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爱情时，超越幸福或痛苦，超越罪戾或美德，要么什么也不想。”

第二天午餐有小馅儿饼、虾、羊肉排，十分可口。我们正吃着，厨师尼卡诺尔走上来，问大家晚饭想吃什么。他中等身材，圆胖脸，小眼睛，唇髭刮得精光，似乎连根拔起。阿廖欣说漂亮的佩拉格娅爱上了厨师。尼卡诺尔喜欢喝酒，脾气暴躁。佩拉格娅不想嫁给他，却愿意住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名分。他很虔诚，宗教信仰不允许他未婚同居。他要佩拉格娅嫁给他，否则一切免谈。尼卡诺尔一旦喝了酒，就会骂她，甚至打她。要是他喝醉了，佩拉格娅就会躲到楼上哭泣。这时，阿廖欣和仆人们就会待在家里，随时准备保护她。

大家开始谈论爱情。

“爱情是如何产生的？”阿廖欣说道，“为什么佩拉格娅不爱别人，内外兼修如她本人，却偏偏爱上丑八怪尼卡诺尔？个人幸福对爱情究竟有多重要？这些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爱情是个谜’，只有这句话才是真理。此外，无论人们说什么、写什么，都不是最终结论，只是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而已。一种解释似乎适合一种情况，却无法推而广之。我认为，最好有一把万能钥匙，无需概括归纳。正如医生说的那样，我们都要因人而异。”

“完全正确。”布尔金说道。

“我们这些读过书的俄罗斯人，对没有答案的问题总有一种偏爱，常常为爱情赋予诗意，饰以玫瑰和夜莺，用关键问题来装点爱情，但是选择的问题却最无聊。在莫斯科读大学时，我和一个漂亮女人同居。每次我搂着她时，这个女人却在想我一个月会给她多少钱，牛肉价格是多少。我们恋爱时，总是不厌其烦地问自己：这样做是否体面？是否明智？恋爱会有什么结果？等等。爱情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总是差强人意，让人烦恼。”

似乎他要讲故事了。生活孤独的人，总想找人倾诉。城里的单身汉去澡堂或下馆子，无非就是想找人说话，有时跟服务员聊聊逸闻趣事。在乡村，他们照例和客人说心里话。这会儿，从窗外望去，雨天灰蒙蒙的，树木湿漉漉的。这样的天气，哪里也去不了，事情也做不了，只能侃大山。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住在索菲诺，”阿廖欣开了头，“从事农业劳动很长时间了。本来我应该是一名绅士，可以悠闲自在地做学问。然而当我来到这里，父亲经营田庄欠了一大笔债，部分原因是我读书用了很多钱，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努力工作，还清债务。老实说，做这样的决定并不轻松。这里土地产量不高，要想搞农业又不赔钱，就得使用农奴或雇工，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和农民一样，亲自动手，全家动员。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过那时，我可没有想这么多。所有土地都种上庄稼，我把附近村庄的农民——无论男女——都找来，工作节奏确实很快。我也耕地、播种、收割，很厌倦，也很烦恼，就像一只猫，饿得发慌，溜进菜园偷吃黄瓜一样。我浑身酸痛，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劳动生活与文明习惯，一开始，似乎我还能轻松协调。我在想，做到这一点，生活有条不紊就可以了。我待在楼上正房里，午饭晚饭后，吩咐仆人给我上咖啡和蜜酒。每天晚上，我躺在**看《欧洲通报》(1)。可是有一天，教士伊万神父过来，把我的蜜酒喝光了，他的女儿还把《欧洲通报》拿走了。夏天，尤其是割草晒草时，我根本没有工夫睡觉，只能在谷仓里的雪橇上或者守林人的小屋里躺一会儿。哪里还有时间看书？慢慢地，我搬到楼下住，开始在厨房里吃饭。以前的惬意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当年伺候父亲的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在这里没住几年，我被选为荣誉调解法官。我得去城里参加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和地方法庭的审讯，借此机会可以出去散散心。如果在这里连续几个月不出门，尤其是冬天，就希望穿上法袍执行公务。地方法院有礼服、制服和燕尾服，所有律师都接受过普通教育。可以找人聊天。平时躺在雪橇上睡觉，在厨房里吃饭。突然坐在圈椅里，身穿干净衣服，脚蹬薄靴子，马甲挂着表链，那是多么惬意啊！”

“在城里，人们盛情款待我。我也渴望交朋友。实话实说，地方法庭副庭长卢加诺维奇和我交情最好，最合得来。他很帅气，你俩都认识。我们是审完纵火案后认识的。前期调查持续了两天时间，我们都很累。卢加诺维奇看着我，说道：

“‘听我说，到我家去吃饭吧。’

“真是意想不到，毕竟我和他还不熟，只有公务往来。我还从来没有去过他家。我回到旅馆，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去他家吃晚饭。在那儿，我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列克塞耶夫娜。那时，她还年轻，不过二十二岁，半年前刚生下第一个孩子。这些都过去了。她究竟哪里与众不同？哪一点让我如此着迷？如今，我也很难说清。当时正在吃饭，我记得很清楚。她年轻、漂亮、善良、聪明、迷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那一刻，我觉得她似曾相识、神交已久，仿佛那张脸、那双热情聪慧的眼睛，我小时候在母亲抽屉里的相册里见过。

“‘纵火案判定四个犹太人为抢劫团伙。我认为没有根据。’用餐时，我很激动，有点痛心。我不知道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是安娜一直摇头，对她丈夫说：

“‘德米特里，怎么会这样？’

“卢加诺维奇是个好人，很单纯。但他坚信人一旦受审，必定有罪，除了按照法定手续提出书面异议，任何人都不能对判决结果是否正确提出质疑，吃饭时、私下闲谈时也不可以。

“‘你我都没有放火，’他温和地说道，‘所以我们没有受审，也没有进监狱。’

“夫妇俩很好客，总是要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从一些小事，比如两人一起煮咖啡，彼此心领神会，我能看出他们很融洽、很和睦。晚饭后，他俩一起弹钢琴。天黑了，我回家。那还是早春时节。

“后来整个夏天，我都在索菲诺，没有出门。我没有时间进城，但是那个优雅的金发女人却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没有刻意去想她，可是她的身影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到了晚秋，城里举行了一次慈善事业公益演出。幕间休息时，我受邀进入省长包厢，看见安娜坐在省长夫人旁边。甜美的脸蛋、爱抚的眼神，那样摄人心魂，让人无法抗拒。我们坐在一起，然后走进休息室。

“‘您瘦了，’她说道，‘您生病了吗？’

“‘是的，肩膀有风湿，下雨天就睡不好觉。’

“‘您好像没有精神。春天过来吃饭的时候，您多年轻多自信啊。那时，您精神焕发，说了很多，很有意思。老实说，我还有点激动呢。夏天老是想起您。今天我动身来这里，就觉得会见到您。’

“说着，她笑了。

“‘可是今天，您好像没有精神，’她又说了一遍，‘您苍老了很多。’

“第二天，我在卢加诺维奇家里吃午饭。然后他们坐车去夏季别墅，为过冬做准备。我也同行，然后回到城里。午夜，大家一起喝茶，他们家很安静，壁炉生了火，年轻的母亲总是走过去看看女婴睡着了没有。自那以后，我每次进城都会去看望他们。大家也习惯了。照例我不宣而入，似乎成了他们家的一员。

“‘谁啊？’远处房间传来慵懒的声音，让人心醉。

“‘是帕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女仆或者保姆回答道。

“安娜出来见我，总是带着忧虑的神色。每次都会问：

“‘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过来啊？出什么事儿了？’

“纤纤玉手、明眸善睐，她身着居家连衣裙，她的发型、声音和脚步，永驻我心，此生难忘。有时，我们一起侃侃而谈；有时，我们各自沉默思考；有时，她弹着钢琴，我侧耳倾听。如果他俩都不在家，我会留下来等他们，和保姆闲谈，和孩子一起玩耍，或者躺在书房里看书。安娜回来，我去前厅迎接她，帮她拿东西。每次接过来，我感觉自己就像小孩一样，充满爱意，却很庄重。

“俗话说：农妇没有操心事，就会买只小猪来折腾。卢加诺维奇一家人没有操心事，所以和我交朋友。如果我没进城，肯定是我生病了，或者出了什么事，他们很牵挂。他俩觉得，我毕竟受过教育，通晓几门语言，应该从事科学或文学工作，而不是住在乡下，像松鼠踩着轮子忙个不停，却一文不名。他们认为我不开心，即使我说说笑笑、吃吃喝喝，那也只是在掩饰自己的痛苦。即使我心情舒畅，他们似乎也在纳闷。我真的很沮丧时，债主逼我还债时，或者钱不够还利息时，他们会伸出援手，特别让人感动。这时，夫妇俩站在窗边，窃窃私语，然后他走到我面前，满脸严肃地说：

“‘帕维尔，如果您缺钱，千万不要客气，拿去用吧。’

“他耳朵都涨红了。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窗边商量一阵，走到我面前，涨红了耳朵，对我说：

“‘我们恳请您收下这份礼物。’

“他递给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者一盏灯。我从乡下给他们送来野味、牛油和鲜花。那时，我经常借钱，不管是谁，能借就行。虽然卢加诺维奇夫妇很有钱，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没法开口向他们借钱。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我并不开心。无论在家中、在田间，还是在谷仓里，我总是想着安娜。我很纳闷：一个年轻、漂亮、聪慧的女人怎么会嫁给一个无聊的老头儿（她丈夫四十多岁了），还给他生了孩子。卢加诺维奇善良单纯，却很无趣，说话在理，却很乏味；晚会上总是凑近那些端庄稳重的人，自己倒是没精打采的，好像纯属多余，表情恭顺，却很冷漠，似乎要把自己卖给谁一样；他坚信本人有权享受幸福，有权让安娜生孩子。我也很纳闷：为什么安娜先遇见他，而不是先遇见我，人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

“每次进城去他们家，安娜的眼神分明告诉我，她在等我；她说那一整天，自己都会有一种直觉，猜想我要去看她。我们会说很久，也会沉默很久，两人都没有向对方表白，心照不宣，有点胆怯，也有点顾忌。我们害怕泄露彼此的秘密。我爱她，情真意切，却追问自己：如果没有力量去抗争，我们的爱情会走向何方。虽然它如此平和，如此悲伤，但是却能立刻破坏一个家庭的幸福生活，实在难以想象，何况他们那么信任我。这样做得体吗？她会跟我走，可是能去哪儿呢？我又能带她去哪儿呢？如果我的生活幸福美满，如果我为祖国解放而战斗，如果我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科学家、艺术家或画家，那倒另当别论。可我只能让她换一种平庸的生活方式，或许还会更糟。我们的幸福究竟能维持多久？如果我生病了，死去了，或者我们彼此不再相爱，那她又该怎么办？

“她显然也在这么想。她想到自己的丈夫、孩子，还有视婿如子的母亲。如果她放任自己的感情，要么就得撒谎，要么实话实说。这两种情况都很麻烦，结局都很糟糕。还有一个问题在折磨她：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幸福吗？她是否会让我的生活更加复杂？何况当时我过得十分艰辛，麻烦不断。她认为自己并不年轻，和我也不般配。她不够勤奋，精力有限，很难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经常对她丈夫说，我最好娶一个聪明、能干、贤惠的姑娘，做我的好帮手。不过她又说，全城也未必能找到这样的姑娘。

“几年过去了，安娜有两个孩子了。每次去看望他们，仆人总是热情洋溢、满面春风地接待我。孩子们嚷着说帕维尔叔叔来了，然后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很高兴。他们不明白我的感受，以为我很开心。大家都认为我不庸俗。大人也好，小孩也好，都认为进出房间的这位客人很高尚，似乎大家待人接物也平添了一份特殊魅力，好像因为我的到来，他们的生活才变得更纯粹、更美好。我和安娜经常一起去看戏，每次都是步行到剧院；我们并肩坐在一起，我默默地从她的手里接过望远镜。那一刻，我感觉她好亲近，感觉她属于我。似乎没有对方，我们都活不下去。可是一旦走出剧院，我们却总是像陌生人一样道别，生怕别人误解。城里人对我们评头论足、议论纷纷，天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不过，没有哪句话是真的。

“后来，安娜经常出去看望母亲或妹妹。她开始受到情绪低落的困扰，意识到生活也并不如意。有时，她不想看到丈夫和孩子。她有神经衰弱症，开始接受治疗。

“我们沉默着。有外人时，她对我很反感。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反对。如果我和别人争论，她不会站在我这一边。如果我丢了东西，她会冷冷地说：

“‘恭喜您。’

“如果去剧院，我忘了带望远镜，她事后会说：

“‘我就知道您不会带。’

“我们的一切早晚都会结束，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离别的时候到了，卢加诺维奇调任西部某省法庭庭长。家具、马车和别墅都要卖掉。他们乘车离开别墅，最后一次看他们的花园和绿色屋顶时，大家都很伤感。我知道我不仅仅是在告别这栋别墅。我们安排八月底送别安娜，医生要她去克里米亚(2)，然后卢加诺维奇和孩子们启程前往西部某省。

“我们一群人都去送别安娜。她和丈夫孩子告别后，离第三次铃声响起还有一分钟，我跑进她的包厢，把一个篮子放到行李架上，她差点忘记了这件事儿。我也要和她道别。在包厢里，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内心如洪水决堤、**。我紧紧搂住她，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前，眼泪夺眶而出。我吻她的脸，吻她的肩，还有她那沾满泪水的手，我们是多么不幸！我向她表白爱情，内心痛苦得就像火焰在燃烧。是什么妨碍我们相爱？我才意识到那些是多么微不足道，骗人而已，又有什么必要。我终于明白：如果爱一个人，在思考爱情时，就得超越一切，超越幸福或痛苦，超越罪戾或美德，要么什么也不想。

“我最后一次吻她，握住她的手，然后永别。火车已经出发了。我走进隔壁包间，里面没人。我坐在那里，一直哭到在下一站下车，然后我步行回到索菲诺村……”

阿廖欣说话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太阳也出来了。布尔金和伊万走出房间，站在阳台上。眼前的花园和磨坊水塘美不胜收，水面映着阳光，熠熠生辉。他们一边欣赏美景，一边为阿廖欣惋惜。他的眼神充满了善良和智慧，他坦诚地和大家说起自己的往事。他整天围着田庄，忙得团团转，就像松鼠踩着轮子，停不下来，却没有从事科学或其他工作，那样的生活本来应该更幸福。他们在想，阿廖欣和安娜告别，吻她的脸，吻她的肩，那一刻，她是多么忧伤。两人在城里都见过安娜。布尔金认识安娜，认为她确实很美。

(1)当时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文学与政治月刊。

(2)位于黑海，是一处疗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