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追求也在多元化。一代名将戚继光，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推动下，向“文化人”转型。

明朝的名将很多，如开国名将徐达、常遇春，如先在“靖难之役”中奋勇当先、后又带领庞大舰队游弋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郑和(尽管是宦官)，如与戚继光齐名、在剿灭倭寇的战争中屡建战功的俞大猷、刘显，如率军从荷兰占领者的手中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等。但是，唯独戚继光，不但在南北两条战线都取得赫赫战功，而且在军队建设中，给后人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榜样，特别是还留下了从山海关到八达岭长达数百公里的长城，让当代的人们继续享用他的贡献。

戚继光能够做出如此大的贡献，而且在当时就产生重大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戚继光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同时得到执政大臣如徐阶、高拱、张居正，以及如胡宗宪、谭纶等总督的支持；第二，戚继光身边聚集了一批了不起的人才，这些人才帮助他出谋划策打胜仗、帮助他搞好和上级的关系；第三，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他交结了一批著名的文化人，这批文化人推动着戚继光由纯粹的军事将领向文化人、“儒将”转变，并且向社会各界传播着戚继光的个人魅力和重要贡献。

在这些文化人中，有两个人物对戚继光的角色转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位都在嘉靖后期和万历前期大名鼎鼎，一个名叫王世贞，一个名叫汪道昆。他们和张居正同一科，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而且都做过兵部侍郎，所以有“两司马”之称。

两司马之一的王世贞是苏州太仓人，字元美，中进士的时候只有19岁，比同年中进士的张居正还小四岁，是活跃在嘉靖、万历年间的文学群体“后七子”的领袖，也是嘉靖后期和万历前期的文坛领袖。鉴于他的名气，有人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应该就出自王世贞之手，而书中的蔡京父子，暗指的就是他的仇人严嵩父子。

两司马的另一位汪道昆，是徽州休宁人，字伯玉，也是大大有名的文化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署名“天都外臣”的《水浒全传》的“序”，就出自汪道昆之手。王世贞曾经把汪道昆和“后七子”的另一位领袖李攀龙并称，说是：“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于鳞是李攀龙的字，伯玉是汪道昆的字。王世贞的这个评价，令汪道昆更加声名大噪。

汪道昆和戚继光的交情，早在嘉靖剿倭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戚继光为福建总兵，汪道昆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官职巡抚福建，二人在剿倭的战争中成了莫逆之交。隆庆元年，戚继光应召为神机营副将、蓟镇总兵，正在赋闲的汪道昆陪同而行，带着戚继光去拜访自己在太仓的“石友”王世贞。

汪道昆比王世贞大一岁、比戚继光大三岁，年龄相仿的两大文人、一位大将军，在王世贞太仓的别墅“弇园”聚了三天。在这三天时间里，不知道喝了多少美酒、听了几场昆曲，也不知道讨论了多少共同关心的家事国事和天下事，戚继光于是也和王世贞成了“石友”。

这一次拜访，令戚继光大开眼界。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的繁荣，昆曲发源地苏州太仓的娱乐，王世贞那个号称“弇园”的别墅的典雅，和文化人在一起的情趣，都使戚继光感叹不已。自己戎马半生，荣誉无数，自以为享尽了天下的富贵，和这些人比起来，自己原来是个土包子，是乡下人。

从此以后，戚继光在工作之余，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文化人交往。他要在军旅生活之外，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丰富自己的娱乐活动。

在戚继光的神机营衙门和总兵府，王世贞、汪道昆以及其他文化人介绍来的朋友往来不绝。戚继光对他们来者不拒，热情款待，帅府中总是高朋满座。戚继光和这些文化界的朋友吟诗作赋、相互唱和。王世贞和汪道昆也时时与他书信往来，对戚继光不断进步的文章和诗词进行褒奖。

文人们开始像尊重王世贞一样尊重戚继光，他们尊称戚继光为“元敬词宗先生”，戚继光对这个称号十分得意。要知道，“元敬词宗先生”这个称号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戚继光字“元敬”，王世贞字“元美”，当时的人们把王世贞称为“元美词宗先生”。人们把他看作是文坛领袖、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是后辈文人的祖宗，所以称其为“词宗先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用在戚继光身上的这个“元敬词宗先生”，有多大的分量。

戚继光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天才，但要说吟诗作赋，其实并非当行。只是由于戚继光给了王世贞的众多追随者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把作为明朝“九边”之首的蓟镇，建设成了文化人聚会的文化中心，所以大家感谢他，给了他至高无上、与王世贞平起平坐的文化尊号。

但是，戚继光得到这个新的荣誉称号、这个至高无上的文化尊号，也是花了大价钱的。在蓟镇的十六年，人人都知道戚继光好客、尊重知识和人才。于是，慕戚继光威名前来拜访的，希望在总兵府谋得一官半职的，希望从“元敬词宗先生”那里获得一点盘缠或创作经费的，从京师到蓟镇，络绎不绝，道路相望。

时间长了，戚大将军也感到压力大了。修筑长城、坚固堡垒、招募军队、铸造武器，需要大量的银子；孝敬皇帝、孝敬内阁、孝敬司礼监、打点兵部户部及都察院官员，也需要银子；为了满足各方面朋友的需求，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失望，更需要银子。所以，尽管戚继光竭尽所能弄银子，但进银子的渠道远远没有从北京到蓟镇的道路宽广，进银子的速度远远没有成群结队的朋友来得快捷。

《明史·戚继光传》对戚继光的贡献、本领做了高度的评价，但在将戚继光和俞大猷进行比较时，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为什么说戚继光操行不如？因为戚继光缺钱。明朝的官员和清朝不同，清朝自雍正时推行“养廉银”制度，戚继光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年有“养廉银”三至五万两(《清世宗实录》卷54)，除了支付自己日常的开销之外，还可以用来迎来送往。但在明朝，在万历时期，戚继光这个级别的官员每年实支的岁俸，仅12石米、200多两银子(参见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那么，送皇帝、送张居正、奖赏各色人才的银子从哪里来呢？不言而喻了，他得四处弄钱，人们开始对他的操行表示怀疑。当然，若干年后，人们又对戚继光弄钱表示理解。因为戚继光坐镇蓟州十六年，边境安谧，“不知省国家几千百万钱粮、全边塞几千百万赤子”!(董应举：《崇相集·严海禁疏》)他花的钱，比起他节省的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岳飞了不起，他的名言是：“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他不说武官不爱钱、文官不怕死，武官不爱钱固然是好事，但如果惜死、不会打仗，再不爱钱、再两袖清风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