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田麦倦(30)先生尚在世时,经常笑我的笔触。
当然,从我执笔作画开始,到今天刚好整五十年了。今年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这五十年来,我是一直与画并肩前行、互相战斗着过来的。
明治二十年,我十三岁,小学毕业。我央求母亲,说无论如何都想学画画。那时为了振兴京都画坛,建了所绘画学校,我就进入那里学习。在河原町御池、如今京都酒店所在的地方是校舍,校长是吉田秀谷先生,当时也兼任土手町的府立女学校的校长。学生共计百余人,学院分东西南北四宗,东宗由柔和四条派的望月玉泉先生领导,西宗是主导西洋画的田村宗立先生,南宗是巨势小石先生,北宗的主任是充满力量感的四条派画家铃木松年先生。我师从北宗的松年先生。除了我之外,每宗各有两名女学生,但大多渐渐地从课堂上消失了,只有前田玉英女士留了下来。之后听闻玉英女士做了女学校的绘画老师。
可以窥见,当时作为女性,要在绘画的世界安身立命是多么困难啊。
说起这个,有一件我经常回想起来的事。当时建仁寺的两足院有一位精通易经的大师,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姐姐说亲的时候,虽然母亲不相信算命方术,但拗不过亲戚们的唠叨,就带我们去大师那里,给姐姐的亲事算一卦。大师顺便也问了我的四柱(出生的年、月、日、时辰),一算,说:“真是不得了的四柱啊,这孩子会出人头地的。”那是我七八岁的时候,记忆不是很鲜明了。母亲倒是常笑着对我说起这件事,令我如今时不时也会想起这事。母亲舍弃了自己的幸福,一心支持我学习绘画,可能也是受了这位易经大师之言的影响吧。
说远了。就像之前说的,我在绘画学校待了一年,学校发生改革,松年先生退出了教学。之后,我就只在松年先生的私塾里学习了。“松园”这个名号,也是当时先生赐予我的。
我那时喜欢人物画,因此,对山水、花鸟都有些疏忽怠惰。松年先生常常同情地对我说:“你想画的东西,在京都可没有能让你参考的,真是可惜啊。”但是,就算没有可直接学习的前辈,没有可供参考的作品,我对画人物画的喜爱却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为了收集人物画的参考对象,不论是各家的投标,还是祗园的屏风祭,我都充满热情地奔走其中,从过去的古画中找到素材,然后全情投入地临摹下来。想起来,我的母亲也喜欢绘画,大概是她的这份血脉传给我了吧。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常常缠着母亲,要她买小画书。不过就算我不撒娇纠缠,母亲也经常自己主动买了送给我。当时四条大街的夜市上还有一家旧书店,在那里经常能发现可做绘画范本的书,母亲也买来送给我。时有宁静的雨夜,我和姐姐回到家,看到母亲一个人趴在桌子上,专心致志地临摹书上的图画。
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好像也是个喜欢美术的人。祖父在我六岁时去世,在此之前经常去长崎之类的地方做生意。还是小孩子的我,记得祖父常常买盘子呀壶呀之类的美术品回来。
因为启蒙老师野村先生是儒学家的缘故,我一边学习绘画,一边被汉学所吸引。二十岁的时候,我得到松年先生的许可,在幸野梅岭(31)先生的私塾学习。后又经幸野梅岭先生的介绍,在市村水香先生的汉学塾学习,听先生讲解《左传》《十八史略》等。我最喜欢的是《左传》,当时都路华香(32)、泽田抚松等人都是同窗。后来先生去世,我就在长尾雨山(33)先生处学习汉学。在我画唐代美人时,所学的汉学知识起了很大帮助。汉学不仅仅在我的绘画上起了作用,在我个人的精神修养上,也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回想市村先生讲解《左传》的日子,真是非常快乐的时光啊。
松年先生的画风古朴,笔力雄浑;梅岭先生的画风柔媚,浓烈华丽。夹在二者之间的我几乎要失去自己的风格了,苦恼至极。除此之外,我还要学习汉学,那时候真是浴血奋战。可惜我与梅岭先生的师生缘分浅薄,在我入门的两年后,明治二十八年,先生去世了。
之后我就跟随栖凤先生学画。我十六岁的时候,松年先生鼓励我参加第三回内国劝业博览会,于是我的画《四季美人图》参展了,没想到居然得了一等奖。而且当时英国的康诺特亲王殿下正好访日,看到我的画买了下来,真是无上的光荣。自那以后,我参加了一个又一个的展览会,但从没觉得“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荣誉在获得的那一刻就成为过去,而艺术精进的道路永无止境,我始终想,一定要画出更好的作品来。当时受到不少的褒奖,因为《四季美人图》的获奖,我得到了十二日元的奖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钱了,但我也没到高兴得飞起来的地步。只是在明治三十六年,我画出了《姐妹三人》的时候,才真正感到了无比的喜悦。
我画画时不用模特,而是在自己周围支起三面镜子,如果是画少女就穿上少女的衣服,自己摆出各种姿势来画,有时不得已还要用左手来画,真是费了一番苦心。因为是自己画自己,所以不用顾虑任何别人的感受,可以画到自己完全理解的地步。《姐妹三人》正是这样画出来的,作品完成的时候,那份喜悦的心情是几十年执笔为画岁月的馈赠啊。
我最初来东京的时候,大概是三十二三岁,为了瞻仰镝木清方(34)先生在平和博览会上画的《出嫁之日》而第一次来东京。最近,偶尔在寂静的夜晚,我会突然想到自己刚来东京时的心境。如今自己的心境,与那时候相比,竟一点也没有改变。
(昭和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