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生活不是“咨询”出来的，

其实是怠惰和坏习惯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得索然无味。

爱默森[1]用自己的长途跋涉、

一场场演讲与文字告诉大家要感谢生命，

“活着是一件乐不可支的事”，

只因为他自己就有“生的感动”。

“悲观的人埋怨风向，乐观的人期待风向改变，踏实的人则调整风帆。”是威廉·阿瑟·沃德（William Arthur Ward）的话，我好喜欢这句话，也相信这句话中有爱默森的哲学。如果要为还不认识爱默森的人介绍他的思想，我想以他所宣扬的一句话来作为开头：“人活在世上是一件乐不可支的事。”因为，我们正处于许多人觉得忧郁、人生无趣、生活没有目标的世界。如果每个人愿意尽一点力量来表达对“活着真好”的同意，也许这微温与微亮就可以温暖照亮彼此的生活。

重读《爱默森选集》是因为读安德鲁·所罗门的《走出忧郁》（繁体中文版译为《正午恶魔》），而我读《走出忧郁》是因为身边出现了好几个为忧郁所苦的年轻人，又看到有些医生对他们放长线的计划更使我感到非常难受，因此我想多了解现代人与忧郁的问题。

生命与生活所要面临的困难代代不同，原本，了解困难的存在就是一种应付生活的本能，但到了今天，人类突然出现了一种想法，认为忧郁是不应该存在的，是病，人应该经常觉得快乐才是正常；这是一个很新的标准，也是我所难以了解的境界。

我认为忧郁不曾与谁的生活真正分开过，我们只是在一生中不断努力转化对忧郁的感受。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小渔港每场台风几乎都带来一些悲伤的消息。课本中所读到的：“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呢？”虽然不是我的家庭烦恼，却是渔家同学们的烦忧。即使是小孩子也没能免过那些真真实实的担心，我们从小就知道忧愁、担心、寂寞与孤单的滋味。

有一两年，学校接连有同学的父亲出海未归，被大浪吞噬。无论住在山上或海边的人，大自然对我们的生存都是有威胁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困难是不应该存在的，在困难中，也没有人失去对快乐的想望；快乐很难得吗？是的，我们都这么认为，因此，得到快乐就更知道要好好珍惜。有时候，天空的晴朗，太阳的颜色，路边的花开花谢，或没有挨骂的一天就让人有一点感动，也有一点快乐。

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告诫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健康”，甚至还有量表可用于自行诊断是否有自杀的倾向，忧郁所带来的压力越扩越大，从自身到家庭，人人都很警觉，动不动就听到有人说：“再这样下去，我会得忧郁症。”。我曾问过一个才二十五岁不到却已在服药的年轻人：“你为什么要吃药？”我反对他吃药是因为吃了药影响了工作能力，也影响团队对他的看法。这个年轻人告诉我，自己从小就不快乐，而他觉得不快乐是一个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所以才去找医生。医生告诉他这种状况不吃药是不会好起来的。我问：“医生已经诊断你有忧郁症了吗？”他说：“不，现在医生不会随便告诉一个人他有忧郁症，这会使病人有压力。但医生觉得我是需要吃药的。药不能停，而且要从高剂量再慢慢往下调降。”不只吃药，这些病患通常还会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很昂贵的营养品，因为吃了药就会食欲不振，影响到正常营养的摄取，所以要靠营养品来补充。就这样，这个年轻人每个月得把薪水中的某一部分用于看病与营养品，而实际上，他的诊疗与营养品外的医药费都是纳税者在付的。

我因为陆续看过这种医疗行为，心中便充满了不平的感觉。比如说孩子纪律不好，也许没有经过耐心教导就被带去看医生，医生除了给孩子过动症的药，还同时给妈妈抗忧郁症的药，此后，他们便很难离开心理咨询与对药物的依赖了。我感到同情的，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状况的了解与所造成后果的不了解。

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Tom因为面临公司可能要解散的压力而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并服药。起先只是轻剂量的抗忧郁症，但药物所引起的反应迟滞让他的母亲感到非常忧心，就在一次返乡探望家人时，他的母亲因为太担心而要求孩子再跟她去精神科重做诊断。那天精神科医师帮他打了一剂长效药，没想到这剂药引起了身体强烈的反应，连喉部的肌肉也受了影响。母亲只一心担心孩子得忧郁症又食不下咽，爱子心切下勉强喂食，但食道肌肉无法正常运作，于是造成了吸入性肺炎，引发脑部严重缺氧，变成植物人。辞世前，在疗养院足足躺了十年，他自己与妻儿家人的辛苦实在是其他人很难想象的。所以，我只要一听到有人说“我心情总是很坏，别人都说我迟早会得忧郁症”就难过得想起这位朋友从一个很好看的年轻父亲变成植物人躺在**的模样。如果Tom当时不计工作职位高低、不逃避困难，能想到自己有家庭要照顾，不埋怨风改向而立刻调整风帆，他所改写的就不只是自己的，还有那个美丽温柔的妻子和两个当年才幼儿园的孩子的命运故事。

我这样想Tom的一生，是因为我今年已经八十六岁的母亲年轻时与忧郁症也有过交手，她选择的是不一样的回应。父亲与母亲奋斗起家的生活也很辛苦。她回忆自己从高雄远嫁台东之后，一年一个紧锣密鼓地生了姐姐与两个哥哥之后，体力不得空歇，照顾孩子与工作都非常辛苦，她的精神几乎崩溃。母亲回忆说：“每到黄昏，只要天开始转暗，我就感到非常恐惧，我抱着孩子，望向屋外，不能自已地痛哭不停，直到孩子的啼哭踢闹把我唤醒才止。”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为忧郁症所苦，母亲恍然大悟地说：“我想，我当时得的就是忧郁症，但因为没有这种‘常识’，也怕看医生花很多钱，所以只能靠自己爱孩子的心意来克服生活的种种困难，我认为，是孩子使我从那可怕的困境中走出来的。”这大概就是《走出忧郁》这本书中所提到的“责任感”。

我比较母亲当时与今天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不能不说，经济考虑在一定程度中影响了人与忧郁之间的战斗过程。过去考虑付不付得起的医疗费用，现在由全民保险制度取代了这道犹豫的防线，但，这是恩惠吗？

以爱默森的论点来看，“快乐”的生活不是“咨询”出来的，其实是怠惰和坏习惯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得索然无味。我不想进入忧郁症的无谓辩论中，因为如果想要了解忧郁症的人可以好好读The Noonday Demon这本书，也是因为英文书名，台湾中文版才直译为《正午恶魔》。另外也可以读林肯的传记。但如果只是经常心情低落，还不到无可自拔的地步，也许了解《爱默森选集》中的思想就可以让人感受更多生之欢愉。

爱默森非常努力宣扬他的思想，用自己的长途跋涉、一场场演讲与文字告诉大家要感谢生命，“活着是一件乐不可支的事”，他的信心打动了许多人，连那些听不懂他话语深意的穷苦百姓也想尽办法要聆听他的演讲，只因为他自己就有“生的感动”。他们说：“看他站在那里，就觉得人活着一定有意义。”了解爱默森的年代才能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乐观”“实事求是”与“自我信赖”都是在生活较为辛苦的社会才有的精神，这有助于我们反省，想要依赖药物得到生的欢愉是否是对的方法？

我曾好奇，如果台湾的健保不给付精神科的费用，这些就医的状况会如此普遍地出现在收入并不高的年轻族群当中吗？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又做何感想呢？这种担心与无奈，我猜也只有既是心理医师又有成年子女的人才能够认真回答的吧？真希望每一位心理医师都是在道德与良知的监督下工作，真希望他们能对某些年轻人说：“你没有问题的，你只是需要更认真工作，好好吃饭，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交几个有益的朋友。”那么，他就从痛苦中拯救出许多父母，并减少日后必须依赖社会照顾的人。

如果我是心理医生，我也会介绍他们读爱默森的书，绝不会把孩子培养成药物与咨商的依赖者；因为我有孩子，我了解也同情当父母的感觉。

[1] 爱默森，即爱默生。因作者援引台湾皇冠文化出版《爱默森选集》，故此译法保留，不作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