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世界在大踏步前进，而明朝的万历皇帝正在“赌气”，和母亲赌气，和外廷文官赌气。因为他喜欢一位郑姓女子，并且封这位女子为贵妃，这就是郑贵妃。二人情投意合，郑贵妃为皇帝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活泼可爱，取了个名，叫“常洵”。熟悉明史的朋友知道，这位“常洵”，就是后来被李自成在洛阳俘虏的“福王”。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却没有办法立郑贵妃为皇后，也没有办法立郑贵妃的这个儿子为太子，因为母亲不同意，言官们也不同意。赌着这口气，万历皇帝沉醉于酒色中，同时一心一意给郑贵妃和儿子常洵聚财，挖矿、寻金，无所不用其极，一旦不遂意，便大发雷霆，人们称他犯了“酒、色、财、气”四种病。事实上，到了万历时期，这“酒色财气”已经被认为是上下互通的“社会病”，比王阳明时代更严重。

明朝士大夫从来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心中装着家国情怀，有献身精神，对于这上上下下的“酒色财气”病，他们痛心疾首，希望能够有所改变，有所作为。于是，一股政治力量迅速崛起。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改革，对天下的事情进行重新规划，希望使明朝得到振兴。这股政治力量，被政敌取了一个十分响亮的称号——“东林党”。

“东林党”的领袖，名叫顾宪成，是明朝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在万历四年北京应天府的“乡试”中名列第一，是南直隶的又一位“解元”。这是一位从小认真、执着得有点认死理的年轻人，但对于思想领袖，认真、执着、认死理恰恰是不可或缺的个性。顾宪成进入仕途之后，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个性。正是因为这种个性，顾宪成毕生为他所认定的真理而奋斗，毕生向他所认定的不符合道德、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人和事做斗争。即使是皇帝、内阁，只要不符合道德、不符合原则，顾宪成均予以批评。

张居正去世后，申时行、王锡爵相继为首辅。王锡爵也是有些个性的，他有一次把顾宪成叫到内阁，私下进行沟通。王锡爵是苏州太仓人，顾宪成是常州无锡人，都来自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前者是嘉靖四十一年会试的会元、殿试的探花，是翰林院的前辈；后者则是万历四年的解元，是官场中的晚辈。二人之间，本来应该有诸多的共同语言，但讨论政务辄不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了二人的一段对话：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

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谁怕谁!但是，这暴露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说明明朝已经没有统一意志了。

但是，正如谷应泰所说，这个时候的王锡爵还算是君子，整个官场也还比较宽松，随着意气越来越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认真、执着又认死理的顾宪成被削籍，革职为民，回到了老家无锡。无锡原有“东林书院”，为南宋名儒杨时的讲学之所。顾宪成虽然被“削籍”，却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声誉。这也是明代中后期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谁因为得罪皇帝、得罪内阁而受到惩罚，谁就得到舆论的更多赞赏。在常州府知府和无锡县知县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和弟弟顾允成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一道，讲学其中。

讨论世道、讨论学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东林书院的主要功课。顾宪成本人声望既高，同志中又多宏儒达士，一时之间，从者如云。在万历政局中，出现了一个议论朝廷是非、官场曲直的评价中心，一个公开与庙堂分庭抗礼、公开与当权者叫板的舆论中心，并在朝野上下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一些由于同样的原因受到处罚的官员回到家乡后，也办起书院，和顾宪成一样，聚结“同志”，和东林书院遥相呼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身在书院，胸怀天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是东林“同志”的胸怀和抱负的写照，他们力图成为道德的坚守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名声一大，问题也就出来了，包括顾宪成在内的“东林同志”，开始将自己视为正义的化身，开始和自己批评过的晚年张居正一样，变得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开始党同伐异了。这个时候，发生了“李三才事件”。

李三才也是万历中后期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为凤阳巡抚，辖区内有四位“矿监税使”：山东矿监陈增、仪真税使暨禄、扬州税使鲁保、沿江税使邢隆。这些矿监税使既为万历皇帝，也为自己谋求利益，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其中又以山东矿监最为猖獗。山东全省自巡抚以下官员，无不受陈增凌辱，唯独李三才，不仅在气势上压制陈增，而且“按律”对其爪牙进行打击，击毙多人，并没收其搜刮的民财数以十万计。天下拍手称快，陈增为之“夺气”。

为什么李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官员难以做到？无非是他一身正气，无欲则刚。这正是顾宪成和他的“东林同志”共同倡导的气节，而李三才在对付这些“矿监税使”时的谋略和手段，却是顾宪成等书生所没有的。

东林书院的讲学和议论，从不忌讳触动和刺激当权者，恰恰相反，顾宪成希望这些批评能够唤起当权者的良知，能够令他们改弦易辙，更希望在当权者中寻找到可能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同志”。因为，精神教化固然可以涤清社会，政治权力则可实实在在拯救民生。想当年阳明先生，如果不是做了南赣汀漳巡抚，又立下不世之功，他的学说怎么能令人信服？顾宪成在寻找“同志”，李三才也在寻找“同志”。顾宪成和东林同志对李三才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并广为宣传，李三才也对顾宪成和东林书院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李三才和顾宪成都有着伟大的抱负，但是他们的抱负不一样。顾宪成是道德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问道德者”。问道德者关心的是过程，是问心无愧。李三才是功名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问功名”者。问功名者关心的是结果，是成王败寇。顾宪成是道德家，李三才是政治家。所以，顾宪成为人光明磊落，为人处世令人信服。李三才则需要施展阴谋诡计，行事作为自然有争议之处，也必然触犯他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对李三才的批评也多了起来。但是，顾宪成是办事认真而且执着的人，他认准了李三才就要力挺李三才，这就等于引火烧身。此后，凡是反对李三才的，同时也反对东林；而东林诸同志为了捍卫他们的政治楷模，谁反对李三才就是他们的敌人。本来是相互扶持，却变成了相互拖累。

事情到了这一步，矛盾自然也就尖锐起来。因为任何批评、任何表扬，都有其片面性，顾宪成和东林书院同志所批评的人，难道就一无是处？顾宪成和东林同志所褒扬的人，如李三才，难道就十全十美？这些矛盾在对一些具体的人物、事件的态度上形成分野，于是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与东林观点对立的政治群体。以山东人为主体的被称为“齐党”，以湖广为主体的被称为“楚党”，以浙江人为主体的被称为“浙党”，以南直隶昆山人为主体的叫“昆党”，以宣城人为主体的叫“宣党”，等等。而所有这些“党”，又给东林人士冠上一个名称，叫“东林党”。

从万历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南明，明朝朝廷的朋党之争，由此而生。这样一来，就只有斗争而没有妥协，只有党同伐异而没有是非原则，最终酿成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斗争，彻底摧毁了明朝士大夫的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