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阿哥事件导致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中外关系的紧张。本来这一事件只是纯粹的清帝国内部事务，或者说是满洲人的内部事务，跟汉人都没多大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导致了后来很复杂的中外误解。

如果我们真正回到历史的现场去研究，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让端王爷的孩子来当未来的领导人？是因为他没有政治立场。但是人到了一定的地位后，是必须有立场的。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想一想，如果当时外国人很快对端王表示祝贺，那他对外国人肯定会产生一种亲近感。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大阿哥选出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不断鼓吹“大阿哥事件”颠覆了清帝国改革的路径。他们一直在呼吁不承认端王的新政府。外国人就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对端王爱搭不理。其实这是把端王推向了对立面。

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呢？中国的封建王朝体制下，统治者需要的是一种威严和被尊敬的感觉。结果，从1900年1月选出大阿哥，一直到3月，外国人不表示任何赞成、支持。这是不对的，你表示祝贺，不仅说明我们的邦交关系是好的，另外它对于中国的威权体制来说是个加分项。

1900年春天，端王慢慢就被塑造成了一个排外主义者。将心比心，如果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反对我、不理我，我们也会排斥他。了解了这一背景后，我们再来讲一讲义和团为什么起于山东。

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19世纪晚期，德国统一之后，它在对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山东的沿海，特别是尚未开发的胶州是最适合德国人居住的环境。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人对山东的投资就越来越多。到了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自由投资，这使德国人再次加大了对山东的投资力度。德国在1897年利用了潮州教案，出兵胶州。到1898年3月，中外通过谈判，就达成了胶州湾租借100年的协定。此后，胶州就归德国人管理了。

德国人对山东实行的是殖民管制，也就是完全按照德国的规则来管理。德国的势力范围当然不只是胶州，它以胶州为基地，向山东内地辐射。胶济铁路是其中的关键，这条铁路一直从胶州修到济南，它对山东的农民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修铁路得征地，开工厂也得征地，那么农民、地主就不得不离开土地，成为流浪者。这是其中一个背景。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山东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乡村的民间英雄的情结，武风很盛。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乡村随之解体，农民脱离土地。当人们失去职业、失去正当收入的时候，能做的就只有强身健体。在清代的义和团档案当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很多练功夫的——我们叫他们义和拳，其实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这是义和团起于山东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山东乃甲午战争的主战场，日本人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来去围攻威海和刘公岛，之后向内地进军。主战场在山东，所以集结了相当规模的清军。等到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军队就原地遣散了。过去的研究者，特别是一些外国研究者将义和团的领袖大师兄、二师兄称作社区精英。因为从军队里边遣散的这一拨官兵原是当地的农民，所以这些军人相当一部分就在城乡之间游走，成为乡村英雄。如果遇到一家人欺负另外一家，大师兄就对被欺负的这家拍拍胸脯，说：“兄弟，这事我帮你办了。”然后找几个人就把欺负人的这家给打了。那么后来山东的地方矛盾，就由这一拨人出手去摆平、协调。

第三个因素，就是山东的民教冲突非常激烈——天主教、基督教和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之间的冲突。西方宗教传到中国来，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唐朝时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后来蒙古人建立元朝，基督教的影响也很大。等到明朝晚期，利玛窦进入中国，基督教就算是正式在中国生根发芽了。而且传教士到中国、到远东来都有献身精神，他们不怕死、非常执着。

等到工业革命爆发，外国资本在1860年大量进入中国。等《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来中国的传教士就更多了。各个国家的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互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都在看谁发展得多。在这么一种无序的竞争下，就有一拨中国农村社会的地痞流氓，被吸纳进了教会，进而利用了宗教的豁免权。

山东这种民教冲突当中，宗教的豁免权体现在教会、教堂享有和中国的官府直接打交道的特权，教民如果和非教民发生冲突，教会出面来跟中国地方政府交涉。一般来讲，中国地方政府是偏袒他们、向着他们的。这样一来，山东的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化了。这是义和团起于山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第四个因素，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高层政治背景的变化——从光绪皇帝到大阿哥。山东巡抚的人选先后经过几次调整，而急着调整山东巡抚，都是因为他们和高层的政治背景不同，以及在对外关系的看法上有差别。甲午战争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李秉衡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对外国是比较强硬的。因此在他统治的一段时间里，山东比较平静，义和团没什么动静。

不久，张汝梅接替了李秉衡。张汝梅觉得山东义和团闹得厉害，今天这个地方闹事，明天那个地方闹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也是经过朝廷同意的，那就是化拳为团。他想把它体制化，使其成为一个官方可以掌握的工具，最不济也可以往里面安插一些人手，以知晓动态。

但由于山东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张汝梅这件事最终没干成。这个时候就换了甲午战后的第三任巡抚——毓贤。我们知道毓贤是后来引发庚子国变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毓贤在山东巡抚及后来的山西巡抚任内，折腾出的事情都很大。李鸿章给朝廷写的建议里边，就提到：像毓贤这样的人，那不是杀的问题，千刀万剐都不能解中国之恨哪!

毓贤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他后来在太原把170多个传教士——大人、小孩，诱骗到巡抚衙门，一次性全部杀掉。毓贤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毓贤是满族人，他和朝廷、满洲贵族之间有很复杂的关系。我们今天去读这些史料，会感觉到毓贤深深地介入了大阿哥事件当中。

大阿哥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深度介入到了朝廷的纠纷当中，他的排外的强硬立场表现得非常明显。在1899年的下半年，外国公使就要求清政府把毓贤给换掉。说如果毓贤不换掉，山东的事情可能会复杂化，会出大问题。特别是美国公使康格，他强烈要求清政府一定要把他换掉，而且跟清政府讲，不仅要把他山东巡抚的职位撤掉，还不能再把他任命到传教士多的地方去。

毓贤的排外情绪太严重了，甚至达到一种变态的程度。外国的要求，特别是美国的要求，使清政府意识到这的确是个问题。在这种状态下，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公使，点名要让袁世凯来接替毓贤出任山东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