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更早的时候就在南中国海活动。弘治十一年(1498)，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船队抵达印度的科泽科德，下一步，就是从印度洋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道，逆向通往太平洋。

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我们说到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当我们说到葡萄牙人前赴后继从非洲西海岸向南，千辛万苦绕过好望角，探索到通向印度洋的航道时，我们充满着敬意。由他们所开创的“大航海时代”，将人类带进了新的纪元。但是，当我们说到葡萄牙人麦哲伦及其团队同样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向西通过大西洋，又由美洲继续向西穿越太平洋抵达东亚，再由印度洋、大西洋回到西欧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有些矛盾，既感佩他们的冒险精神，也因为他们开始干预亚洲比如菲律宾的事务而担忧。而当我们说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东南亚和中国南海，乃至来到中国内地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谴责了，因为他们打破了我们的宁静，增加了我们的忧患。但也不得不说，就明朝而言，葡萄牙人的到来，以及后来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没有带来太大的麻烦。相反，帮了不少的忙，也让当时的中国人见识到，这些来自“大西洋”的人，确实在不少地方比我们高明，用今天的概念说，比我们先进。

葡萄牙人是在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来到中国南海的，但对于他们的来头，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明史》史馆的学者们给出的依然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定位：“佛郎机，近满剌加。”可见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对西洋的形势是何等无知。正德年间来到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开始占据了马六甲海峡北岸、今马来西亚南部，并在那时定居下来，这就是“殖民”了。这里本来有一个“满剌加国”，是郑和下西洋到过的地方，满剌加国和旧港所在地“三佛齐”一样，接受了明朝“敕封”。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取而代之，成为统治者，并且在正德十三年(1518)派遣使者，打通了宦官的关节，来到北京，要求和明朝建立关系，当时称为“请贡”。

如果这个事情放在100年前的永乐时期，成祖朱棣问明了来人不仅是来自“西洋”，而且是来自“大西洋”，一定是大大的高兴，一定要厚赏来者，甚至一定要派遣使者，将其护送回国。如果是这样，或许中国的船队那个时候就可以从好望角到达“大西洋”、抵达欧洲了。中国不知道将会变成怎样，世界也不知道将会变成怎样。当然，应该不会怎样，充其量就是带来一些没有见过的珍宝而已，并且留下比郑和下西洋更值得铭记的故事。因为即便有哥伦布的故事、达·伽马的故事、麦哲伦的故事，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荷兰人的故事、英国人的故事、法国人的故事，“大航海时代”和全球贸易也是不会产生的。

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不是永乐年间，而是正德年间，所以就更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因为这时的明朝“朝廷”，早已习惯关起门来过日子，所以十分轻蔑地打发了使者，让其回国。但是葡萄牙使者——有记载说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所遣，名叫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虽然被遣“还国”，但一直迁延不去，不但自己在广州市舶司的“怀远驿”住了下来，“筑室立寨，为久居计”，并且还留下了一位名叫“亚三”的“火者”，即名叫“亚三”的被阉男子。这位“亚三”不但多才多艺，而且通晓华语，成了明武宗正德皇帝的贴身宦官。但后来人们发现，此人原来不是通“华语”的“夷人”，而是通“夷语”的“华人”。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明朝朝廷还在“禁海”，明朝的士大夫还全然不明白“西洋”，更毋论“大西洋”的情况，但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特别是经常出海或者在东南亚定居的华人，已经和葡萄牙人打成一片了。比如长年在吕宋的两万多华商，也早和西班牙人、吕宋人互通有无、和平共处，只是因为万历皇帝要去那里开矿、寻找“金豆豆”，而不是通商贸易，才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不断有言官建议，要驱逐滞留在中国的葡萄牙人，甚至还有人提出，应该勒令葡萄牙人退出占据的“满剌加”，因为那里从郑和下西洋以来就是明朝的“属国”。但是，这只是明朝的一厢情愿。事实是，沿海地区通过和葡萄牙人交易，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当时的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为了筹集上贡给朝廷的香料和其他“舶来品”，对葡萄牙人网开一面，不但允许其出入珠海、货物往来，而且允许进入广州自由贸易。这样，不但给朝廷的贡物有了着落，广东的官员也更加富裕起来，因为他们的薪水开始用海外的舶来品支付，变卖之后，收益比朝廷给的十分可怜的薪水要高得多。嘉靖九年(1530)，福建莆田籍巡抚林富直接上疏，提出和葡萄牙通商有“四利”，否则，“公私皆窘”：

利一：祖宗时诸番在常贡之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林富把这一点放在首位，十分有趣，因为只有先满足皇帝的要求，才谈得上其他。

利二：广东、广西民变不断，连年用兵，库藏耗竭。和葡萄牙人通商，可以充军饷。说完给皇帝的好处，林富接着说形势，用兵需要钱粮，不通商则无钱粮。

利三：广西的军饷素来仰给于广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林富指出，不但广东需要通商供给钱粮，广西同样如此。

利四：沿海居民以通商为生计，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贸易，衣食便在其中。林富最后一条才谈民生，这也是中国君主制的特色，小民的事情从来是放在最后附带考虑的，除非是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林富的建议，代表着朝野许多官员的认识，这些建议剥去了皇帝禁海的面子。当然，到这个时候，明朝的皇帝已经不怎么要面子了。林富的这个建议，比涂泽民在月港开海的建议，还早了四十年。

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合法地以澳门为依托，在中国住了下来。但当时的澳门，还只是广东香山县属的一个名叫“壕镜”的半岛。当地人称出海口为“澳”，由于是香山县的出海口，所以有个更好听的名称，叫“香山澳”。

定居香山澳后，源源不断的葡萄牙人闻讯而来，地盘不断扩充，“筑室建城，雄跨海畔，若一国然”，成为“雄镇”。由于中西之间文化风俗的不同，和当地居民的纠纷自然也不可避免，这本来也是正常的现象。清修《明史·佛郎机传》，倒真是对当时明朝和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客观的评述：“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然。然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但是，明朝对其产生疑虑，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一，倭寇，不管是真倭还是假倭，一直在沿海为患，如果这批“佛郎机”和他们勾结在一起，岂不是更加难办？第二，葡萄牙人也确实制造过麻烦。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几艘葡萄牙船未经当地官府的许可，来到广东新会的“西草湾”，和前来防御的明军水师发生了冲突，被明军俘虏了42人、斩首35人，截获了两艘战船。

但是，终明之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真没给明朝带来太大的麻烦，还至少在两个方面，为明朝做出了贡献：第一，葡萄牙人的火炮，被称为“佛郎机”，后来在明朝对蒙古人、女真人、日本人的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第二，澳门成为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落脚点和根据地，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大批的传教士，都是从澳门进入中国的，带来了不少新鲜的东西，开拓了明朝人的眼光，出现了徐光启等一批在明朝就已经真正“放眼看世界”的人。

人们曾经设想：郑和下西洋，其实有可能使明朝引领“大航海时代”；正德、嘉靖时期的“倭变”，特别是“佛郎机”即葡萄牙人的到来，则有可能是明朝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契机；甚至万历时期向吕宋寻找“金豆豆”，也有可能是明朝进一步和“大西洋”人，乃至和“美洲”人接触的机遇。

但是，明朝最终还是没能融入这个时代。这就不得不从内部进行考察了。事情的变化，外因还真的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讲述“明朝的政治心态”，为大家分析明朝没有走进“大航海时代”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