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结束后，新婚夫妇甚至来不及吃点清淡食品，只喝了一杯香槟，便穿上旅行装，乘车前往火车站。没有舞会和晚宴，没有音乐和舞蹈，他们旅行二百四十公里去朝圣。很多人对此表示认可，说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身居高位，不再年轻，喧闹的婚礼似乎也不太合适。再说五十二岁的政府官员娶了一位十八岁的姑娘，即使有音乐，也很沉闷。人们还说，莫杰斯特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安排这次朝圣之旅，是想让新娘明白，结婚以后，他会将宗教和道德置于首位。

大家在车站为幸福的新婚夫妇送行。他们端着酒杯，等待火车出发，然后欢呼“乌拉！”新娘的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头戴礼帽，身穿教师工作服，已经喝醉了，脸色苍白。他举着酒杯，面向窗口探着身子，恳求地说道：

“安妞塔！阿尼娅(1)！阿尼娅，就一句话！”

安娜探出窗外。父亲和她低声说话，一股酒气迎面扑来，什么也听不清。他在安娜脸上、胸前和手上画十字，气喘吁吁，眼里噙着泪水。安娜的两个弟弟——彼佳和安德留沙——在身后拉着他的衣服，一脸困惑，小声说道：

“爸爸，行了……爸爸，行了……”

火车开了。父亲跟着跑了几步，踉踉跄跄，酒也洒出来了。父爱写在脸上，既愧疚，又可怜。

“乌——拉——！”他大声喊道。

现在只剩下新婚夫妇。丈夫打量了一下包间，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然后坐在妻子对面，满面春风。新郎中等个子，圆滚身材，十分强壮，保养得很好，留着长络腮胡，没有髭须。下巴圆圆的，轮廓分明，刮得很干净，看起来像脚后跟。他面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没有唇须，整个上唇光秃秃的，两边的脸颊胖乎乎的，像果冻一样颤动着。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举止端庄，态度温和。

“我想起一件事儿，”他笑着说，“五年前，科索罗托夫获得二级圣安娜勋章，登门感谢长官。长官说：‘你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在扣眼里，两个在脖子上。’当时科索罗托夫的妻子名叫安娜，爱吵嘴，很轻佻，刚回到他身边。我相信如果我获得二级圣安娜勋章，长官就不会说这种话。”

丈夫微笑着，眼睛很小，嘴唇既肥厚又湿润。妻子也笑了，但是一想到他任何时候都会吻她，却无法拒绝，心里很不自在。肥胖身躯即使有轻微动作，也会吓着她，让她又害怕又厌恶。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取下勋章，脱掉外套和马甲，然后穿上睡衣。

“这下好了。”他说道，在安娜旁边坐下。

想起今天的婚礼，她觉得那是一场灾难，似乎神父、宾客和教堂里的每个人都在伤心地看着她，都在问：像她这样漂亮可爱的姑娘，为什么要嫁给这个无聊乏味的老头？只有今天上午，一切安排妥当，她才高兴了一会儿。但是在举行婚礼时和这一刻，她有种受骗的感觉，很内疚、很荒唐。她嫁给了有钱人，但还是身无分文，结婚礼服还是借钱买的。爸爸、弟弟和她道别时，看得出他们也没有钱。他们会吃晚饭吗？明天呢？没有她在身边，爸爸和弟弟今晚一定会挨饿。母亲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她也是这么想。

“唉，我好难过！”她思忖道，“为什么会这样？”

丈夫恪守习惯、一成不变，不善于和女人打交道。他笨拙地碰碰她的腰，拍拍她的肩，而安娜还在想着钱的事情，思念离开人世的母亲。父亲在中学教书法绘画课，母亲去世后，他开始酗酒，家里穷困潦倒。两个弟弟没有靴子和鞋子，父亲被人扭送到法院，然后警察来抄家……真丢人！安娜得照看醉酒的父亲，给弟弟们补袜子，去集市买东西……别人夸她年轻漂亮、举止优雅时，她似乎觉得大家都在盯着头上的廉价帽子和靴子上涂着墨水的窟窿。一到晚上，她就以泪洗面、心神不宁，害怕学校辞退父亲，他受不了这种打击，会和母亲一样离开人世。于是亲朋好友开始为安娜张罗婚事，他们找到了莫杰斯特。他既不年轻，也不好看，但是很有钱，银行里有十万存款，还有一处房产，已经出租。莫杰斯特讲原则，深得长官信赖。有人告诉安娜，不让学校辞退爸爸，对莫杰斯特来说易如反掌，只需要长官给中学董事会，甚至教育局长写封信就可以了。

她正想着，突然从窗外传来喧哗声和音乐旋律。火车靠站了。月台外面的人群里，有人在轻快地拉着手风琴和小提琴。劣质小提琴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月光下，军乐队正在别墅区、白桦林和杨树林那边演奏，他们肯定在举行舞会。乘着好天气，避暑游客和城里人坐火车来到这里，呼吸新鲜空气，在月台上散步。大富翁阿尔狄诺夫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所有的别墅都是他的。他又高又胖，皮肤黝黑，眼睛突出，看起来像亚美尼亚人。他穿着古怪，敞开衬衫，袒胸露乳，一双高筒靴带着马刺，黑色披风从双肩一直落到地上，像裙裾一样，两条猎狗跟在身后，尖尖的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

安娜眼里还噙着泪水，但她这会儿没有想母亲、金钱和婚姻的事情，而是和认识的学生和军官握手，面带微笑，快言快语：

“您好！过得还好吗？”

她走到站台上，在月光下，好让大家欣赏自己的华丽新衣和漂亮帽子。

“为什么在这里停车？”她问道。

“这里是枢纽站，他们正在等一列邮车经过。”

看见阿尔狄诺夫正在打量自己，她便娇媚地眯着眼睛，开始用法语高谈阔论。她听着悠扬的旋律，看着池塘的月色。阿尔狄诺夫，闻名遐迩的风流男子和万众瞩目的幸运儿，正痴迷地看着她。大家都很兴奋。这些都让安娜心花怒放。火车又出发了，军官们向她敬礼道别，她跟着远处的军乐声哼起了波尔卡舞曲。回到包间，她似乎觉得，不管怎么样，以后她肯定会很幸福，就像在月台上看到的那样。

新婚夫妇在修道院住了两天，然后回到城里。他们住公寓楼，不交任何租金。丈夫上班，安娜在家弹弹钢琴，烦闷时哭一会儿，或者靠在沙发上看看小说，翻翻时装杂志。午餐，丈夫吃很多，一边谈论政治观点、人事任命、工作调动、职务升迁和努力工作的必要性。他说家庭生活不是享乐，而是尽职，存一百个戈比，就有一卢布。他认为宗教和道德高于一切。他握着餐刀，就像挥舞着宝剑，说道：

“每个人必须尽职尽责！”

安娜听他说话，心里很害怕，吃不下饭，常常饿着肚子离开餐桌。午餐后，丈夫躺下打盹儿，很快鼾声大作。安娜回家看望父亲和两个弟弟，他们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似乎刚刚还在责备她为了金钱才嫁给一个无聊乏味、并不相爱的男人。她穿的裙子沙沙作响，珠光宝气让他们很不自在，简直就是一种冒犯。他们有点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是亲情如故，没有她，爸爸和弟弟吃饭也不习惯。她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喝菜汤，喝稀饭，吃煎土豆，尽管还有一股羊油味。父亲用颤抖的手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有点贪婪，也有点反感，接着倒第二杯、第三杯……弟弟彼佳和安德留沙脸色苍白，睁着大眼睛，夺过父亲的酒瓶，绝望地说：

“别喝了，爸爸……够了，爸爸……”

安娜很不安，央求他不要喝了。他却勃然大怒，用拳头捶着桌子。

“谁敢管我！”他大声喊道，“坏小子！坏丫头！给我滚出去！”

可是他的语气却很软弱，天性善良，所以谁也不怕他。午饭后，他穿上最好的衣服。他脸色苍白，下巴有一道刮破的口子，伸着细长脖子，在镜子前一站就是半个小时：化妆，梳头，捻黑胡子，往身上洒香水，再打个蝴蝶领结，然后戴上手套和礼帽，出门做家教。如果是节日，他会待在家里画画，或者弹风琴。风琴呼哧呼哧，轰隆作响。他使出浑身解数，努力让乐声和谐悦耳，有时还会自弹自唱，或者冲着两个孩子大发雷霆：

“混账！没用的东西！你们把风琴弄坏了！”

晚上，安娜的丈夫和同事们一起打牌，他们都住在政府公寓楼。太太们长相丑陋，行为粗野，穿着毫无品味，很像厨娘。她们聚在一起，说长道短，粗俗无聊。有时，丈夫会带着安娜出去看戏。幕间休息时，他决不会让她离开，而是让她挽着自己在走廊和门厅里来回踱步。当他向某人鞠躬时，他会立即咬着安娜的耳朵说“五品文官……长官接见过他……”或者“这人很有钱……有房子”。经过小卖部时，安娜很想买点甜食，她喜欢巧克力和苹果馅蛋糕。但是她没有钱，也不愿意向丈夫要钱。他会拿起一个梨子，用手指头捏住，迟疑地问道：

“多少钱？”

“二十五戈比。”

“我说呢！”他回应道，然后把梨放回原处。可是什么都不买就离开，他也觉得说不过去，于是要了一瓶矿泉水，自己一饮而尽，眼里冒着泪花。这时，安娜就很厌恶他。

他突然涨红脸，急忙对她说：

“向那位老妇人鞠躬！”

“可是我不认识她啊。”

“没关系。她是税务局长夫人！鞠躬啊，我告诉你啦！”他一直唠叨，“你的头又不会掉。”

安娜鞠了躬，她的头当然没有掉，但内心却十分痛苦。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得做什么，她很愤怒，但只能生闷气：让他来欺骗自己，活像个大白痴。嫁给他只是为了钱，可是现在的钱还没有结婚前多。那时，父亲还会给她二十戈比，现在却一文不名。

偷偷拿钱或者向丈夫要钱，她做不到。她很怕他，在他面前总是战战兢兢，似乎对他的恐惧由来已久。小时候，她总认为中学校长最威严、最可怕，就像雷雨或者蒸汽机车一样，随时都可以粉碎自己。那位长官也是如此，在家里他们经常提起他，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对他总是诚惶诚恐。另外十几个人就好多了，包括中学教师，上唇胡须刮得一干二净，色厉内荏、冥顽不化。现在丈夫也加入了，一个讲原则的男人，甚至连面孔都和中学校长一模一样。在安娜想象中，他们变成了一个人，好像是一头可怕的大白熊，危及软弱有过失的人，比如她父亲。她说话很谨慎，害怕忤逆丈夫。每当丈夫粗暴地拥抱、爱抚或糟蹋她时，她总是胆战心惊，却只能强作欢颜。有一次，为了偿还一笔恼人的债务，父亲壮着胆子向丈夫借了五十卢布，那个场面真的不堪回首！

“很好，钱我借给你，”丈夫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但是我要警告你，如果不戒酒，今后我不会再帮你。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有这种恶习极为可耻。我必须提醒你：众所周知，这种恶习毁了多少能干的人，如果能够克制自己，完全可以飞黄腾达。”

接下来是一阵长篇大论：“因为……”，“如上所说……”，“由此看来……”。父亲饱受羞辱，只能借酒浇愁。

两个弟弟有时来看望姐姐，他们总是穿着烂裤子破靴子，照例由他教训一番。

“每个人必须尽职尽责！”丈夫对他们说。

丈夫没有给弟弟一分钱。但是他给安娜送手镯、戒指和胸针，说遇到困难，可以派上用场。他经常打开抽屉，检查这些东西是否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