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科学家们曾陷入各种各样的误区，智商测验便是其中之一。

1904年，法国教育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托专家研究公立学校低能儿童的管理问题，比纳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比纳与另一位医学专家西蒙合作，试着用一种测验的方法，去辨别有心理和智能缺陷的儿童。次年，一套用以测量儿童智商高低的问卷被编制出来，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智商测验表。

比纳-西蒙智力测验量表的问世，很快引起了法国教育部的重视，继而得到了大力推广。从此以后，智商测验便开始被用来帮助预测儿童的智商高低，并判断他们在经过智商训练后能得到多大的提高。

不久，为成人编制的智力测验量表也出现了，并在西方社会迅速普及蔓延，掀起了一股智商测试的热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200万人参与了智商测验，接受智商甄选。同时，根据测验情况他们被安排在了适当的职位上。

此后，各种测量智商的测验表相继问世，智商测验迅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各年龄阶段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数百万人参加了智商测验。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这种测验。

智商测验日益推广，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当时的美国，智商测验已成了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在个体和团体智商测验上的得分，是其一生职业选择、安置和决策的主要依据。

智商测验分数决定着谁被定为弱智、天才，谁进入名牌大学或被提供其他教育机会。在部队和一些大型企业，谁服役当军官、谁接受管理训练，智商测验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自智商出现百余年来，智商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一个人的未来，这一问题却引起了心理学家们的广泛争议。因此，智商测验是否有效，智商分数是否有实际效用，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颇多质疑。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1981年，他们挑选了伊利诺伊州某中学81位毕业演说代表，这些人的平均智商在全校是最高的。研究发现，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在校期间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在工作中却表现平平。从中学毕业算起，10年后，他们当中只有1/4的人在本行业内达到了同龄的最高阶层，很多人的表现甚至远远不如同辈。

波士顿大学教授凯伦·阿诺参与了此项研究，他针对这一调查结果指出：“面对一位毕业致辞代表，你唯一知道的就是他考试成绩不错。面对一位高智商者，你所知道的也无非是他在回答某些心理学家们所编制的智商测验时成绩不错，但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他未来的成就。”

《正态曲线》一书的作者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里也坦言：“假设一个人参加智商测验，数学仅得了50分，也许他不宜立定志向当数学家，但如果他的梦想是自己创业、当参议员，或者赚100万，就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影响人生成败的因素实在太多，相比之下，区区的智商测验何足道哉？”

的确，智商测验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一个人的学业成绩，但是，由学业成绩能否准确预测他们的未来呢？如果智商测验无法预测谁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谁会拥有融洽的人际关系，那么它的存在又有多少实际价值呢？

于是，心理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可能：成功因素中至少还有70%以上的沉睡因素正等待我们去唤醒、去运用。它不是智商，那么它是什么呢？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嘉纳，在对智商测验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开始研究智商以外的智力。不久，他提出了人际智力和自知智力。他认为，人际智力能够认识他人的情绪、性情、动机、欲望，并且自己能给予适度的反应，而自知智力能够根据自己的感受，规范个人的行为。

在这两类智力中，嘉纳明确提到了认识自我和他人情绪的重要性，为情商的产生作了有力的铺垫。

近年来，国外心理学家们又提出了“新情商”的概念，为EQ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认为，情商是测定和描述人的“情绪情感”的一种指标。它具体包括情绪的自控能力、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挫折的承受能力、自我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他人的理解与宽容。

对于情商，专家学者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Q创始人沙洛维博士和梅耶博士说：“EQ已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把EQ介绍给大众的丹尼尔·戈尔曼博士认为：“仅有IQ是不够的，我们应用EQ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发挥与生俱来的潜能。”

美国《读者文摘》更加坚定地向读者反问：“掌握了EQ，还有什么不能利用的呢？”

美国《时代》周刊甚至宣称：“如果你不懂EQ，从现在起，我们宣布——你落伍了！”

与EQ有关的新生事物也层出不穷，美国有了EQ月刊，它倡导人们：“做EQ测验吧，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

美国EQ协会也迅速成立，它以研究和宣传EQ的作用，证明其重要性为宗旨。该协会的宣言是：“让我们再进化一次，成为智慧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