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与巴菲特都觉得，

正直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带来好处所以是好的；

而是因为他们是好的，所以带来好处。

如果每一个自恃聪明，

在人际或工作上曾经得过小胜利，

或习惯操弄他人的自满者能读到查理的这段话，

那真是得到天赐警言的人生大礼。

我认为阅读是极大的享受，所以，无法只为了我的孩子而阅读，两代之间有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差别，我与孩子所需的精神营养一定有所不同。即使在两个女儿都还小的时候，在她们正需要文字与知识的启蒙教育时，我也只为她们做一些该做的引导工作而已，而不是像今天多数热情于教养的母亲，与孩子共食着一本本绘本。我并不是说绘本不好，绘本非常好，要写绘本也很不容易，但没有一个大人能只靠绘本得到阅读的满足与知识的需要，除非，他心中的愿望只放在孩子的进步与成长，而没有自己。我认为重视孩子成长大过于自己成长的这种价值，无论放在哪一种教养上都不好。如果我们这样看待教育，生命会失去亲子之间平行的意义，也会失去不断向前的生生不息。

我之所以反对父母亲过度热情于孩子阅读这件事，是源于两种观察。有些从小习惯共读的小小孩，因为无法了解阅读终将要由有人陪伴过渡到独自但不孤独的形式，他们后来便不愿意转换形式了。因为孩子已习惯阅读时有人陪伴的安全感，或一群人共读时的活动热闹。另一种过度引导的孩子，会产生价值的疑问：他们知道被深切期待要好好阅读，但期待他们的人自己却没有任何阅读计划。

我有一个工作室是在两个楼层挑空的空间。二楼的墙面有一整溜书墙，如果从挑空的课室往上望，书架上的书正好收在眼前。有一天，我听到一段可爱的对话，一个小朋友对另一个说：“还好这不是我家！”我正好奇工作室哪一点不合他的心意时，这孩子庆幸地推论说：“如果是我家，那么多的书，我不是要读死了吗？”我当然知道不能笑她，但忍不住还是在心中偷偷展颜，从这小小的肺腑之言，大约可以了解父母对阅读的势利，孩子是感觉到了，否则，为什么他们并不直觉于一个家庭的书应该大部分都属于父母，而是自己的阅读负担？

也许我比较自私，无法为孩子的进步而牺牲自己所有的阅读时间，但如果回头看看这样的选择，我会说，这其实是很不错的。我小时候家中的书大半归父母所有，而我自己的小家庭中，书也多数是先生和我的，孩子在影响之下，自然地喜欢阅读。二十几年来，我们各自看书，有空就能很自然地交换彼此的看书心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儿介绍我读《穷查理宝典》。会谈起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在谈本杰明·富兰克林。女儿发现我非常喜欢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观念与话语，所以她告诉我说，巴菲特的伙伴芒格有一本仿效富兰克林年鉴《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的书，书名为Poor Charlie’s Almannack，副书名是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es T.Munger。女儿把她的英文版给我看，我对这本书的尺寸与编排感到非常惊讶，后来查到台湾有中文版，但也许是考虑到售价所以台湾繁体字版并没有保留原书的版型。有一天我们又谈起这本书时，我说这样很可惜，因为这本书拿掉版型之后少掉字里行间的幽默，而那幽默正是查理·芒格的特质之一。没想到之后女儿特地为我买了一本简体中文版，我有时对某些句子疑惑时，两相对照着看，更觉趣味盎然。

这本书的由来是这样的：

对于智者而言，一字道天机。

《穷查理宝典》效仿的对象当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许多人知道，富兰克林是个通才。他生于波士顿，除了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之外，还是新闻记者、出版家、作家、慈善家、废奴主义者、人民公仆、科学家、图书馆学家、外交家和投资家。

富兰克林以穷理查为笔名，在一七三三年到一七五八年间出版了他的《穷理查年鉴》。它的内容丰富多彩，不仅包括许多后来很著名的富兰克林名言，还有日历、天气预报、天文信息、占星资料，等等。

《穷理查年鉴》中的格言涉及的范围很广，而且通常都很幽默。其中包括：

“从来没有国家因为贸易而衰落。”

“不把事管好，就要被事管。”

“人自爱，必无敌。”

“若有无爱之婚姻，必有无婚姻之爱。”

“讲价最怕急时需。”

“三个人也能保守秘密，前提是其中两个已经死掉。”

“凡是敌人，均须重视。”

“空麻袋立不起来。”

这本书就以18世纪的《穷理查年鉴》为编辑雏形，收集了查理·芒格一生的思想言论与人生体验，和他那广得不能再广的阅读书单的分享。是一本非常有趣也真正丰富的书本。

虽然查理的文字很幽默，但要看懂这本书中的道理与观念，我认为在态度与思想上都必须非常认真才会成功，否则一定会遗漏掉许多可贵的心得。他的直言如以下这些种类：

这个房间里有许多人饱受岁月的摧残—我指的是我这一代人和下面一代人。我们倾向于认为勤俭节约、避免浪费是好事，这种作风带来了很多好处。可是长久以来，经济学家却认为非理性的消费是成功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让我们感到既困惑又不安。

他接着秉持一贯以来面对问题的看法说：“人们应该认清现实，即使并不喜欢它；实际上，当不喜欢一件事时，就更应该认识清楚。”

在1996年对斯坦福法学院的演讲中谈到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教育中，他说：

如果你们年轻时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开始传播这些意识形态，那么你们就无异于把自己的大脑禁锢在一种非常不幸的模式之中。

他说意识形态会让人做出一些古怪的举动，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能严重扭曲人们的认知。他以好友巴菲特为例，说沃伦可敬的父亲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所以跟他往来的人也都是这样的人。巴菲特从小观察到这一点，认为意识形态是危险的东西，决定离它远远的。巴菲特因为一生都离意识形态远远的，所以就大幅地提高了他认知的准确性，因此能作为普世智慧的典范。

他又对受教育的学生说：“你们不能依照你们教授的教学方法来学心理学，你们应该学习他们传授的一切。但你们还应该学习许多他们没有教的知识—因为他们并没有正确地对待他们自己的学科。”他在之后所提的检查清单问题，实在让人耳目一新。这是查理在整本书中连贯的价值—周延。

也因此，查理回答问题的方法与他的妙言全都架构在逻辑中：比如说回答“要如何找到好配偶”，他的答案是：“找到好配偶唯一的方法是自己得是值得拥有好配偶的人，因为从定义上来看，一个好配偶绝不会是傻瓜。”

他对担心通货膨胀的人说：“最好的预防手段之一，就是在生活中别拥有大量愚蠢的需求—你不需要拥有很多的物质商品。”

读这本书会让人感到充满希望的理由是，查理不断用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状况或制度里的漏洞向年轻人倡导他的正直观念：分析前因，预见后果。如果他的声音被听进去了，我相信社会一定会更加公平。

我们如今生活在崇拜金权，权与金又互相效力产生运作关系的世界中，查理的成功有助于他阐述并推广自己的信念与主张。他自己说，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是环绕于“信赖”。当我们用到“信赖”这两个字的时候，一定是指两人以上，或人与判断，或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因此，如果沿用查理一贯的逻辑思考方式，要与他方建立“信赖”的关系，一定得先当一个“诚信”的人，一如找好配偶的基础。他说我们需要信得过与我们共同工作的人的性格、价值观和人品。他与巴菲特都觉得，正直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带来好处所以是好的，而是因为他们是好的，所以带来好处。如果每一个自恃聪明，在人际或工作上曾经得过小胜利，或习惯操弄他人的自满者能读到查理的这段话，那真是得到天赐警言的人生大礼。

“无论你们多么聪明，总有一些更聪明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想骗你们，你们就会上当。所以，要确定与你们共事的聪明人值得信赖。”查理这种对信赖关系的思想与期待，我认为是根基于康德的哲学思想。这在查理在八十一岁重修（应该说重写）自己十五年前所讲的“人类误判心理学”中的一小章内容中可以看到：

康德以其“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又译为绝对命令）而闻名。所谓绝对命令其实是某种“黄金法则”，它要求人们遵守某些行为方式，因为，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种行为的方式，那么就能够保证社会制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应该说，在现代社会，每个有文化的人都表现出，并期待从别人那里得到康德所定义的那种公平。

查理知道不让问题恶化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观念教育先行，他以“偷窃”为例在大学演讲说：道德和涉及心理学的普世智慧考虑的关系之密切，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绝对不要漠视这些原则，容许作恶是非常危险的。

他为什么对法学院的孩子说这些，他这样亲口告诉这些未来将有机会影响一国法令制度的成员说：许多人从斯坦福法学院这样的地方毕业，进入国家的司法机构，带着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却去制定一些让人有漏洞可钻的法律。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糟糕的事了。他主张：与其创立一种有漏洞的制度，还不如让生活艰辛一些。

我相信查理所讨论的问题缺失，也正在我们社会中加剧发展；只可惜我们既没有这么清楚的忠言，也不肯掌握从别人身上得到的借镜。而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很多借由时事来讨论诚信问题的深度实例。

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或许会误以为书中都在谈投资，但这本书事实上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并非谈财务投资，而是谈作为一个人对幸福生活的投资。至少，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就连直接谈财务投资的文章，我也看到了金钱之外可以吸取的观念与值得转用的建议。

对于这本书中的观念究竟能对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查理借用了17世纪的一本基督教寓言故事《天历路程》中真理剑客临终的遗言说：“我的剑留给能挥舞它的人。”他想留点东西给世上的人，而我们则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亲眼先看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把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