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很多读书人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并且开始向西方学习，此时洋务运动兴起。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于昔日“岁时来献见”的“蛮夷”小邦日本，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于是读书人的眼光开始“向下”看，“学夷技以制夷”的救国路线转变为普及教育、开通民智。黎锦熙先生说：

切音运动的动机，就在他们目击甲午（1894）那一次大战败，激发了爱国的天良。大家推究原因，觉得日本的民智早开，就在人人能读书识字，便归功于他们的五十一个假名。一方面又有几位到过西洋的，不但佩服他们文字教育之容易而普及，更震惊于他们“速记术”之神速，于是乎群起而创造切音新字。（《国语运动史纲》，91页）

卢戆章是切音字运动第一人，最早制订拼音文字方案的中国人。卢戆章（1854～1928）字雪樵，福建同安人，住厦门。18岁应试不第，21岁赴新加坡学习英文，回国后曾协助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翻译《英华字典》。当时漳泉地区教会用方言罗马字“话音字”刊行《圣经》，进行扫盲。卢氏在“话音字”的基础上，经十余年精心增改，制成罗马字式拼音文字方案，取名“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1892年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这时中日甲午战争还没有爆发。

“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设计有“韵脚”（声母）、“字母”（韵母）符号55个。拼厦门话用36个，拼漳州话再加2个，拼泉州话又加7个，其余10个用于他地方言。卢氏切音新字当时在厦门流行，很多外国人也学习。据说学习者只需半年，便能自由读写。

卢戆章在《切音新字》（1892）序中说，切音字因“字话一律”“字画简易”而效率很高（“中国第一快”），只需要学习几十个字母和拼法，就能无师自通地读书学习了；这样省下十余年光阴，用于学习数理化，“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可以说，这是所有拼音文字方案的共同理路。

1898（戊戌）年，卢戆章的同乡、京官安溪林辂存将卢氏方案呈请都察院代奏。不幸戊戌变法失败，新学新政都被废除。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出逃；1903年俄国占领东北，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朝野上下连受了这几次大刺激，新机又大动了。”（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93页）于是卢氏旧事重提，1905年将切音新字著作呈交学部；其间，因当时王照等人的假名式方案已经流行，卢戆章也把原来的罗马字式改成了假名式（图60）。学部最终把他的书交译学馆审定。审定意见虽然认为作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的汉字不可废弃，但对于在普通民众中推行拼音文字以普及教育，持开放的态度：

现今世界文字，大别为二：一为象形字，一为切音字。除中国独用象形字外，余如国书之字头，泰西各国之字母，皆切音也。日本朝鲜虽亦沿用汉字，然日本则有假名，朝鲜则有谚文，用以补汉字之不逮，假名、谚文，亦切音字也。象形切音二法虽各有长短得失，然论其难易，二者实有霄壤之别：切音得数十笔十余笔而有余者，象形累数千字数万字而未足。而文字之难易，又与教化之广狭相为比例：识字难，则游惰不得不多；识字易，则教育自然普及。近来日本教育会屡有改良国字之议，至欲尽废汉字，专用假名或罗马字以代之，盖为此也。夫汉字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在日本因袭既久，尚难一旦更张；在我国累代相传，岂可反行废弃？特以字形繁重，施诸初等教育，实有劳而少功博而寡要之患，故仿照国书及泰西诸国文字成例，别制切音字一种，以与固有之象形字相辅而行，亦今日不得已之举也。

后来卢戆章截取这段话印在自己的书上（图60），而省略了后文的反对意见。译学馆的专家从学理上反对推行卢氏的方案，认为方案没有完整继承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如卢氏方案缺14个浊音，没有入声）；又“迁就方音”，不以传统字书、韵书上的传统读书音为准，不利于全国通行；其写法“以韵母为经，居中大写；以声母为纬，各按字音之平上去入，细书于韵母之上下左右”，更是不合古今中外文字之通例。方案就这样被批驳了。这时是1906年，简字运动已经后来居上了。

图60　官话切音字母方案 选自《北京切音教科书》（1906）

戊戌年前后还有福建龙溪人蔡锡勇的《传音快字》（1896，图61）、江苏吴县人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福建永泰人力捷三的《闽腔快字》（1896）、广东东莞人王炳耀（外交家王宠惠之父）的《拼音字谱》（1897）等。四人的方案都是速记式切音字，而蔡锡勇影响最大。

图61　《传音快字》（1896）

蔡锡勇（1847～1897）幼入同文馆，曾出使美、日、秘三国，任参赞。其方案受欧美速记术的影响。其子蔡璋、蔡玮传习家学。蔡玮在译学馆念书时用“传音快字”记录讲演，受到注意。所以后来资政院聘请他的兄长蔡璋训练资政院的速记员。从清资政院到民国的历届国会，都是蔡璋和他的学生负责现场速记。这是中国速记学的渊源。蔡璋著有《中国速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