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面要对隋唐300年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隋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陈寅恪先生指出过这一点，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也涉及这一点。唐宋变革论的倡导者内藤湖南，就认为唐代开启了中国所谓的“近世”。他指出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贵族政治的衰退和独裁的兴起。他认为唐朝尤其是唐朝后期的历史，基本上开启了宋朝以后历史的新样态。

他说：“贵族失势的结果使得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再也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要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就再也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它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过的，贵族政治走向了终结，由官僚政治取而代之。不仅如此，内藤湖南还认为人民的地位，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他说：“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利，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在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如奴隶一般，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了解放。”

内藤湖南还指出，贵族阶级被消灭了之后，君主与人民之间再也不隔着一个贵族阶级了，君主与人民直接相对，这也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才有的事情。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缴纳地租、服力役、提供生产成果。唐朝中期以后，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当中得到了自由解放。讲到宋代，他对王安石变法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之后，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

内藤湖南还说，唐朝朝廷群臣之间有党争，宋朝也有党争，但两朝的党争性质不一样。唐代的朋党以贵族为主，专注于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他的意思是说，唐朝的党争是以身份为界限、以身份为区别进行斗争；而宋代的朋党之争则是以不同的政治主张为界限、为标志而进行斗争。此外，他认为经济也有很大的变化，唐宋之交是实物经济的结束，货币经济的开始。

内藤湖南甚至把“唐宋变革论”直接引向了文学艺术这个层面上。他说首先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经学由原来的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他认为这是学术平民化的一种体现。还有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转为形式比较自由的散文体，诗、词、曲、音乐等各个方面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由发挥。他把这称之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和艺术。内藤湖南的这些观点，见仁见智，其中有些我也不见得完全赞同，但是他指出的平民化色彩的确是存在的。唐朝的社会性质是贵族化色彩和平民化色彩并存，但是到了宋朝，可以说贵族化色彩已经**然无存了。从宋朝开始，只有贵人而无贵族了。平民化的色彩毫无疑问占据了上风。

另外，在唐宋时期，知识分子整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都出现了改变。在这里我推荐包弼德所写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这本书，他在其中提出这种政治和社会的整体转型就是从唐朝开始的。他部分同意了唐宋变革论的看法，指出这种转型在北宋逐渐完成，豪门大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受到了打击，而地方上普通士族阶层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且到了这个阶段，家族世袭的职官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而士人阶层要通过科举才能够踏入仕途。他认为到了11世纪末，通过两种传统的途径，也就是门第与职官来维持其身份也已经不可能了。

士人阶层如果想维持自己的社会上层地位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学”，就是通过自己的学问。无论是参加科举来当官，还是维持当官之后的社会名望，都要通过“学”。而且学的过程当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宋朝的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入世、奋发有为的精神。原因就是宋朝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即所谓祖宗之法。宋朝延续了唐朝中后期以来，文人对武人的那种敌视和压制。扬文而抑武，对知识分子特别重视。宋朝一方面是不杀文人，另一方面就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大有一种与皇权共治天下的责任担当精神，皇帝也比较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以这些知识分子特别奋发有为。我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宋朝的这些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比起唐朝官员来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的来源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了，绝大多数都是靠着科举上来的，都是以文学、学问为自己的立身之根本，与唐代那种多来源的官僚队伍已经有所区别。

随着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不断地向南方转移，到了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彻底转移到了南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在整个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北方领先南方长达4000年，而到了最近1000年南方才后来居上，而这个趋势也是从隋唐阶段开始的。文化重心毫无疑问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我们前面在提到唐代文学的时候，就曾经说到过这个现象：在隋唐，尤其是隋唐历史的前半阶段，北方的才子，从人数上来说对南方还是构成了绝对优势；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以后，一直到宋代，南方的文化名人，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诞生，数量后来居上。到了明清时期，甚至占据了绝对优势，南方地区到了明清时期能出现一个村出三位状元的情况，而这在北方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种在科举上的地位悬殊，体现出的就是文化地位的悬殊。因为政治中心有时候不见得跟着经济中心走，但是文化中心总是能跟着经济中心进行转移的。

我们前面提到过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现象，这对五代和宋朝的历史构成了极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军人政治的崛起，以及统治者对这种现象的警觉，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就不多说了。在唐朝藩镇割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五代政权，又对宋朝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代政权当中，应该说后唐的建立是一条分界线。后唐之前的后梁只是唐代藩镇政权的一个延续，是藩镇政权的一个扩大版。而后唐有一些跟后梁不一样的历史特点。它的政权组织形式当中有一个显著特点——胡汉结合。我们知道后唐的建立者是沙陀族出身。另外，对于后唐的君权来说，它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藩镇，而是来自身边的禁军。基本上可以说，禁军对皇帝的影响，就是唐后期藩镇牙兵牙将对节度使影响的扩大。从后唐时期开始，禁军势力逐渐发展成了左右政局的主导型力量。

于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的那个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了，“杯酒释兵权”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是不是以这么戏剧化的形式进行的，史学界对此是有争论的，但是夺权是确凿无误存在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赵匡胤劝这些大将时，说了这么一番话：“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大家请注意，唐朝后期影响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的是藩镇，而这时宋朝为了集权，搞了这个“杯酒释兵权”的事件，而此时，赵匡胤却说，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当个节度使，出守大藩呢？可见在赵匡胤的眼里，对他构成威胁的是禁军的兵权，而不是节度使。

为什么？因为经过唐朝末年的大洗牌和后来五代历代政权的打击，节度使对中央政权来说，已经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相反禁军的问题变得很突出。范学辉先生写的《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里提到，“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宋初新贵集团取代后周旧臣的重要举措。因为宋太祖赵匡胤与柴荣留下来的那些后周大将之间是战友关系，你不要看他们关系比较亲密，再亲密也不是自己人。而宋太祖与自己的亲兵卫士们之间是养与被养的关系，带有强烈人的身依附色彩。换句话说，亲兵卫士是自己的嫡系部下，相当于他的私人奴仆。“杯酒释兵权”说白了就是从战友们手里边把兵权夺过来，交给自己亲近的嫡系部下。他用这种方式，尽可能消除禁军对自己的威胁，这才是“杯酒释兵权”的主要目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五代时期，各代政权的中央体制其实就是唐代藩镇体制的延续与扩大。比方说周藤吉之曾经说，五代的天子大多都是节度使出身，所以他们的中央机构多采取节度使体制，节度使支配体制是五代基本的政治结构。到了宋代，武人的支配体制解体，依靠文官的政治机构建立起来。节度使的支配形态仍有残存，但其内容逐渐变质。也就是说五代时期的政权，其实也是唐代藩镇的一个残存与延续。但是五代时期原属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中央与藩镇之间的矛盾，最后演变成了中央与禁军之间的矛盾。

这也就解释了宋朝建立后一系列的改革指向。其根本目的当然仍然是巩固自己的权威、巩固皇权，但是主要是针对禁军的掌控权。赵匡胤要用那些威望较低的将领、自己的私人奴仆来取代原有的禁军将领，然后建立所谓的三衙制度，把调兵权转给枢密院。从文化上，他也打压武人集团，目的是消除晚唐以来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现象，但是结果就是禁军的战斗力十分低下。也就是说，宋朝为完善中央集权、巩固君主权威，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唐朝的300年，也是一个大帝国的30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宋朝已经无法再复制唐朝这样的一个帝国模式了。唐朝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它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治下多民族共存、多种文化共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起码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有着足够强大的实力维持整个东亚的国际秩序，享有崇高的国标地位。唐太宗的那个“天可汗”不是白来的，真正是唐朝国际地位的一种体现。可是安史之乱造成了这种地位的下降乃至瓦解。

到了宋代，严于夷夏之防的宋王朝与周边多个异族政权是一种平等相处的关系，有时候甚至还位居人家之下，而且民族关系相对来说也比较单一，宋朝的武力相对来说也不够强大。因此宋朝已经不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成分相对单一的政权。

唐朝300年中，中国可以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继承了古典时代的很多传统，又开创了宋朝以来很多新的历史形态。没有唐朝这300年，很多历史现象我们是无法得到圆满解释的。这大概也是唐朝历史的魅力所在。

[1] 公元280年，西晋灭孙吴。

[2] “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称，到魏晋南北朝时指家兵、私兵。

[3] 王导，东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历仕晋元帝、明帝和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

[4] “庄田制”是由南朝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土地制度，含义从由地主占有的土地，逐渐转变为由皇帝或朝廷颁赐给公卿贵族的私人土地或田产，也称别墅、庄园、别业、山庄等。

[5] 唐德宗年间开始实施，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

[6] 唐朝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推行的赋役制度。

[7] 唐时实行两税法时，称按钱折价交纳粟帛为“折纳”。

[8] “钱重物轻”是主要发生于中晚唐时期的经济问题，指两种货币比价发生波动，铜钱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所引起的现象。

[9] 北魏冯太后，即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献文帝拓跋弘的嫡母，孝文帝元宏(拓跋宏)的嫡祖母，主要事迹包括临朝辅政、诛杀乙浑、太和改制等。

[10] 包括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扶风县和眉县的一部分。

[11] 丰镐，即丰京和镐京的合称，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12] 见《皮子文薮·汴河铭》，“涿郡”即今北京，“江都”即今扬州。

[13] 汉魏洛阳位于今洛阳城东15公里处，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在今洛阳城区兴建东都，故城从此败落。

[14] 即北魏前期的都城，位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15] 隶户是南北朝时期的一种贱民阶层，也被称为“杂户”。

[16] “部曲”即私人武装，“佃客”是租地主家的地来耕种的佃农，他们和地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平时给地主种地，战时则跟地主上战场。

[17] 中国北方古代民族的名称，南北朝时自称“库莫奚”﹐隋唐时期简称为“奚”。

[18]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

[19] 唐代官员，进士出身的称清流，多做朝官，明经等其他科考出身的称浊流，也有做朝官的；清流和浊流统称为‘流内’。而通过别的途径当官的称‘流外’；有一定才学而无法出仕的就是今天相沿成习后所说的不入流。在官场上，清流看不起浊流；流内看不起流外。

[20] 一般指唐代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

[21] 即《昭明文选》，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

[22] 也称“五姓七望”，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县、深县、饶阳、安国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县)、范阳卢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带)、荥阳郑氏(今河南省)、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

[23] 唐朝的科举制度只是取得出身，并不授予官职。授官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铨选，即从现有官吏或是取得身份后的人群中选拔任命。

[24] 客户，指以佃食为生、不入国家户槽的私家佃农，或者脱离私家羁绊而不入国家户籍的客籍之户，或者归入国家户籍，因不堪繁重赋役再度脱离国家羁绊的客籍之户。——编者注

[25] 指冀王朱滔、魏王田悦、赵王王武俊、齐王李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