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这一百天的改革措施，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角度去归纳。政治上，光绪皇帝希望有所变革，后来改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政治上出了问题，后面我们会专门讲；经济方面的变革是1898年一百天改革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光绪皇帝的基本思路和实际政策的导向就是要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制定一些合适的政策法规，如一系列的知识产权类法律、商业法律、技术进步类法律；军事改革方面则延续了1894年天津小站练兵开始时的路径；教育上，后边有一个专题会详细讨论科举制度的改变以及新教育的发生，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先说政治，光绪皇帝考虑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如果不发生改变，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之后，怎么来容纳它？怎么分权？也许这中间光绪皇帝的思考没有那么深入，但他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希望在政治上给言论留出空间。因此他在改革后不久，就下令允许臣民上书。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只有集众智才能够改变中国，才能够推动进步。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各个衙门的青年一代政治家，也就积极地上书言事，提出很多建议。其中，礼部主事王照，给皇帝提了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皇上要向全国宣布，中国的危机并没有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更不能被眼前暂时的和平假象所迷惑。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并不安稳，乱民到处滋事，排外主义盛行，这些东西不纠正，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问题。这第一个建议是要让国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处境和实际的政治发展。第二个建议，王照提出中国应该加强首脑外交。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几百年了，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要说欧洲小的王国，就连欧洲的两个大国——德国和俄国，它们的皇帝说见面就见面了，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最高领导人在这种很随意的交流当中，才能真正建立感情，解决问题。王照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所调整。应该开展首脑外交，把皇太后和皇上的形象更好地传递出去。当时王照建议光绪皇帝带着太后周游世界，到东西洋各国走一走，要通过这种形式来加强中国和世界的关联。他还建议光绪皇帝带着慈禧太后到日本去走访一下。这对于近代国家来说是很正常的，不要说友好的国家，就是敌对的国家也需要来往。他的第三个建议就是在学部之外成立一个教部，专门处理教案冲突。

三条建议中最关键一条其实就是第二条，让太后和皇上到东西洋各国走走，去了解世界。其实这是每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干过的事情。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改革之初，也化妆易服，到西方国家去看看；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领导人，也大都改姓易名，到欧美去考察。中国到1898年为止，只有李鸿章出去过两次，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皇上和太后，以及恭亲王、醇亲王，都没出去过。

所以，从政治眼光的角度来看王照的建议，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正是这件事情引起了后来政治上的厮杀。王照的主管大臣、礼部的两个部长、两个副部长，礼部最重要的六个人都反对把这份建议送上去。因为这六个人的思路和王照不一样，他们觉得王照这小子提这个建议太恶毒了。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想到两年前李鸿章到日本去谈判，被日本浪人啪一枪打了，幸好没打到致命的地方。这时候王照提出让太后和皇上到日本去访问，这个居心太叵测了。礼部大臣就把王照的这个建议给扣下来了。王照也没辙，他回家之后，晚上找康有为等人喝酒聊天，就把这事儿随便和他们说了。康有为兄弟俩听到之后，立刻对王照说：“还不趁这个机会闹一下？因为皇上讲得很明白嘛，臣民上书言事，不允许扣留!他扣了你的建议书，就违反了皇上的规定!明天上班的时候找他说，你占着理。”王照没经得起康有为、康广仁的撺掇，他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再次上书，这次上书不是提这些建议，而是直接控告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说他们阻挠上书，阻挠新政。王照仍然把这份奏折交给礼部，由这个机关来往上传递。

王照按康有为兄弟俩的建议讲了一句硬话：你们如果不给我递上去的话，我就直接到督察院去了。礼部几个大臣看到这种状况，生怕事情闹大，商量之后，就把王照的奏折转上去，但是同时加了一个说明，说这个折子我们之所以没转，是因为这里边的建议太荒唐了，怕引起太后和皇上的不适。

光绪皇帝拿到礼部六大臣递上来的王照上疏和礼部六大臣的解释之后，他就觉得机会来了。他认为改革过程中，之所以很多命令下达后没有反馈，就是因为官僚主义太可怕。过去我们讲，光绪之所以改革不成功，是因为阻挠的力量太强，守旧力量太强。实际上不是阻挠力量太强，而是因为时间太短，没有给底下的官员们足够的消化时间。我们看到，光绪皇帝后来批评两江总督刘坤一，他认为刘坤一这一拨老臣都很荒唐，我给你发电报下命令，你没有反馈；之后我又追加一个电报，问你那个电报收到没有，还是没反馈。光绪皇帝就很恼火，他觉得改革运转不起来。

这一次礼部扣下了王照的建议，让光绪皇帝觉得有了一个整治干部队伍纪律的理由。光绪皇帝就把折子批给了吏部，让吏部研究一个处理方案。吏部的官员们搞不清楚皇帝心里是什么想法，而之前大清帝国又有一套严整的管理官员的规则。照过去的规则来看，这些礼部官员的罪责不过就是耽搁了一下公文上传，扣一下当月的奖金也就是了。于是，过了几天，吏部就作了个汇报，按过去的规则简单处分了一下礼部的官员。光绪皇帝看到吏部的处理结果后，一下子就火了，认为吏部的干部也不得力——我下令叫你们从严处理，结果你们就这样糊弄我？光绪皇帝就讲，这几个人都必须从重处理，于是把礼部的六个高官全部免职，从而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光绪皇帝是28岁的英明君主，但是他对这些人的处罚毕竟是超出他们的罪责了。像怀塔布、许应骙，他们从进士做到礼部尚书，那也得几十年工夫，结果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一下子给他免除一切职务。这个事情就给后边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这些礼部高官既然觉得这个处分超出了自己的罪责，那么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错了也得纠正啊!更何况这几个高官跟朝廷和内宫的关系错综复杂。怀塔布是满族人，怀塔布的太太跟太后关系非常好，整天陪着她一起聊天、吃饭、看戏。她老公给开除了，你说她会不会跟太后说？她和太后说的话逐渐传开，到后来，大家反倒觉得皇上在处理这个事情时表现得很幼稚。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后来引发戊戌政变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们过去讨论政变的时候，讲了很多因素，但事实上，它的导火索可能就在王照这件事情上。王照事件正慢慢发酵，但光绪皇帝的改革，并没有因为免掉这几个人的职务而停止往前发展。在这之后的第二天，他就直接把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这几个人提拔为军机处小章京。在这个过程当中，清帝国内部有一个行政体制的调整。

我们看到，当中国工业化发展之后，在原来的六部之上，就进行了一次行政上的改革，1860年之后出现了总理衙门。到了1895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工矿企业的发展，原来已有的总理衙门、六部，架构又出现了不足之处，这个时候王照就建议设立教部、学部、商部。在1898年，工商部、路矿部……各种改革行政机构的建议都被提出。

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了对新的社会进行管理，行政改革势在必行。那么行政要想改革，首先就要改革政治架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意识到，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当中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君主专制下，没有自由言说的空间，这还不是民间的言论开放，而是在政治决策上，没有单独的一个议政机构。像中央层面的决策，决策者就是执行者，执行者又是监督者，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所以，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之后，当时认同改革的有识之士达成了一个共识：在高层政治当中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用来“讨论”的机构。于是，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改革。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旧衙门被废除，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被废除的干部怎么来安排？这种议论直到王照事件之后，渐渐达到顶峰，也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集贤苑”“议政局”“懋勤殿”。随着讨论的进行，这种建议越来越多，我们可以从戊戌变法的档案史料当中看到，里面有许多针对此事的奏折。这种建议并不是来自某一个个人，而是来自各个方面，即是说，它们绝非康有为一个人的建议，后来的张元济这些人，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那么，这种建议对皇上、对清廷的决策有没有影响呢？答案是有的。到了1898年9月初，光绪皇帝慢慢觉得，专门成立一个议政的机构，似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9月初，光绪皇帝下定了决心，宣布可以在内廷开一个懋勤殿，选上几十个人，再聘请一些外国的专家，专门用来讨论中国的制度改革，看看哪些制度是应该改的，哪些机构是应该废除的，对于中国制度有一个通盘的考虑。这些想法在9月中旬大致得以形成。在9月13日早晨，光绪皇帝召见了来自湖北的一个候补知府——钱恂，向他征求关于设立议政院的意见，实际上也是通过钱恂把他想设立新机构的消息传递给张之洞、刘坤一。他们几个人如果能够认同这个观点，那么对后来政治的发展也会有益。

我们通过钱恂的一些记录可以看到，到了1898年9月14日，光绪皇帝已经十分清楚设立新的机构——懋勤殿的必要性。他下定决心之后，就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直接引发了后续的冲突。

光绪皇帝觉得设立懋勤殿事关重大，于是他就把刚刚被任命为军机章京的谭嗣同叫来。他告诉谭嗣同：现在要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先去查一下历朝的文件，看看康雍乾几朝是怎么设立新机构的，比如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康熙时期设立南书房；把这些东西给整理出来，之后我再和太后商量一下。这是谭嗣同的责任，军机章京就是干这事的嘛，皇上让你整理文件，你就整理文件好了。但谭嗣同下班以后，顺路就到了康有为家，他们两家相距不过500米。在康有为家，两人边喝酒边聊天，彼此交换情报。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谭嗣同说了不该说的话，引发了后来的故事。

谭嗣同说：“我到北京这几天(谭嗣同是高干子弟，他爹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你们都和我说，皇帝和太后有矛盾，我始终不相信。但是如今，我信了!今天皇上让我起草一个文件，说是准备这几天去颐和园探望太后的时候给她看看，讨论讨论。就这种破事，皇上你决定不就行了吗？你怎么还要我准备文件，带给太后看看？可见皇上是真的没权力。”

谭嗣同这是做了一种不该发挥的发挥，不该想象的想象。他的这些发挥其实已经超越了事情本身的真实性。光绪皇帝让他起草这些东西，可能只是单纯地想在看望太后时和她一起讨论讨论，绝对不能引申发挥出来皇上怕太后，皇上没有权力的结论。

接着，谭嗣同就提到光绪让他起草这个文件后，说要安排数十个议员，再聘请几个东西洋的专家，来讨论中国的未来该怎么办。这件事情糟就糟在言者无心，听者又多意了。光绪皇帝讲的东西，谭嗣同做了发挥；谭嗣同在康有为面前讲的东西，康有为再接着发挥。康有为说：“哎，哥们儿，你看看推荐哪几个人去做懋勤殿的议员？”康有为想到这上头去了。于是，康有为就让谭嗣同推荐几个人给光绪。谭嗣同就推荐了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转身又去找王照，也让他写个推荐信，把自己和谭嗣同推荐上去。

康有为接到这个消息，他想到的是推荐谁去干这个事儿；谭嗣同则是忧心忡忡地认为皇上没有权力，受制于太后。我们分析这些史料，会发现说话人关注的重点和得到这个消息的人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种错位状态下，康有为把这消息在北京官场中传播开来：皇帝今明两天会去颐和园讨论政治改革的事儿，我起草了个名单，大家也推荐几个人，很快中国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于是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京的官场慢慢都知道中国的政治改革终于启动了，皇上准备去讨论这个事情了，应该说在一个小圈子里，大家还是很兴奋的。

但是，光绪皇帝根本就没和太后讨论这个事儿。9月14日，也就是第二天，光绪皇帝去颐和园看望太后，当时的确带了这份谭嗣同起草的文件，到那儿之后就把它交给登记处了，因为他不必拿着文件当面跟太后商量这事。那么太后到底看没看呢？不清楚，但至少光绪回来之后没有回音，这就引起了官场的变化。

过了几天，大家一看，这事儿没下文了，就觉得皇上是真没权力，报上去之后太后还是不批嘛!这一下谣言就越传越广。现在我们知道光绪皇帝之所以带着文件去了，却没有下文，是因为事情出了岔子。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去看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就在那儿坐着等他。两个人见面之后寒暄了几句，太后就讲：“哎!你处理事情太鲁莽了，礼部那几个大臣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了，为我们爱新觉罗家族卖力多年。你怎么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人家开掉了？弄得怀塔布的太太最近天天在我跟前哭哭啼啼，烦死了。他们压了王照的奏折，那把奏折提起来不就行了吗？他们干了一辈子，最后因为这点小事被开了，肯定很难过。”

光绪皇帝就辩解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杀一儆百!之后我肯定会让他们官复原职，但是这次的处罚一定要从严，因为现在整个官僚体制运转滞涩，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他们母子俩就在这个事情上争来争去，发生了言语的摩擦。但他们毕竟还是母子，最后光绪陪她吃吃饭、看看戏，这气儿也就消了。懋勤殿的事儿就提都没提。

而且再往下发展，还有一件事是康有为想都没想到，到死都不知道的。当天晚上，皇上和太后谈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屋子，越想越心烦，他不是烦太后批评他，他是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笨!他认为自己没有把事情处理好，于是就把杨锐叫到自己房间里面说：“杨爱卿，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做才能既让中国的改革往前走，又不惹太后生气。你看现在乱糟糟的，今天被太后这么训了一通，我多冤枉啊!我一心想把这事办好，结果太后这么说我。”

杨锐听到皇上这么讲，就说：“皇上，这事我可不能掺和。”因为从满洲人入关起就有一条规定，宫里边的事，汉臣没有资格插嘴。杨锐心想：这事我怎么能掺和，打死我也不敢说。光绪皇帝这个时候就一再相劝：“你主意多，见多识广，得给我出出主意。”杨锐一再拒绝：“我不能讲，我讲了要杀头的。”

光绪皇帝见杨锐实在不肯说，就给他写了一道密诏，大概意思是说：我最近观察皇太后的意思，是不想让旧的法律、制度全部改变，也不想把那些老谬昏庸的大臣全部罢黜，换上年轻、有为、通达的新的干部，让他们来议论政治；太后担心如果这样做，会失去人心。

光绪皇帝接着强调，他的想法很明确，希望能够用坚决的态度来推动中国的改革。但是皇太后认为，罢免礼部六大臣的决定，处罚过重，令他不得不对此作出调整。这实在是令他心烦。他也知道，中国积弱不振以至于阽危，都是因为这一拨旧大臣昏庸、无知、耽搁。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将这些昏庸的大臣全部罢职，也许能够推动中国的发展，推动大清帝国的进步，但是可能会出大问题，毕竟他这位子也不是那么稳固。

这份密折最关键的是：要能帮助革新旧法，将这些昏庸的大臣都给罢免掉，任用一拨年轻有为的新人，由他们来议论、处理中国的政治，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条件是不能有负圣意——不能让太后生气。最后写道：“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这份密诏实际上是杨锐的免死诏。戊戌政变发生之后，杨锐如果把这个诏书拿出来，清廷就不可能杀他。之所以杨锐宁可一死也不把诏书拿出来，是因为这里边的内容，会牵连光绪皇帝。

当天晚上光绪皇帝写完密诏之后，把它给了杨锐。杨锐就给皇上提了三点建议。光绪皇帝认为这三点建议解决了中国当时最困难的问题。但是这三点建议康有为到死都不知道。杨锐都讲了什么呢？

第一点，重建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威和次序，应该由皇太后郑重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自将天下授给皇上，而皇上也要正式地确认皇太后在大清帝国王朝政治中的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这样就把皇上、太后的次序理顺了。

第二点，鉴于新政推行以来的次序混乱，杨锐建议皇上要对所有的改革方案进行通盘考虑，以有先后，以有次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新政诏书连篇而下，臣民目不暇接。虽然获得一些舆论的喝彩，但实际效果极差。

第三点，人事变动至关重要，在新政期间大臣更替不能太快。如果有些大臣确实不行，少给他事干就是了，可以把他晾在那儿，但不能把他罢免，因为一旦这样做，他就会折腾出事来。

杨锐讲，皇上如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特别是能够改善跟皇太后的关系，那中国的改革就能推行下去。当然后来杨锐又讲了，其实到目前为止很多的问题，都源于官场次序的失衡：北京官场中，有一个人上蹿下跳，一直在搅局，很多消息都是从那边制造出来，或传递出去的，这个人就是康有为。所以杨锐这个时候讲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这是除那三个建议外最关键的建议。要想平衡太后和皇上、皇上和旧大臣之间的关系，就绕不开康有为。但是我们也知道，康有为年初来到北京，过了几个月，已经成为中国1898年改革的推动者之一——过去他可能夸大了自己的分量，但是现在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且在一百天当中，他给皇上写的建议、以他的名义写的建议，以及他用别人的名义写的建议加起来，数量之多，是别人根本没法比的。所以这时候杨锐虽然建议“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但这事儿办起来挺麻烦的。

但后来清廷内部经过一番商量之后，想到了一个思路，康有为的专长不是办报、编书吗？既然他擅长这个，那就用这个理由把他支出北京。杨锐和光绪最后也认同了这个思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到了9月17日，林旭就被皇上召见。召见前，杨锐就建议林旭不要再给皇上出那种激进的主意，最好和康有为保持距离，同时让他去劝康有为离开北京，到外地去办报。这个意思是大家息事宁人，和平解决问题。

在17日的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在讨论中他们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北京官场现在出现的这些次序失衡，康有为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通过各种关系劝康有为早点离开北京，那对变法是有利的。于是，光绪皇帝这个时候就明降谕旨，让康有为尽快离开北京。这个谕旨在很多书里边都有，后来引起争议，令康有为的认识产生偏差的，是这句话——“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不就办个破报纸吗？还不得迁延观望，这是什么意思？康有为是这么理解的，他想：宫里面一定发生事情了，皇上是让我出去找救兵啊，否则只是办个报纸怎么还让我不得迁延呢？我们知道康有为是具有超强想象力的人，他这时候就得出了个结论：皇上遇难啦，让我去上海找外国人救他!你说这都哪跟哪呢？但事实如此。而且如果仅仅明发谕旨，康有为看到之后仍然可以不理。因为之前决定让他去上海办报的时候，早就有文件下来了，他没去不也没事吗？

紧接着，当天林旭下班之后来找康有为，结果康有为不在，出去唱歌喝酒去了。林旭留了个字条说：康先生，明天早上我来找你，你可不要乱走。第二天(9月18日)，林旭见到康有为后，就讲：“康先生，你赶紧去上海办报吧，别在这儿耽搁了。”康有为振振有词地说：“什么事那么严重啊？皇上竟然又下了谕旨。两个月前发给我，我都没去，这次我凭什么要去？”这个时候林旭就严肃地说道：“圣上口谕，接旨!”康有为赶忙跪下接旨。林旭念出这么一段话：“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康有为一听，这口谕话里话外给人的感觉是皇上现在正处在一种危难之中，这不就是叫他去救他嘛!林旭的谕旨一下子让康有为觉得这里边问题太多了，说到底这是信息不对称。林旭传完谕旨之后，康有为马上就谢旨，说：“好，我一定遵旨。”然后写了一个谢旨的条陈，林旭带着回宫，报命给皇上：“我跟康有为说了，他会走。”另一边康有为一转身就找了康广仁、梁启超、徐世昌等人。一拨人聚在一起，抱头痛哭，说：“唉!这下麻烦了!宫里面发生政变了，我们伟大的皇上被囚禁了!我们现在要出去找援军，找英国人，找美国人，来救我们皇上，否则大清帝国完蛋了!”

这个时候康有为觉得，自己作为被皇上寄予厚望的人，不能一走了之，必须做点什么。他想出了一招，那就是找军队包围颐和园，捉拿皇太后，让皇太后交权。事情发展到这儿，一下子就变质了。康有为此时不再只是一个让书生害怕的人，他成了随时准备为这个国家牺牲的人。他说多年前他就差点死去，之所以没死，是因为国家需要他——他有这种圣人情结。他当时就思考，找谁来包围颐和园。

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有人说找董福祥。董福祥是从甘肃来的回民将领，性格蛮横，有人担心控制不住他。后来，有人提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这个人有维新思想，待人接物很客气，那就是袁世凯。他的客气尤其体现在对待康有为上，平时见了康有为，嘴上总是要说“康老师好”。之后，有些同学去看康有为，回来后，袁世凯就对他们讲：“见了康老师问好了吗？”我们当然得承认，1895年之后，袁世凯确实是维新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接受维新思想的中级官员中，他给强学会捐款捐得最多，活动得也最积极。但是你让他发动政变，我觉得这就不靠谱了。袁世凯此时刚刚被提拔为副部长，如果他在场，可能一开始就会讲太荒唐。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提出反驳意见。这样一来，他们就觉得袁世凯有可能赞同。更荒唐的是什么呢？谭嗣同作为一个高干子弟，竟然把康有为讲的一些判断当作事实。

这只是康有为一个人的判断，不一定是事实啊。但谭嗣同认为康有为的判断就是事实，现在就应该找军方发动政变。于是谭嗣同制定了计划，打算先找袁世凯，获得他的帮助，等袁世凯包围颐和园后，再打电报让大刀王五、唐才常这两伙江湖人士进去把太后抓住。到了18日晚上，谭嗣同就按照这个思路到了法华寺去找袁世凯。

袁世凯此时刚刚被提拔为副部长，在北京一方面是接受皇帝的训话，另外就是要谢恩。18日，谭嗣同夜会袁世凯。根据资料推算，谭嗣同11点开始与袁世凯交谈，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交谈的过程应该说还是很激烈的，我们今天去看毕永年的日记和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可以一点点还原那个场景。袁世凯作为当事人，他的记录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事实上现在学术界通过比对资料，也认为袁世凯的记录比较真实，可以还原出事件的大概面貌。

谭嗣同见到袁世凯时，两眼冒火星，气势非常强，而且裤子里鼓囊囊的，袁世凯就认为他是带着枪，存着杀人之心。因此袁世凯立刻下了判断：这人来者不善，我得好生应付。谭嗣同讲：“你之所以能当上副部长，全赖皇上的恩情和康先生的推荐，如今皇上遇到大难，康先生想请你帮个帮，你难道不应该义不容辞地出手相助吗？”但是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谁是他真正的恩人，他太清楚了，官场之错综复杂，不是说谁写了推荐信，谁就是他的恩人。接着谭嗣同给袁世凯描述了他们的分析。袁世凯听完，就认为他们讲得不靠谱。袁世凯首先就质疑一切的前提：“谁告诉你们两宫有矛盾？”这个谭嗣同没法回答。

然后，袁世凯马上化被动为主动，他质疑道：“你还是军机章京、皇帝近臣呢，大清帝国的军队怎么调动你不知道？别说我如今只是个副部长，就是级别再高，我能指挥天津的几千人马直扑北京吗？我还没走出天津就被抓起来了。”袁世凯的话一下子就把谭嗣同问蒙了，因为中国的军队向来是彼此牵制，相互提防。后来，袁世凯就和谭嗣同商量出个法子：明年太后要跟皇上到天津阅兵，到时只要让皇上写一个小字条，给一个暗示，他就可以干。

经过一场漫长的谈话，谭嗣同基本上被袁世凯的理由说服了。谭嗣同就带着结论，从法华寺回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待他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在东华门附近。在那里，谭嗣同就把情况跟康有为讲了。康有为这时候觉得再依靠袁世凯已经不靠谱了，但是他仍然不死心，在随后的两天里，又做了很多工作。他去找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对康有为这些人是深表同情的，但他一个传教士没有改变局势的力量，而且英国公使又不在，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康有为又想到了伊藤博文。他在19日的下午和伊藤博文云遮雾障地谈了几个小时，这个谈话的记录后来都公开了。从这个谈话中可以看到，康有为不敢把他的判断都说给伊藤博文听。

因为伊藤是清政府的客人，明后天就有一个觐见计划，他要是胡说八道称宫里边政变了，那整个日本政府就会牵涉其中，会引发巨大的外交问题。因此康有为和伊藤的谈话当中，就不好涉及这些事情。康有为说：“伊藤君啊，你见到太后后，替我美言几句，我们可都是忠心爱国、支持大清国改革的人。我们对太后绝无二心。”伊藤博文对中国的派系情况根本搞不清楚，对于康有为讲的，他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过去了事。我觉得日本因素、伊藤博文来华因素、李提摩太因素，所有的外国因素都不构成后来政变的爆发条件，政变就是由于中国本身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康有为包围颐和园、捉拿皇太后的政变计划还只是在一个“朋友圈”里面流传。外围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袁世凯。在这种状态下，袁世凯就觉得：这个事情要等到天津阅兵时再发动，或者拿到皇上的谕旨，能够让我有凭据，否则的话就没法干；反正事情的主动权在我，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们做什么和我都没关系。

这时候，问题又出在了康有为身上。跟伊藤博文谈完话之后，他回到家一看——我家墙头怎么被推倒了？他就开始疑神疑鬼。回到屋里面——哟!我的抽屉怎么被翻了？他心里就开始发慌。晚上再和几个学生一通分析，越想越悲伤。学生就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老师你还是赶快离开吧!你离开了之后，你有出路，我们就不怕，皇上就有救，我们中国也有救。”他们的思维进一步发散，就说：“你出去找英国人，只要英国人帮我们，一切就好办了。”而且还提出：“我们留在北京吸引清政府注意，这样你可以更安全地出走。”还有人建议说：“那个荣禄在天津，就等着抓你，别往天津去，往蒙古跑，跑到蒙古后再往南跑，就安全了。”康有为说：“不，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直奔天津。”

康有为连夜买了票之后，带着一个仆人直奔天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更没人抓他。他高高兴兴地来到天津，一问，还没有立马去上海的船票。于是，他洗了个澡，喝了壶酒，这才买了船票往南走，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等到他的船都到烟台之南了，清政府才反应过来，急忙给天津的荣禄打了个电报，让他赶快派人去追，捉拿康有为。

结果康有为一到上海，英国公使就把他带走了，清政府自然没法抓他。康有为就这样溜走了。这就坐实了他的罪名：如果你没事，你能跑吗？就因为有事儿你才跑嘛。

另一方面，在北京，康有为的消失也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康有为是个很活跃的人，平时上蹿下跳的，突然不露面，就让人心里犯起了嘀咕：他到哪儿去了？他离开的话怎么没打招呼？怎么没有关于他的消息？这样一来，步军统领衙门就到他家里去找他，但是去找他的人又不认识他。他弟弟康广仁在那儿坐着，那步军统领衙门一看——哎，康有为啊？跟我们走!他弟弟说：“好。”他弟就被当作康有为，给抓到步军统领衙门关起来了。

这时候他弟弟就生出了一个自作聪明的想法——只要你们还错误地认为我是康有为，就表明康有为是安全的。我可以牺牲我自己，保住我哥哥；保住我哥哥，就保住了维新事业；保住了维新事业，就保住了大清帝国和皇上。这都哪跟哪啊？但他就这么想了。康广仁在牢里还真就一句都不说，你问什么他都不说。后来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当一个人被完全隔绝外部信息时，内心是非常恐惧的，因为你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康广仁被关押了几天后实在受不了，就说了：“要不是你们提前动手，我们就已经成功了。”康广仁讲了一个英雄故事，讲他们怎么策划这场政变，他们准备怎么抓皇太后。这听的人都听傻了：这个人疯了吧？康广仁反复地强调一条，我们是要为伟大的皇上干掉皇太后。在他们几人的讨论中，的确是这么个思路。但这个消息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恶果。审判他的人不敢把这个消息报给皇上，而是绕开皇上报给了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