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一再重复一个观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离不开也无法摆脱“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的改善，可以给国内发展带来机遇；“国际环境”的凶险，可以给国内发展带来危机。明朝也一样。“倭寇”和“海盗”的客观存在，导致了明朝的主观禁海，成为与“大航海时代”擦肩而过的重要原因；“北虏”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明朝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并且不断消耗着明朝的国力。但这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政权，明朝朝廷需要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的压力，谁让你朱家要争做这个皇帝，谁让你们挤破脑袋要钻进官场？既然做了皇帝，既然进了官场，既然掌控着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资源，你们就得承担责任。

就在张居正通过改革，让明朝的朝廷重新振作起来、让明朝的国库重新鼓胀起来的时候，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又发生了，而且都是发生在张居正去世的十年之后，发生在“后张居正时代”。

内部的问题是：万历二十年初，一位名叫巴拜的蒙古族将领，在副总兵的职务上退休之后，又毛遂自荐，要求为国立功。注意，他的这个“国”是明朝而不是蒙古。但是，小心眼的宁夏巡抚看不惯他的举动，处处为难他、给他小鞋穿。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巴拜愤怒了，和子弟们一道，发动兵变，杀了巡抚，联络河套地区的“套虏”，由此兵连祸结。明廷调集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等五镇的兵力，历时八个月，将其平定。这场动乱，被称为“宁夏之乱”。也就在同一时期，以播州即今贵州遵义一带的土司杨应龙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因为与明朝当地官府发生严重冲突，战争连年不断，缅甸、安南也在此时挑衅。明朝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剿抚并用，方告平息。这场动乱，被称为“播州之乱”。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巴拜、杨应龙有多少不是，明朝宁夏、播州地区的官员都难辞其咎。中国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把“治吏”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因为吏治一腐败，兴一利而出百弊。而且，各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都直接与“吏治”相关。

外部的问题是：万历二十年，日本以“借道”为名，入侵朝鲜。作为宗主国，明朝出兵援朝，经历了一场前后绵延六年之久的“跨越国境”的战争。

嘉靖末年开始，虽然东南沿海的“倭患”平息了许多，但并不说明“南倭”的问题彻底得到解决，恰恰相反，它正在以新的形式严峻起来。过去的“倭寇”，可以说是“散兵游勇”，是由日本国内战争失败的武士，谋求海上生存的海商、海盗，再加上中国沿海的居民构成，目的是发点小财。但是此时，随着日本国内的统一，由丰臣秀吉掌控的这台在统一战争中打造的“战车”，和当年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打造的“战车”一样，也无法因为国内战争的平息而停止转动。战争机器继续运行，瞄准的方向当然是海外，首先是离得最近的朝鲜半岛，然后就是离得较近而且积聚着巨大财富的中国，到了近代，还瞄准了同样有吸引力的东南亚及更为广大的地区。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和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侵入朝鲜，是循着一条道路走过来的，战争机器有多强，走得就有多远。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三日，日军在朝鲜釜山登陆。五月十日，朝鲜国王的告急文书已经由兵部上呈给万历皇帝，书中称：“倭船数百，直犯釜山，焚烧房屋，势甚猖獗。”(朝鲜《宣祖实录》卷26)但是，在从日军登陆到告急文书抵达北京的二十天时间里，日军已经占领了朝鲜的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正在逃往平壤的路上。接着，日军接连攻占开州、平壤。朝鲜的“三京”及三分之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

明朝政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驱逐“倭寇”。朝鲜军民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惊恐、溃败之后，也开始组织起对日军的抗击和骚扰。前后持续六年的朝鲜战争，由此开始。朝鲜将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倭乱”，因为万历二十年，是中国农历的“壬辰”年，朝鲜奉中国为正朔，用的是中国的纪年；日本人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因为此时是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庆长年间；明朝的中国人，则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因为发生在万历时期、发生在朝鲜。

虽然说决定了“援朝”，但当时明朝做出这一决策，是十分艰难的。艰难在哪里？艰难在敌友的情况不明朗。早在日军侵朝之前，就有在日本的福建籍华商许仪后、陈甲(有文献记为“陈申”)等人，通过各种途径，冒死向明廷传递信息，说朝鲜一面为中国属国，一面又向日本进贡，并且将在日本起兵侵犯中国时为其前驱(朝鲜《宣祖实录》卷27)。当时的日本，确实已经禁止琉球向中国进贡，又每每威胁朝鲜。而当时的朝鲜，一方面是明朝的属国，另一方面也一直想在辽东夺得一些好处，并且确实屈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暗通款曲。这方面的情况，若干年后，徐光启在奏疏中就述说了当年日本“引诱”朝鲜、朝鲜立场摇摆的状况：

朝鲜之国俗，绝重世类。下奴籍者，永不得与良人齿。有大功当封拜，乃为除其籍，子孙得仕进，犹止冗员也。奴籍韩某以擒反者功，除籍，其子(韩)翼，应进士科为举首，不得铨京朝官，遂弃去不仕，放浪江海间。因之日本，说(丰臣秀)吉……何不取朝鲜王之，而名为人臣乎？因盛陈鲜弱可取状。秀吉意不能无动。(韩)翼因为之谋：先使人问朝鲜以“夹江洲地”在鲜辽之间者，今安在，以激(朝)鲜，且微挑之以欲复故地，当假若兵力。鲜君臣怵于倭，而贪于复故地，果盛言疆地肥饶，为辽将所强取。若假大国之兵威压境而取之以归我，幸甚。(丰臣秀)吉遂大发兵入。朝鲜之南境，多高山林木，巉险连亘，甚易守。顾以为彼取侵疆于我，而不知其阴袭之也。故倭能枕席过师，以至王京。至王京者为中路，其先锋将(小西)行长至之日，以犒师薄为名，遽杀其大将栗某而入。国王匆遽，不知所出，间携其妃走平壤、达义州，而两王子东北行相失，逐为东路副将(加藤)清正所获也。(徐光启《海防迂说》)

徐光启特别声明：“此语闻之东征将士，将士闻诸朝鲜之村学究，真伪不可知。”徐光启说这个传说来自“东征将士”，东征将士又得之于朝鲜的“村学究”。村学究们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官场，应该是韩翼的同情者，于是幸灾乐祸地述说了这个也许有“原型”，但也有可能出于杜撰的“离奇”故事，而“东征将士”或者又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创作”。

正如徐光启奏疏中所说，朝鲜那么大的地方，其南部又是崇山峻岭，怎么一点抵抗也没有？是日军过于凶悍，还是朝鲜过于柔弱，抑或是朝鲜和日本联手，共同对付中国？所以，类似的传说就不能不令人将信将疑，也使得明廷及辽东官员接二连三地派人前往朝鲜，希望查明真相，以为庙堂决策提供依据。后来人们知道，明朝的猜疑是错的，朝鲜之一溃千里，并非与日本勾结，而是政治上的腐败所致。三百年后的“甲午战争”，日军占领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又花了多少时间？

当然，疑虑归疑虑，万历皇帝在内阁张位、兵部尚书石星的支持下，迅速决策，出兵朝鲜。而且，一旦决策，就调动了当时能够调动的最精锐的部队：名将李如松为全军统帅，所部有经过李氏父子长期培养的辽东镇的“辽兵”和吴惟忠等人率领的蓟州镇“浙兵”——辽兵是以东北汉族为主体，包括蒙古、女真的多民族部队，作战勇猛；浙兵则是当年戚继光带到蓟镇的训练有素的惯战之师，而且娴熟火器。有意思的是，戚继光、李如松都出任过明朝京军“三大营”的“火器营”的副将，所以都对使用火器得心应手。

李如松于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鸭绿江畔誓师，二十一年正月初四便兵临平壤，初九对平壤发动全面进攻。当天晚上，伤亡惨重的日军小西行长部撤出平壤。李如松挥师南下，朝鲜的北部日军全部被肃清。但在距离汉城约15公里一个叫“碧蹄馆”的地方，李如松部遭到日军的阻击，双方伤亡惨重。李如松率军退回开城，日军也退守汉城。两军进入对峙态势。军事上的平衡，就是谈判的开始。

此后，日军撤出汉城，龟缩在釜山，李如松所率的明军主力，也撤出朝鲜，朝鲜国王李昖重回王京汉城。虽然日本和中国同是撤军，目的却不相同。明朝是为了还朝鲜以独立和平安，日本却是为了重新备战。所以四年之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日本发起了新一轮侵朝战争，明朝也开始新一轮援朝战争。这一轮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两年，明朝由于国内问题太多，无法全力以赴地进行在朝鲜的战争；日本同样由于力量不足，只能在朝鲜的南部与中朝军队抗衡。双方展开消耗战。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军心大乱，急于撤回。中朝军队趁机发起攻击，日军损失惨重，但中朝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中国海军将领邓子龙，都在这次海战中殉国。

中日之间四百多年前在朝鲜的这场较量，由于日本国内的动**而以明朝军队的“惨胜”宣告结束，但留下的后患却极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