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财富、文化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出现且并存的过程，也是三重价值标准相互渗透的过程。国家权力的控制者积极寻求社会财富、寻求文化地位；社会财富的控制者也积极寻求国家权力的倾斜和保护，同时附会风雅，要成为“文化人”；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样在谋求政治权力、谋求社会财富。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商人固然是要追逐利益，文人也多“坐在利欲胶漆盆中”，王阳明在给弟子黄宗明的信中指出这一现象：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王阳明全集·与黄诚甫》)

名为问道德，其实是在谋功名；说是谋功名，其实是在谋利禄。张瀚历数明代浙江的人物：刘基、方孝孺、于谦、胡世宁、孙燧、王守仁。为王阳明的倡导加注脚：“此数君子者，岂非志于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富贵不足以累其心者耶!”(《松窗梦语》)

这种将“功名”视为“道德”，将“富贵”视为“功名”的现象，王阳明称之为“心中贼”，希望用“致良知”恢复人们心中早已泯灭的“良知”，少一些“私欲”，多一些“天理”。王阳明和历代的“思想者”“哲学家”及同时代的“学者”不同，他不但能讲学授徒，还特别能办事，别人搞不定的事情，到他手上，都能迎刃而解。所以，随着王阳明本人的被神化，“王学”也风靡全国，直有取代朱学之势。

但是，对于王阳明的成就、王学的风靡，统治者并不高兴。王守仁一死，明朝朝廷便对他进行清算。当时“朝议”对王守仁做了这样的“盖棺定论”：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若夫剿[灭]畲贼、擒除逆濠，据事论功，诚有可录。……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明世宗实录》卷90)

“廷议”有保留地肯定王阳明的“事功”，全盘否定王阳明的“学说”，直指为“邪说”，从而引起阳明弟子及所有推崇、同情王阳明和王学的人的不满。

但平心而论，“廷议”对王阳明学说的评价，并非全是攻击，倒有几分客观。当时的学术讲究师承关系，如湛若水为陈献章的弟子；陈献章和胡居仁、娄谅等，则是吴与弼的弟子。再如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徐樾、颜钧是王艮的弟子；何心隐、罗汝芳则是颜钧的弟子。但是，王阳明从未入任何学者之门，尽管拜谒过娄谅，也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娄谅的弟子。王阳明学说，也确如“廷议”所说，是从批评朱学而起；为了调和与朱学的关系，断章取义地收录了朱熹的一些自我反省的书信和言论，说是朱熹晚年已经后悔早年著述太多，致使脱离了学术的根本，这种说法引起了更大的争议。而王门弟子，也确实是良莠不齐，招致诸多的非议。但是，这个“廷议”，又是典型的“立场决定观点”，对于王学的精髓——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以“此心在物则为理”为核心的“心即理”——视而不见，全然抹杀。

但是，这个时候的明朝，已经不是洪武、永乐时期的明朝，朝廷的认识影响不了舆论。与朝廷的冷漠乃至封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阳明的灵柩所过之处，南安、赣州、吉安、临江各地，百姓遮道，哭声震地；因学术分歧与王阳明存有芥蒂的江西铅山籍退休大学士费宏，同样因为学术分歧而由原先的挚友转而与之分道扬镳的江西弋阳籍礼部尚书汪俊，专门赶到贵溪迎候灵柩。弟子钱德洪、王畿刚刚离开绍兴，准备北上赴京参加殿试，得知老师逝世的消息，再一次放弃殿试，一面讣告同门，一面掉头而西，经富阳、桐庐、衢州、常山、玉山、上饶，与王阳明养子正宪一道，在江西弋阳迎候王阳明的灵柩。

嘉靖八年二月四日，王阳明的灵柩抵达绍兴。从这以后，一直到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落葬，前来凭吊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之中，有王阳明的生前好友湛若水、伍文定、刘节、龙光等；有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省，绍兴、杭州等府，山阴、会稽、余姚等县的官员。门人之中，已是吏部尚书的方献夫，以及黄绾、欧阳德、邹守益、魏良弼、薛侃、王臣、黄宗明、翁万达、陆澄、万潮、应良等，纷纷从各地赶来凭吊。多的时候，同一天抵达绍兴的竟然有上百人。不少友人和弟子从江西一直将灵柩护送到绍兴，接着又在绍兴操办丧事。

王阳明去世了，王学却更加迅猛地在全国传播开来。

嘉靖九年五月，阳明弟子薛侃及董沄等人，在杭州城南5公里王阳明曾经游历过的天真山，建起了一座可容纳100多人住宿的书院，宣传王学。邹守益、欧阳德、方献夫等弟子在书院兴建时，专程从北京、南京等地赶来，搬砖运瓦。

嘉靖十一年正月，由吏部尚书方献夫发起，兵部侍郎黄宗明、翰林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六科给事中戚贤、魏良弼、沈谧，南京礼部侍郎黄绾，以及钱德洪、王畿等王门弟子40多人，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京师庆寿山房集会，相互激励，共倡王学。

嘉靖十二年，已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的欧阳德，与同门何廷仁、黄弘纲、刘阳、钱德洪等，聚会于南京僧寺，开讲于南京国学，王学信徒闻风而至。

嘉靖十三年，邹守益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与同门刘邦采、刘文敏等在安福(今江西省吉安市西部)建复古、复真、连山书院，加上刘邦采原来所创的“惜阴会”，合称为“四乡会”，宣传王学。春秋二季，齐往吉安青原山，会讲王学。

此后，凡有王门弟子或再传弟子为官或为乡绅的地方，无不建立书院及祠堂，祭祀王阳明、传播王学。《传习录》《阳明年谱》《阳明文录》，以及《朱子晚年定论》《山东甲子乡试录》等文稿也一再印行。特别是王艮在泰州及江北广大地区聚众讲学，硬是闹腾出了一个泰州学派。

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间，阳明弟子聂豹的学生徐阶以大学士职务之便，与欧阳德、聂豹等人，讲会于北京灵济宫。灵济宫又称洪恩灵济宫，始建于成祖永乐时期，至王阳明出生的成化时代，达于极盛。嘉靖时期，灵济宫虽然已经在败落，但仍然是北京的“大去处”。在徐阶的号召下，王门弟子上千人大会灵济宫，声势何等浩大。

隆庆元年(1567)五月，科道官耿定向等人联名上疏，为王阳明颂功。吏、礼二部经过会议讨论，对王阳明重新做出了评价，不但全面肯定王阳明的“事功”，称为“文武之全才”，而且高度评价其“学术”，说是“阐圣贤之绝学”。“圣贤”之学已“绝”，经王阳明的阐发而重见天日。到万历十二年，在“舆论”的倒逼之下，也为了树立一个想为国家办事、能为国家办事的典型，王阳明被送入孔庙，从祀孔子。

王阳明的学说既是明代社会多元化的产物，也推进明代社会的多元化，尤其是思想的多元化。从此，以南京、苏州及江南地区为主要发源地，思想家、文学家、在朝的“清流”派、在野的闲散官员，以及小说、戏曲、歌谣等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策动者和表现形式。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直接摧毁了明朝国家的一体化，而这些社会思潮及其推导者，并不对后果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