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复辟一事再一次提醒知识人，要想真正实现共和，还得从根子上下功夫：改革教育，启迪民众。又认为发展教育的基础在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当时陈懋治、朱文熊、黎锦熙等人在报刊上发表此类看法，并与胡玉缙、林纾等人展开争论。各地有两百多人来信赞成。因此，1916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为宗旨。1917年国语研究会在北京开第一次大会，推举蔡元培为正会长，张一麐为副会长。

当时读书人鼓吹言文一致时，还主要着眼于儿童和普通百姓的教育，他们自己做文章、写信都用文言。在言文一致上以身作则的第一人是胡适。1917年底，胡适从美国寄来一张申请入会的明信片，是用白话写的。一时间，会员争相效仿。不过，同年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倡导“文学革命”，文章也还是用文言写的。

1918年国语研究会会员增至1500多人，请愿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这一年《新青年》全都是白话文章了。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此“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得以合流。1919年初，在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上，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一齐登场了。

1919年国语研究会会员增至9800多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会员有赵元任、蔡元培、沈兼士、黎锦晖（黎锦熙弟）、许地山、林语堂、王璞、钱玄同、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马裕藻、黎锦熙、朱文熊、钱稻孙等一百多人，会长张一麐，副会长袁希涛、吴稚晖。

1919年4月，巴黎和会消息传来，然后“五四”运动爆发，一时间白话小报大行其道，多达400余种。日报副刊的旧诗文和花边八卦变成了新文艺和国语译著。从此“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成为社会共识。

1920年教育部发布训令，规定初等小学四年全教“语体文”，称“国语”。如此急进的改革令很多人感到意外。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载《胡适文存》卷一）

1920至1922三年间，教育部审定国语教科书约400册。白话的儿童文学，也在周作人等提倡下流行起来。黎锦熙先生后来感慨地说：

大凡一种关于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改革事业，要不是社会自身受了惊心动魄的刺激，感着急切的需要；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直到民国七八年间，欧战结局，全世界发生一种新潮流，激**着中国的社会，于是这“国语运动”才算水到渠成，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赵元任1922年从美国写信给黎锦熙，告诉对方自己的国语罗马字研究思路，末了说：“此请问语体文安。”白话文运动出人意料地迅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周有光先生在《汉语拼音和华文教学》（载《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中回忆说：他1923年刚上大学时，白话文还在热潮中。一个同学用白话文给父亲写信，称呼道：“亲爱的爸爸和妈妈。”他的父亲把他痛骂一顿。周先生比较谨慎，仍旧用文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不过也添了一点新气象：加上了新式标点。没想到放假回家，父亲对他说：“白话文唐宋就有，我赞成；中文加上西洋标点，不伦不类，好比长袍马褂加上一条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