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汉唐时代中国的对外交流、对外交通，主要是通过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进行，那么到了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但被开辟出来，而且更加繁荣。明朝建立之后，这个势头甚至还在延续。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穷苦，但越是出身穷苦，一般来说就越是爱面子，这就是所谓“极端的自卑”导致“极端的自尊”。元朝原本在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地设立了市舶司，朱元璋为了表示天朝的大气，把市舶司设在了苏州太仓的黄港，也就是浏河，用以接待各国来南京的使节和商人。这个新立的市舶司到南京，大约就是天津到北京的距离，可以说是当年明朝都城南京的“国际门户”，是那个时候明朝的“天津”，民间则称之为“六国码头”。当然，所谓的“六国”，既可以认实，也可以认虚。如果认实，那就是高丽、琉球、日本、安南、占城、爪哇；如果认虚，那就是“无数”。那时的浏河、黄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万帆蔽江。当代太仓画家邢少兰先生根据历史记载，绘有《六国码头通商图》，再现了当年太仓黄港的繁荣。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命人在南京聚宝门外建起了六家酒楼，人称“六楼”，分别命名为来宾、重译、轻烟、淡粉、梅妍、柳翠。“六楼”内设有官妓，接待来自海外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以安远人”。通过市舶司及“六楼”，人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夷情”，及时向朝廷报告。当然，一些在南京的明朝“京官”和国内商人，也是“六楼”的常客。

但是，好景不长，几起看似突发实则时时发生的事件，使明朝的海洋政策发生了变化。

先是洪武元年二月，御史大夫汤和攻取福建之后，奉旨班师明州(宁波)，拟在明州建造海船，运输北征的粮饷。因为此时的北京，还在元朝的占领之下，朱元璋正在筹备派遣大军北上。但是，汤和的“班师”船队途经浙江近海舟山群岛时，遭到当地昌国州(今浙江省舟山市)兰秀山民的攻击，指挥徐珍、张俊战死，后来汤和也因此受到处罚。接着，这股“兰秀山民”乘机渡海，攻陷了象山县的县城。虽然这起民变很快被当地官府平息，却引起明朝朝廷的高度重视。第一，这些“兰秀山民”不仅攻城略地、攻击国家的正规军队，还拥有元朝的枢密院印。此印是元末活动在浙江沿海的方国珍遗失的，有这颗印，既可以号召江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也可以与元朝及此后退居塞外的蒙古政权遥相呼应。第二，“兰秀山民”被明军击败后，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他们中的一些人远遁海外，在位于中国黄海东北边缘连接日本诸岛和朝鲜半岛的济州岛建立据点。第三，像“兰秀山民”这样的“岛寇”在舟山群岛和整个东部沿海还有不少。他们或商或盗，对希望把整个国家统治得如铁桶一般的朱元璋来说是强有力的挑衅。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内战争(南北朝)中失败的日本武士，以及商人、浪人，从元末开始，就在中国沿海骚扰劫掠，被称为“倭寇”。明朝建立前后，“倭寇”在沿海的活动仍然十分频繁。明太祖曾“数遣使赉诏书谕日本国王，又数绝日本贡使，竟然不得倭人要领”(《明史·张赫传》)。这就是明太祖不了解“倭情”了，他以为当时的日本和明朝一样，以为日本的“国王”可以管得住“倭寇”。洪武二年，更有一股倭寇在中国海盗的引导下，多次深入崇明及距京师南京不远的苏州一带，应该也到了“六国码头”太仓黄港一带，杀掠居民，劫夺财货。这股“倭寇”及“海盗”，光是被太仓卫生擒的就有数百人之多。

这一事件几乎和兰秀山民事件同时发生，即使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明朝政府也必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看待。何况，中国沿海的“海盗”或“岛寇”，与“倭夷”的相互勾结早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当时，凡是沿海地区发生的“倭变”，几乎都有海盗引导；同样，凡是有大股的海盗活动，也多有倭寇参与其中。在我的印象中，逃散的“兰秀山民”不但在济州岛建立了据点，还是明朝有记载的第一批“冒牌倭寇”。

外部的倭寇与内部的海盗，以及二者的相互勾结，成为困扰明代海疆的主要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明太祖在洪武三年批准曹国公李文忠的建议，在浙江设置七个卫，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力量；第二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州、台州、庆元(宁波)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即无业游民，共十多万人，隶各卫为军。又通告当时的高丽政权，联合对济州岛进行清剿。此时，是明朝建立的第三年。此后，明朝在北起山东，南经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沿海及近海岛屿上建城75座，大规模建造海船，加强海上巡逻，并鼓励水师出海作战。到洪武末，沿海包括长江下游两岸，共有军卫54个，千户所99个，巡检司353个，烽堠997个，总兵力40多万人、舰船1000多艘，形成了一个从沿海到近海、到远洋的具有纵深防线的海防体系。

应该说，明太祖朱元璋的这些部署，对于肃清海盗、消除“倭患”，保沿海民众平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明太祖是要面子的人，倭寇、海盗不给他面子，他就不给这些贼寇面子。于是，在加强海防力量的同时，不断颁布、重申禁海令，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苏州太仓的黄港市舶司，也在洪武三年二月被撤除。

这些举措，开了明朝禁海之例。而这一类的举措，恰恰是中国历代统治者觉得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但也是最不顾沿海民众利益、对中国长远发展带来最大危害的手段。

此后，明朝沿元朝之旧，把市舶司设在了宁波、泉州、广州。但是，这些市舶司和宋元时期并不相同。

第一，时设时罢。洪武七年九月，为配合海禁，革除了设置不久的广州等三市舶司。直到成祖即位后，才在永乐元年(1403)八月重新恢复。各市舶司设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两员(从六品)，另有吏员(包括负责翻译的“通事”)若干。在各市舶司置驿馆，以接待来华的外国贡使及其随行人员，福建的叫“来远”，浙江的叫“安远”，广东的叫“怀远”。“平定”交趾(越南)后，在该处增设云屯、新平、顺化三市舶提举司，使市舶司的数量增加到六个。宣德时明军撤出交趾，云屯三市舶司也不复存在。嘉靖三年(1524)以后，因为日本商人“争贡”事件而诱发了旷日持久的“倭患”，罢去宁波等三市舶司，至三十九年(1560)才恢复。

第二，各种限制。海外贡使的进入路线、时间、人数、船只均有限制：宁波市舶司接待日本贡使；泉州市舶司接待琉球贡使；广州市舶司远离中原腹地，又近南洋，故可接待占城、暹罗及南洋、西洋各国贡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形成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官方格局。琉球、占城及由陆路“进贡”的朝鲜，因为是明朝的属国，皆两年一贡；日本因“倭寇”问题，十年一贡；其余国家三年一贡。如果未至“贡期”或过了“贡期”，除有“特恩”，市舶司皆不予接待。每次接待的“贡船”只能是一至两条，随行人员限定在150至200人，超过的船只及人员，不得入港。

第三，职责变化。按朱元璋、朱棣父子的认识，市舶司的主要职责，不是征收进出口商品贸易税，而是接待来华的海外各国“贡使”。所以，业务上听命于中央的礼部，行政上则归各布政司管辖。为了保证“贡品”不致流失，也为了更好地控制极其有限的“朝贡”贸易税的征收，自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7)始，或由所在省份的镇守中官兼领市舶司事，或在市舶司增设提督市舶太监。从此，市舶司虽然在表面仍受中央礼部和所在布政司管辖，实质上却受内府控制。人员、物质提供及馆舍的修缮，由布政司负责，“赏赐”给贡使的礼品由礼部筹办，而贡品中的珍品则由市舶太监直送内府。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外国的贡品是朝贡给皇帝用的，但皇帝的回礼，用的却是老百姓的税收。

不得不说的是，海外从来就是“不靖”的，如同边境的“不靖”一样。明朝统治者的防务思路，和历代统治者边境防务思路一样，希望画一个“防务圈”，把所有的威胁挡在防务圈外，把臣民圈在圈子内。于是，北部边防是修长城，海上防备是禁出海。这个思路在文学作品上也有体现，《西游记》中孙悟空常常用金箍棒画个圈圈，让唐僧蹲在里面，自己就放心了。所以说，不管是否有“兰秀山民事件”“倭寇事件”，只要明太祖的性格不变、明朝以农立国的精神不变，禁海是或迟或早的事情。

但是，就在明朝的禁海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郑和下西洋。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有二十多个儿子，这个成就足以令其自豪。当年周文王为何能够奠定取代商朝的基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儿子多，不但有伯邑考这样的孝子，更有姬发(周武王)、姬旦(周公)这样能够昌大家业的能干的儿子。所以，朱元璋也效法当年的周武王，创建明朝之后，在立嫡长子朱标为太子的同时，把其他的儿子分封到西安、太原、北平、开封、武昌、长沙、大同、大宁等地，希望在这些藩王的拱卫下，大明皇朝能够千秋万代。但人算不如天算，太子英年早逝，太孙朱允炆继位。四年之后，老四朱棣“靖难”成功，夺取了皇位。幸亏朱棣有本事，也幸亏其他兄弟本事不大，没有酿成西晋那样的“八王之乱”。

“靖难”成功的朱棣成了明朝的“太宗”，到嘉靖的时候，改庙号为“成祖”。

有明一代的基本制度，是“太祖”朱元璋一手制定的；但有明一代一切露脸的事情，都是“成祖”朱棣做的，而最露脸的一件，就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云南人，本姓马，小名三保，回族。“马”是居住在内地的“回民”的通姓，据说是“穆罕默德”第一个字母“M”的发声，表明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后代，是“穆斯林”。有记载说，郑和的家族曾经十分显赫，原住中亚，六世祖赛典赤·乌马尔入元后，封为“咸阳王”。令人费解的是，这位“咸阳王”并没有住在咸阳，而是被放在了云南，成了元朝镇守云南的梁王的属下。郑和出生在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到四年之间。10岁左右，明将傅友德、蓝玉率大军征云南，元朝在内地的最后一块地盘为明军占领，末代梁王赴滇池而死，郑和父亲也战死。郑和被俘之后，被施以宫刑，入宫为小宦官，后归属于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改姓“郑”。对被俘虏的少数民族少年施以宫刑，是明朝前期的通常做法，通过这种方式进宫为宦官的少数民族少年，不但有回族的，还有蒙古族、女真族、瑶族的，等等。成化时代(1465—1487)著名的宦官、创建西厂的汪直，便是被施以宫刑的瑶族少年。

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有一批宦官在战场立功，为首的几乎都是少数民族：郑和、孟骥是回人，云祥、田嘉禾是蒙古人，王彦、王安是女真人，等等。王彦被称为“狗儿”，郑和被称为“马儿”，两人作战英勇，尤敢先登。后来，王彦被派往巡视黑龙江、镇守辽东，郑和则奉命出使西洋、镇守南京。传说中的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洪音虎步。”有一种说法，说成祖准备派遣郑和下西洋前，曾咨询相师袁忠澈，袁忠澈连赞得人，说论貌相才智，宦官中没有可以比肩的(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

永乐三年，也就是1405年农历六月，郑和奉命和另外一位宦官王景弘一道，率部通使西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远航。大军的集结地点，就是以往的“六国码头”，苏州太仓的浏河黄港。

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空前壮举。据记载，这一次的远航，有“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包括军队、翻译及各类技师，以及文职随行人员，分别乘坐着“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组成庞大的“联合舰队”，从苏州太仓刘家河出长江，途经福建海域，在五虎门即今福建福州闽江口一带进行休整，等候东北季风的到来。然后由福建海域南下，经南海抵达今越南中部的占城。第二年六月，郑和的船队到达今印度尼西亚一带，途经爪哇及苏门答腊的旧港，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锡兰、古里。

“锡兰”即今印度半岛东南、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中国古籍中曾称之为“狮子国”。“古里”在今印度西南部的科泽科德一带，《宋史·外国传》称其为“南毗”，元代江西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称之为“古里佛”，活动在元、明之际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口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称之为“卡里卡特”。“科泽科德”的这个“今名”，以及《伊本·白图泰游记》里的“卡里卡特”，实为翻译成汉文时的转音。

“古里”是古代印度洋上的交通要冲，也是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商人来往印度洋的中转站。汪大渊乘坐中国船到过“古里佛”；伊本·白图泰则说，自己在“卡里卡特”及马尔代夫一带漂**的时候，乘上了一艘中国船，到了中国福建的泉州。

永乐五年(1407)九月，经过两年多的航行，郑和率船队回到了南京。随同郑和一道来南京的，有沿途各国派来的使者，他们代表各自的君长，向大明皇帝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并且带来了各处的“贡品”，这就是所谓“朝贡”。可以说，这些“朝贡”使者，是被郑和“招”来的。这也是中国历代朝贡的通例，所以叫作“招徕远人”。

郑和回京时，还给成祖朱棣带来了一件礼品：占据着“旧港”的“海盗”首领陈祖义。旧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东南口，属“三佛齐”国，今为印度尼西亚的“巨港”。“旧港”是从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从太平洋进入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后来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费信在自己的《星槎胜览》中，说到这个“三佛齐”：

古名三佛齐国，自爪哇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处。自港口入去，田土甚肥，倍于他壤，古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其米谷盛而多贸金也。民故富饶，俗嚣好**，水战甚惯。……地产黄熟香、速香、降香、沉香、黄蜡、鹤顶之类，货用烧炼五色珠、青白瓷器、铜鼎、五色布绢、色段、大小瓷瓮、铜钱之属。

此地不但土地肥沃，盛产稻谷及各种香料，而且有自己的手工业，特别是地处南洋与西洋的通道马六甲海峡的东南侧，是谋生发财的好地方。宋元以来，已经有无数的汉人漂洋过海来到这一带，陈祖义也是随着这股持续几百年的海外移民浪潮，在明朝建立以后来到三佛齐的。可以断定的是，陈祖义一定是个人物，是位英雄，所以才拉起了一支队伍，干起了亦商亦盗的营生，成了远近闻名的海盗领袖，甚至成了旧港的港主。据史料记载，郑和的船队到达后，陈祖义假装投降，却暗中图谋偷袭，由于计划被泄露，反被郑和俘获。向郑和告密的，是当地的另一位华商领袖。所以，不排除陈祖义是华人移民内部矛盾和斗争的牺牲品。后来，这位告密者成了明朝在当地的代理人。

明成祖褒奖了进贡使者，对于抗拒天朝的陈祖义，下令斩首示众。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郑和船队又出动了六次，所以有“七下西洋”之说。《明史·郑和传》开列了郑和所到达的三十余国。最远的航行，直抵今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红海沿岸的苏丹、沙特阿拉伯及阿曼、也门一带。

郑和的七次下南洋、下西洋，处处“宣天子诏”，态度好的当地首脑，赐其君长；有不服者，用武力威慑；有图谋妄动者，以兵除之。这个时候的明朝兵力强盛，而沿途并没有大国、强国，所以，郑和的船队耀武南洋、西洋，颇有当年西汉陈汤的气概：“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被郑和所“除”、所“诛”的，不但有“海盗”首领、汉人陈祖义，还有一些地方酋长和君主。第二次“下西洋”来到锡兰，锡兰国王觊觎郑和携带的财物，一面将郑和请入其国，一面派兵劫掠郑和的船队。如此雕虫小技，自然被身经百战的郑和识破。郑和乘虚攻破其城，俘虏了国王及其妻子、官属。第三次“下西洋”时，苏门答腊“伪王”的一个弟弟，由于没有得到明朝的官方认可，未在封赏之列，恼怒之余，率兵追击郑和官兵，结果连同妻子在内，反被郑和俘获。被俘的锡兰王和苏门答腊伪王弟，均被郑和带回南京献俘。当然，和对陈祖义不一样，对于这些“外国人”，成祖朱棣显示了“大度”，批评教育之后，礼送回国。这也是中国历代皇帝的通常做法。

诸位想想，这些事情在当时，是何等风光。这些事情，大大彰显了明朝的“国威”，给皇帝朱棣带来了极大的面子。朱棣也给郑和及其一行，还有“朝贡”使者们极大的面子，“爵赏有加”，既加官晋爵，也厚给赏赐。

宣德八年(1433)四月，郑和在最后一次远航中，病逝于古里，享年63岁。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文献记载中的郑和下西洋“宝船”，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按那个尺寸复制的船只，只能在太湖中行驶，却无法下海，更无法进入大洋。郑和走了，“郑和下西洋”从此成为一种记忆，但由其开创的南洋、西洋贸易网络，却直接影响着这一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也成为此后葡萄牙人由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的动力。

六十多年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沿着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抵达古里。如果郑和下西洋推迟六十多年，或者达·伽马提前六十多年，郑和近三万人的庞大船队，或许会和达·伽马的四艘船、170名船员遭遇，不知会发生什么故事。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太祖朱元璋严令禁海的大背景下，成祖朱棣为何派遣郑和下西洋？对于这个问题，古人早已做了回答。《明史·宦官传》说了两个原因：一、“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后来的人们也有多种说法，比如“物质交流”“增进友谊”等。

我一直认为，《明史·宦官传》说的两个原因十分到位，至少揭示了郑和下西洋的“初始”原因，或者说是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下西洋的“初心”。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帝王和常人一样，解决的问题首先都是“当务之急”。对于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的朱棣，“当务之急”是取得国内、国际的“认同”，需要让自己的存在变得“合法”。

建文帝下落不明，是朱棣的一块心病，不管是死是活，总得有个着落才好。所以，即位之后，他迅速向各地派遣总兵、镇守宦官，既是弹压、打击各种不服气，也是希望尽快得到有关建文帝的信息。这是明的，还有暗的，那就是派遣给事中胡濙遍访各地，秘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而建文帝从海上出逃，也未尝没有可能。郑和“下西洋”，即由此而起。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和寻找建文帝，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即使找到建文帝，别人不给，本人不服，你怎么办？

所以，“郑和下西洋”首先是一个政治行为。至于后人所说的那些“原因”，有些是过程中的“追加”，如“物质交流”；有些则是客观上的效果，如“增进友谊”。设身处地为朱棣着想，夺位之初，万机丛脞，哪里有闲工夫搞什么物质交流、增进友谊？

当然，既然要去寻找建文帝，还要炫耀中国的富强，那就得沿途交朋友、拜码头，会见各国的国君和头面人物，就得多带拿得出手的礼物。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增进了友谊，也有了礼尚往来的“物质交流”。等到朱棣发现，南洋、西洋竟然还有如此多的宝物，“物质交流”遂成了“追加”原因，甚至成为主要原因，而“初始”的乃至第一位的关于寻找建文帝踪迹的原因，也随着朱棣皇位的巩固而逐渐隐去。

据王士性《广志绎》追记，郑和下西洋时，一面向海外各国宣扬明朝的国威，一面搜求海外珍奇之物。所以，郑和的船队除了携带大批的丝绸、瓷器、铁器、铜器之外，还带有七百多万两白银，前后耗费600万两，买回了大量的香料、染料、花木、玩物等。这个香料，也是后来推动葡萄牙人开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物品。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其著名的《瀛涯胜览》中，详细列举了郑和采办的诸物，如古里的宝石、珍珠、珊瑚，溜山的龙涎香、椰子，祖法儿国的乳香、芦荟、没药、香苏合、油木，阿丹国的猫睛石、金珀、蔷薇露、金钱豹、驼鸡、白鸠，等等。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到万历时期，南京的静海寺仍然藏有郑和买回的西域画《水陆罗汉像》，每到夏季，张挂出来，南都士女观者如潮。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郑和下西洋时明军抢劫当地财富的记载。所以，郑和带回的所有物质，一是“朝贡”来的，二是采购来的。但是，这样的“物质”交流，以及通过这种物质交流所换来的“友谊”，成本是巨大的。

先说“朝贡”。随同郑和来南京朝贡的各国、各地使者带来的“朝贡”礼品，是需要双倍乃至多倍价钱的。郑和所到之处，造访各地君王、酋长，这是需要有厚礼的；各地使者随船而来，然后再由下一拨下西洋的船队送回，这一来一往及在南京的接待，也是需要花费的；朱棣接受了别人的贡品，得回赠礼物，而且要“厚往薄来”，回赠的物品要比进贡的物品更值钱。

再说“采购”。物品采购的过程，本来是精打细算、讨价还价的过程。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批量采购”，没有办法考察市场、等待商机，所以和“招徕”朝贡一样，都是“政府行为”，是不计成本的。同样，采购的物品和朝贡的物品一样，只是提供给皇室消费，没有进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样的“物质采购”，就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用今天的时髦语，郑和下西洋从经济的角度说，是缺乏“造血功能”的。

所以，随着明成祖朱棣和郑和本人相继去世，“下西洋”便难以为继了。但是，作为有明一朝的盛事，“郑和下西洋”的记忆是长久且激动人心的，所以每每为后人提及。半个世纪之后，有人打算重走郑和路。这个事情，发生在明成祖的玄孙宪宗成化时代。

和成祖朱棣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命郑和下西洋不同，宪宗朱见深想再走郑和路，却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严格地说，是出于宫廷消费的考虑。

明朝皇帝本来都是勤政的。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到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乃至丢了皇位的建文皇帝朱允炆、曾经被蒙古人俘虏的正统皇帝朱祁镇，都是每天上朝，散朝之后和大臣一道议政。但是，宪宗朱见深却开了明朝皇帝只上朝、不和大臣讨论政务的先河，从此“帘高堂远，君门万里”。但就是这位性格内向的皇帝，干了一件让当时的人们瞠目结舌的事情：皇后由于“杖责”了皇帝朱见深的一位心爱的女子，刚刚当上皇后一个月，就被废掉。此时的皇帝朱见深才17岁，而他的那位心爱的女子，是比他大了18岁的万贵妃。皇帝不允许任何人对贵妃不敬，尽可能满足贵妃的一切喜好。而这位万贵妃，又是一位“好玩”而又喜欢奇异珍宝的女人，轰动一时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是因为她的喜爱而从景德镇的御窑场生产出来的。或许是受万贵妃的影响，或者是遗传了祖父宣宗朱瞻基的基因，朱见深也成了大玩家、大艺术家。各种艺术品，通过宦官的采办，源源不断进到宫中，那些专门从事珍宝贸易的商人，也因此发了大财。

但是，国内的珍宝毕竟有限，于是有宦官出主意，说：当年“三保太监”郑和出使西洋，所获奇珍异宝无数，如果皇上让奴才等也做一次郑和、下一次西洋，那应该能为皇上和贵妃弄到更多的珍宝。皇帝心中一动，又听说兵部还保存着郑和当年下西洋的航海图，当时称“水程图”，想取来看看，遂命文书房宦官去兵部索取。航海图之类的文档由兵部“车驾司”保管，兵部尚书项忠命“车驾司”保管典籍的吏员调取，竟然不见。项忠大怒，以为吏员偷懒，命继续寻找。但吏员连找三天，仍然没有找到。

虽然航海图没有找到，皇帝想派人重下西洋的传言，却是闹得沸沸扬扬。言官们纷纷上疏，对此事进行抨击，事情于是不了了之。但是，兵部尚书项忠感到奇怪，问“车驾司”郎中刘大夏：库中的案卷，怎么会丢失呢？刘大夏笑道：“三保太监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以一时弊事，大臣所当切谏者。旧案虽在，亦应毁之，以拔其根，安得追究其有无邪？”项忠闻言，肃然起敬：“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公矣!”(万表《灼艾余集》卷下)

那么，航海图到底是怎么失踪的？原来是“车驾司”郎中刘大夏听说皇帝要调取，提前将其藏匿。刘大夏后来确实做了兵部尚书，但他自作聪明藏匿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则是多此一举。第一，宪宗皇帝也就是因为听了宦官的唆使，好奇而已，并没有真心打算再“下西洋”，所以科道官一批评，也就没有了下文；第二，这个时候的明朝，正在成为没有权威的“小朝廷”，没有财力再来一次下西洋；第三，如果明朝真有财力，再“下西洋”，根本用不着半个世纪前郑和的航海图，中国的商人、中国的海盗和日本的倭寇，可以提供比郑和航海图精确得多的新的航海图，可以提供比郑和时代先进得多的航海经验和航海技术。

而这个时候的葡萄牙人，正在非洲好望角一带徘徊。十多年后，达·伽马的船队到了印度的“古里”即科泽科德。

虽然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伟大壮举，但并不意味着永乐年间的明朝开放了海禁。恰恰相反，“郑和下西洋”本身，也是禁海的一部分。浩浩****的船队，不但是向南洋、西洋诸国彰显国力，也是对所有在中国沿海活动的倭寇、海盗的威慑。在旧港捕获远近闻名的“盗首”陈祖义，是对中国所有走私者、越海者的警告；在锡兰捕获锡兰王、在苏门答腊擒获伪王之弟，是对所有觊觎中国沿海的各国海盗的警告。在海上可以自由出入的，是官方的船队，而不是民间的武装。

对于明朝的“禁海”，有一种说法，叫作“片板不许入(下)海”，或“寸板不许入(下)海”。当然，这个“片板不许入海”或“寸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并不是说不允许任何船只下海，而是不允许任何没有经过官方许可的船只驶出近海、驶入远洋。要点有三：第一，中国的沿海渔民和商人，只能在近海作业或贸易，不得出洋；第二，为了限制渔民和商人出洋，限制船只的规模，不许建造双桅或多桅的大船；第三，有违犯上述禁令者，本人和家族以及知情不报者，都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

但是，中国沿海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在海上谋生，中国沿海的商人多少年来都在和外国人做生意，朝廷怎能通过强制手段把他们的生路切断呢？且不说朝廷没有这么多钱来养活他们，即使有，也无法改变他们早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是他们居住在滨海地区这个生存环境决定的。所以，禁止民众出海的法，才真正是违“法”，因为它违背了人类生存的规律。任何法律，都无权剥夺民众的生存权。

所以，沿海的渔民、商人，以及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军队，在大多数时间里，特别是在明太祖、明成祖去世之后，并没有认真地遵守或执行禁海令。渔民照样出海捕鱼，捕着捕着就跑远了。商人照样出海做生意，但在近海哪里有大生意可做？于是也远渡重洋到日本、南洋、西洋去了。官员在衙门，军队在营地，即使派出一些船只进行巡逻，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如果真正做到了“片板不许入海”，又怎么可能发生后来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水手、水师、航海师，许多就是从平时冒着砍头危险出海捕鱼、出海做生意的渔民、船夫和商人中招募而来的。没有平时的锻炼，没有出远洋的经验，他们怎么可能把郑和及郑和的庞大船队送到印度洋和非洲沿岸去？

但是，这个“片板不许入海”的政策，又毫无疑问造成了明朝海洋政策的保守，阻碍了中国在明朝的对外交流和发展，也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退出世界先进行列的告别仪式。而且，这个政策实际上成为沿海官军敲诈勒索的依据。

为什么这样说？沿海官军是知道沿海居民要靠出海才能谋生的，也知道商人是需要出洋才能真正把生意做大的，他们平日懒得管，管起来就可以抓人，抓了人就可以向对方开罚单，或者索取赎金。这样，国家政策就成为他们敲诈勒索的依据。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以及官军的敲诈勒索，造就了明朝沿海地区无数大大小小的海盗团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倭患”的危害。所有的政策和法律都要与时俱进，凡是不适应时代的法律和政策，都必须及时修正或废除，否则，只能成为“腐败”的依据。就明朝的禁海而言：

其一，渔民出海作业、商人出海贸易，都是需要组织、领导的，这和内陆地区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出海作业、出海贸易，遇上海盗也是经常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大洋的贸易航路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海盗。出海的商人一旦遇上海盗，他们需要抵抗，所以，船上又得多带武器。平时是捕鱼和经商，组织起来他们就是军队了。

其二，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出洋的渔民和商人，都属违规违法，官军平时睁只眼闭只眼，但随时都可以拘捕。这种情况多了，遇到强大的官军检查，渔民、商人自认倒霉，花钱消灾。一旦遇上官军的小部队，那么就可能拔刀相向了。于是，渔民、海商就半渔半盗、亦渔亦盗，半商半盗、亦商亦盗了。

其三，由于“海盗”和海外联系密切，海外有什么先进兵器，如日本的倭刀、鸟铳，葡萄牙的火枪、火炮，他们都可能先行购买，官军反而没有。所以，在与官军的斗争中，在和海上其他力量的斗争中，“海盗”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军事力量，有的还占据了沿海的岛屿作为据点。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盗”部队，甚至成为整个东亚最强大的海上武装。

到正德、嘉靖时期，随着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海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了，不仅本国的商人大量出洋贸易，日本的商人及武士、浪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沿海，有机会做生意便做生意，有机会抢劫便抢劫，他们同样占据着一些沿海岛屿，既为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分赃和集合力量的“匪窝”。

这个时候，还有一股力量从大西洋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了中国的南海，并且在珠海的入海处占据了一个岛屿，建立了据点。这个据点后来很出名，它的名字叫“澳门”。占据澳门的是一群葡萄牙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火器，倭寇和海盗也通过他们，获得了一些先进的火器。

所有这些海上的变故、沿海的变故，都和明朝的海洋政策——“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发生严重的冲突。但此时，明朝在沿海的军事力量，在急剧下降。海上巡逻的哨船和海上作战的战船，按当时的记载，是“十存一二”(只剩下不到原先的20％)。即使这十存一二的战船、哨船，也是破旧不堪的。

一面是倭寇和海盗的力量越来越大，一面是明朝在海上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日本武士、浪人和商人成了“倭寇”，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沿海渔民、商人和无业游民成了“海盗”。“海盗”们为了避免连累家人，打扮成“倭寇”的模样，操着夹杂闽、浙乡音的五花八门的“倭语”，这些“假倭”和“真倭”携起手来，真假难分，形成了大大小小无数股“倭寇”，并且在嘉靖中后期，发展为延续二十年之久的“倭患”。

但是，所谓的“倭寇”，是“真倭”少而“假倭”多。《明史·日本传》比较客观也比较保守地估计：“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有人认为，在嘉靖中后期“倭患”最厉害的时候，“受害”最剧烈的是浙江，接着是南直的东部即今江苏，然后是福建、广东。但所谓“倭寇”的成分：“率海上奸氓……无赖少年，借为前行，推波鼓焰。其间真倭仅十之一二，绝与其国王不相闻。”(董应举《崇相集》)而在现有资料的记载中，著名的“倭寇”首脑，如徐海、汪直(与前文的瑶族宦官同名同姓)，都是中国商人，是“徽商”的海上领袖。

我们讨论的，不是当时的“倭寇”如何荼毒民众，而是要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明朝政府主观地认为，通过“禁海”可以保护沿海民众不受海盗及倭寇的荼毒，但成为明朝两大祸害之一的“倭患”，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禁海”所造成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是如何防患民众出海，而是如何保护民众出海。

明朝的禁海，不仅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也使得整个中国的发展，与“大航海时代”的趋势背道而驰。而所谓的“倭患”，从一定程度上说，恰恰是沿海民众、沿海商人和外部力量一道对明朝的“禁海”令，进行的猛烈冲击。

在这种潮流之中，一些在浙江、福建、广东任职的官员，对禁海政策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当大规模的“倭寇”平息之后，痛定思痛，四川汉州(今广汉)籍福建巡抚涂泽民在隆庆元年(1567)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开海”，允许经过官府批准的海商出洋通商。这个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当时明朝的内阁首辅，是大名鼎鼎的松江人，即今上海人徐阶。这个事情，被人们称为“隆庆开海”。“隆庆开海”说明，在当时，无论是内地还是沿海的官员，都有相当部分倾向于开放海禁。

但是，“隆庆开海”的地点，不在广州、泉州、福建、宁波，更不在当年的“六国码头”苏州太仓，而在《大明一统志》中也找不到的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月港”，位于嘉靖时期从福建漳州府龙海县分出的澄海县。只是，无论是建议开海的福建巡抚涂泽民，还是批准开海的内阁首辅徐阶，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在《大明一统志》中没有记载的月港，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巨港”，可通“东西洋”。这个东洋，指的是今菲律宾以东，乃至美洲；这个西洋，指的是印度洋到大西洋的辽阔海域。由于刚刚经历了“倭变”，所以月港通的“东洋”，不包括日本。

尽管我们不断说到所谓明太祖的“寸板不许下海”，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出现在明朝的官方法令之中。如同明太祖朱元璋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以及“宦官不许识字”的禁令一样，在明代官方文献中，也并无记载。

在我所见到的文献中，最早说到“寸板不许下海”的，是嘉靖时代的朱纨。朱纨在嘉靖二十六年由南赣巡抚改任浙江巡抚，并且提督闽浙两省军务，职责是防倭、御倭、剿倭。来到浙江，朱纨失望地发现，所谓“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只是一种回忆。中国的、日本的、南洋的、西洋的，形形色色的海商，不同相貌的海盗，全在浙江、福建沿海活动，繁荣得很，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朱纨向朝廷上疏，疏中特别提出：“我朝立法垂训，尤严夷夏之防。至今海滨父老相传，国初寸板不许下海。”(《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诛获海寇)》)“父老相传”的“寸板不许下海”，比任何官方文字都更为形象地概括了当年禁海之严，但如今，只是“相传”而已。

朱纨上此疏的目的，是希望朝廷给他更大权力，重启禁海令。但是不久，朱纨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原来海禁不行，问题看似在海上，根子却在京师，于是发表了一番惊人之语：“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明史·朱纨传》)每当读到朱纨的这段话，我心里就充满敬意。

但是，“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全球贸易、海上繁荣，不是想禁就禁得了的，朱纨不久就因为过于严厉地禁海而被构陷下狱。随着“倭寇”的平息，随着月港的“开海”，中外贸易越来越繁荣，大量的美洲白银、日本白银、欧洲白银，源源不断通过走私贸易涌入中国。市场繁荣了，商人的腰包鼓起来了，但这些银子和明朝政府竟然很少有关系，令明朝的皇帝特别羡慕。从哪里能获得白银？于是，国内挖矿，海外寻金。

万历皇帝起初认为，民间如此多的白银，一定是各地有银矿存在，于是派出矿监税使，四处开矿，但得不偿失。因为经过历代的开挖，国内已经没有多少银矿了。就在这时，有人报告，说原来民间的白银主要并不来自内地，而是来自日本和吕宋，这也确实是当时国内白银的两个来源。但是，日本过于遥远，而且是“倭寇”的所在，吕宋则近在咫尺，如果能在彼处开矿，那就不愁没有白银了。

吕宋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台湾的南面，西北距漳州海澄、泉州同安一千多公里，是菲律宾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这一群岛的政治、经济中心。今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就在吕宋岛。自从隆庆时代“月港开海”，吕宋汇集了大批来自漳州、泉州等地的中国海商。到万历时期，这里已经在西班牙人的占领之下，他们是从美洲横渡太平洋而来的。从此，吕宋成了中国和美洲贸易的中转站。

万历三十年(1602)农历七月，有位名叫张嶷的福建漳州籍男子来到北京，通过北京的一位低级军官上疏，说福建海外有座“吕宋岛”，岛上有座“机易山”。这座机易山，树上长着金豆，地上遍是银矿，如果派人前往开采冶炼，每年可得黄金10万两、白银30万两。这个消息大大地刺激了想银子想得发疯的万历皇帝。皇帝立即予以批准，让福建巡抚派员连同张嶷前往吕宋查勘，如果此说属实，再行开采。

万历皇帝的这道去吕宋开矿的旨意一下，“举朝骇异”。“举朝骇异”四个字，是《明史·外国传》的原文。骇异之余，都察院都御史温纯上疏劝阻，说即使机易山盛产金银，也决无树长金豆、地遍银矿、任人开采的道理，哪里可能一年弄到10万两黄金、30万两白银呢？此其一。其二，朝廷在福建已经派了矿监，如果机易山真有金银矿，他们岂不早就行动，怎么可能让利给后来之人？温纯特别指出，如此弱智的编造、如此荒唐的故事、如此浅显的道理，以皇上的聪明，怎么就相信了呢？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

但在当时的体制之下，只要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坚持己见，官僚机器只能围绕着他的意图运行。于是，请求往吕宋开矿的“原奏”张嶷被送到了福建，当地政府“持不欲行”，想采用“拖”的办法，把这件事情搁置下来。但是，朝廷不断督促，福建巡抚无奈之下，敷衍皇帝，派了一位名叫王时和的八品小官、海澄县(今福建漳州龙海市)的县丞，以及一位低级军官，当地驻军百户干一成，带着一干人马和船只，前往吕宋勘查，同时通报给了吕宋的统治者。

无论是西班牙统治者，还是原住民，听说大明朝要派军队来吕宋勘查采矿，都大为惊恐。当时在吕宋经商的华人有好几万，他们百般解释，说天朝这次派员来吕宋，别无他意，只是因为有奸徒造谣生事，朝廷才派使者来核实，使者一来，就可揭穿奸徒的把戏。

低品级的文官王时和带着随从人等在吕宋登陆，当地首脑(史料没有记载是西班牙人还是当地人)一面命僧人在路旁散花，以示欢迎，这是接待尊贵宾客的最高礼节；同时盛陈兵卫，以防意外。当天，首脑摆下盛宴，接待天朝来的使者。宴席之上，当地首脑突然发问：“听说天朝打算派人来敝邦开山挖矿，可有此事？”

王时和还来不及回答，首脑继续发问：“山各有主，怎能随意开采？比如你中华有山，我邦之人可去开采吗？”

王时和更为语塞，首脑又问：“树生金豆，是何树所生？”这九个字也是《明史·外国传》的原文。因为张嶷在给万历皇帝的奏疏中说过这个地方遍地是银矿，树上也结着金豆，这件事情传到了吕宋，所以吕宋首脑有此一问。

首脑连发三问，问得王时和张口结舌。这也难为他，因为他自己根本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于是频频看张嶷。这事不是你挑起的吗，怎么关键时候成了缩头乌龟？

张嶷倒是见多识广，随机应变，张口就答：“听说吕宋遍地是金，又何必问这金豆长在什么树上呢？”但是，这种随机应变显然是耍无赖，引来满座嘲笑。

当地首脑突然变脸，将一干人驱逐出境。

王时和莫名其妙地被派到吕宋，受了一番奚落和惊吓，又灰溜溜地回到海澄，不久即惊惧而死。但是，吕宋的事情并没有因此了结。当地统治者担心明朝皇帝惦记着吕宋遍地金银而出兵，又担心在吕宋的华商做内应，于是调遣军队，又鼓动原住民，屠杀在当地定居、经商的两万五千多华人。而且，将被杀死的两万多华人的财产封存，派遣使者投书福建巡抚，说是华商密谋作乱，不得已而除之，请令死者家属往吕宋领取亲人遗物。

万历皇帝得到这个消息，既惊且怒，金子银子没有得到一两，却导致两万多华人丧生，便向福建巡抚下了一道诏书，对张嶷进行严厉斥责，并且让其“议治”吕宋西班牙人之罪：

(张)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明史·外国传·吕宋》)

当然，这是一道没有任何意义的诏书。第一，诏书谴责了张嶷等人欺骗朝廷，造成巨祸，损威辱国，将其枭首，传示海上，却对自己的愚蠢行为没有任何反思。第二，诏书要求福建的官员议定吕宋酋长的罪行，提出惩治办法，你皇帝都没有办法，巡抚又有什么办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让我议罪，我就议罪。当时的福建巡抚名叫徐学聚，根据皇帝的旨意，移书吕宋首脑，谴责其“擅杀”之罪。这个罪名很滑稽。什么叫“擅杀”？就是没有皇帝的命令，擅自杀戮，仍然是以天朝自居，而将吕宋视为属国。

西班牙人怎么办？不理睬。明朝怎么办？没办法。《明史》用了五个字的感慨：“竟不能讨也。”这才真是丢人现眼。

这个看上去荒唐的事件，却可以视为自从郑和下西洋以来明朝官方第一次主动“走出去”，但很快就脸面丢尽退回来，并且导致两万多华商丧生。更丢人的是，福建巡抚徐学聚在给吕宋当局的“抗议”书中，不仅编造谎言，把张嶷之被“枭首”时间移置到华商被杀之前，而且把因为皇帝的贪财、皇帝的荒唐而丧命的无辜华商称为“贱民”，表示不会因为贱民被杀而与“友邦”大兴干戈，甚至不惜向西班牙人献殷勤，表示既往不咎，任其“商舶交易”“往来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