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汪曾祺的作品，

他的笔让人对这个大千世界、不同生活中的人，

起了一种透过“应该可以了解”的感情，

那种温柔不是漂浮于论断层面的心情，

而是内在的情感与力量。

王安忆分析汪曾祺的小说时写道：“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轻轻松松带了读者走一条最最平坦顺利简直的道路，将人一径引入，人们立定了才发现：原来是这样。诱敌深入一般，坚决不竖障碍，而尽是开路，他自己先将困难解决了，再不为难别人，正好与如今将简单的道理，表达得百转千回的风气相反，他则把最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如话，他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我读了不少汪曾祺的小说跟他的散文杂记，他什么题材都写，而写的东西都有深入研究，不是道听途说、现买现卖。他可以把所有自己懂得的东西自然地安放在他小说布局中，让读者学到许多知识。师承沈从文对汪曾祺一定有很深远的影响，但他一生如风浪般的经历，与随着经历所到的许多地方，在所到之地遇到的人物情事，应该才是他的小说总能引人入胜的原因；但他说，他并非有闻必录，因为美化是创作所必要的。

我曾想，为什么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容易读”？是不是因为他很擅长为读者解决阅读“背景知识”不足的为难。我们读书，即使文字全懂但背景知识不足，阅读的过程上就会感觉困扰，好像在思路上“卡”了一下才能决定过得去或过不去，这“卡”住的感觉，教科书的做法是在一篇文章的文句之间加注，但注释因另立在外，就很难有一气呵成的愉快。汪曾祺的小说每到担心读者会有疑虑，或怕读者忘了先前已经提过的前因，总是很自然地岔出说故事的原路，先说分明或俏皮地提醒，然后再折回。他的出与入都不让人感觉引路向导的离开，读者只管在故事的大路上直视前方，或被引导时依照所指示的细节左顾右盼，就能不费劲地以目光深入浅出地看遍一路的风光景致。

沈从文教汪曾祺写作要“贴到人物来写”。作为一个能力普通的读者，我的确从汪曾祺的小说中读到他从恩师的指导中青出于蓝的技巧。也许，多读几篇沈从文的小说与汪曾祺的作品之后，我们也会同意他在许多篇章中有更胜于蓝的人物描写了。读他的小说，每一个人物都“有型有款”，那“型与款”从具体的外貌用语，到抽象的价值理念都栩栩如生，无论是君子、痞子、垮子，读者绝不会感到混淆。

汪曾祺曾以老师沈从文的小说《萧萧》为例，说明他所了解的“贴着人物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注意到沈从文绝不会让一个乡下童养媳用城里的语言，也不会用“天真”“浑噩”来描述萧萧，只说：“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我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常读到他贴着人物写出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所养成的人的价值观，微妙地与社会学的观察相呼应。比如：《大淖记事》中的：“巧云三岁那年，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巧云的妈跑了，黄海蛟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是不值得大惊小怪。”另一篇小说《八千岁》里描写米店陈列的货品时说：“头糙卖给挑箩把担卖力气的，二糙三糙卖给住家铺户，高尖只少数高门大户才用。一般人家不是吃不起，只是觉得吃这样的米有点‘作孽’。”如果少了后两句，那些文字就只是图样的描述，但多了这层日常消费的心理，故事地点所在的居民与他们的生活价值就清清楚楚了，这份清楚才能衬出几个主角的鲜明性格。

对我来说，看汪曾祺的小说除了故事之外，文字的趣味更是一大享受，他用字很省，一两个句子就已经把很多复杂心理下的复杂状况都写齐了。写八千岁与他的孩子：“他的令郎也跟他一样，这孩子才十六七岁，已经很老成。孩子的那点天真爱好，放风筝、掏蛐蛐、逮蝈蝈、养金铃子，都已经教严厉的父亲的沉重巴掌收拾得一干二净。”说到他的乡人对他的想法时，也只是三句话：“八千岁那样有钱，又那样节省，这使许多人很生气。”生什么气，为什么这能让旁人感到生气，他不多加探讨窄化读者的观点，但三句话已让人闻到人之常情的酸不溜丢。

汪曾祺也能画，他画过一套没有出版的《中国马铃薯图谱》原稿，本来存在张家口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可惜在**中被毁了，连自称“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的记忆都一起消逝了。因为能画，他也会用文字帮助读者看到一个实际的景物与人物，而且那些物都带着生动的情。我曾看过一位睫毛很长的编辑，她的样貌使我立刻想到汪曾祺的文字：“她的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缝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经他一形容，出现的不只是一双眼睛一张脸，而是这张脸在生活中流转的表情，他只用旁观的笔写这长相的一个直视与一个回眸，完全不涉及喜怒哀乐，就引发读者在这样的脸上想尽所有的神韵。

被引动的除了实景的想象之外，还有感情，而且在读后常常忍不住发笑：还是说《八千岁》吧！小说中描写到虞小兰时，他这样写：

虞小兰有时出来走走，逛逛宜园。夏天的傍晚，穿了一件剪裁合体的白绸衫裤，拿一柄生丝团扇，站在柳树下面，或倚定红桥栏杆，看人捕鱼采藕。她长得像一颗水蜜桃，皮肤非常白嫩，腰身、手、脚都好看。路上行人看见了，就不禁放慢了脚步，或者停下来装作看天上的晚霞，好好地看她几眼。他们在心里想：这样的人，这样的命，深深为她惋惜；有人不免想到家中洗衣做饭的黄脸老婆，为自己感到一点不平；或在心里轻轻吟道：“牡丹绝色三春暖，不是梅花处士妻。”情绪相当复杂。

读到“相当复杂”这四个字时，我为那简单到说不清楚的、没有恶意的人情之常笑了起来；汪曾祺的小说中处处挂着这样的人生照镜。我们虽不像阿Q这么惨，但也常常需要一点精神上的胜利。

汪曾祺的小说或散文，读后常让人温习久未想起的诗句。比如说，写虞小兰出门，行人为看她而装模作样地看天看云（想当然尔，这些需要装样的应是男性行人，女人大概只会评头论足或争睹风采，而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指明醉翁之意不在婆，在酒），读完这一段，就让人想起“芙蓉花发满江红，尽道芙蓉胜妾容。昨日妾从堤上过，如何人不看芙蓉”。他的文章就是这样，不一定直接看到镶嵌的诗句，但处处有诗的光泽。

我喜欢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收在《大淖记事》以故里杂记为材料的小说，或者是散收在不同集子的故事，他的笔让人对这个大千世界、不同生活中的人，起了一种透过“应该可以了解”的感情，那种温柔不是漂浮于论断层面的心情，而是内在的情感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