为了实现扫盲目标，召集新文字专家和王、劳以来文字改革旧学家开会讨论的可行性。教育部在答复中推脱说：“至于拉丁化文字，其功效如何，尚不可知。……在未证明其功效胜过注音符号以前，一时难以加之采用，仍以推行注音符为主。”（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161～162页）

1940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12月，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从1941年元旦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开始。12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年会。大会推举董必武、孙科、张一麐、陶行知、黎锦熙、赵元任、成仿吾、叶籁士、陈鹤琴等为名誉主席，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胡乔木、萧三等为大会主席团。吴玉章在会上作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政治上过左的关门主义、学术上的宗派主义以及推行上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在抗战时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抗日救国宣传，与工农兵扫盲教育结合在一起，在全国乃至南洋和美国华人中蓬勃开展，影响范围之广是历次文字改革运动所不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