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曹魏取代东汉是通过禅让的形式。所谓“禅让”，名义上仿照上古时期的圣王，传贤不传子，把天下让给更有德行的人。因此，表面上看，汉献帝是主动把皇位让给曹丕的。整个仪式有很强的表演性，为了表示谦虚，曹丕还不能立刻接受皇位，起码要推让三次，显示出自己是为天下苍生的福祉考虑，才勉强接受皇位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虚伪的表演，汉献帝无疑也是在威逼之下，才被迫配合这场演出。曹丕本人在完成禅让仪式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尧舜之事，吾知之矣”。尧和舜都是中国古代的圣王，他们就是通过禅让来传递皇位的。正是因为现代人已经看穿了其中的虚伪，所以便很少去关心这场戏在当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禅让。古人所说的“革命”，与现代汉语中的“革命”意思稍有不同，指的是天命的改变。儒家思想强调尊君，自然不会鼓励臣子起来推翻君主。但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如果前一个王朝的统治太过残暴或者太过腐败，失去了民心，便同时也失去了天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去了民心，就失去了天命。于是，此时臣子起来推翻君主便不再是乱臣贼子，而是顺天应人的举动。《周易》中讲“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成汤、周武王虽然曾经是夏桀、商纣的臣子，但他们的起兵是具有合法性的，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儒家推崇的圣王。在这一语境下，“革命”往往是指用暴力手段推翻前一个王朝的统治，其中暗含的意思是前一个王朝因为胡作非为，已经失去了天命而被推翻，新王朝是建立在否定前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的。秦末各地起兵反秦便是如此，所以陈胜讲“天下苦秦已久矣”，就是天下人怨恨秦朝残暴的统治已经很久了。但禅让的意思则微妙得多，汉献帝之所以要把皇位让给曹丕，名义上是因为曹丕更具有德行，人心归附，因此拥有了统治天下的资格。禅让是通过“和平”的形式进行的，因此也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

禅让完成之后，汉献帝被封为山阳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之内保留汉的正朔，依旧使用天子的礼仪。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通过“禅让”的形式转移政权，对此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传统。魏晋及隋唐新王朝的建立，大都采取了禅让的形式，一直延续到宋代，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在形式上仍然是要由后周的小皇帝把皇位“禅让”给他。

历来对于曹操是否有取代汉室的野心有很多争论，但这种对于个人心理的揣度，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很难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验证。但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点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自从公元189年董卓进京之后，东汉的统治实际上已宣告瓦解。从建安初开始，曹操便控制了汉献帝。尤其当他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统一北方后，独揽朝政，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取汉而代之的外在条件。一方面，我们看到曹操做了一系列铺垫的工作。比如说封魏公、加九锡(皇帝才能够使用的九种礼器，包括车马、服装等)，最后晋爵魏王，一步步地逼近皇位。另一方面，曹操确实终其一生，也没有迈出称帝的最后一步。直到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丕才取汉而代之，东汉王朝名义上又延续了30多年。这些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行为，或许可以证明，虽然汉献帝早就没有了什么实际的权力，但是曹家要真正取汉而代之，却也不那么容易。

两汉400年的天下，尤其是西汉末年王莽一度篡汉成功，但很快又迎来光武帝的中兴。所以在当时人看来，汉确实是一个“千年帝国”，具有很强的合法性，甚至到了魏晋南北朝，起来造反的人，很多人也自称姓刘，或者是本来不姓刘，但是冒姓为刘，显示出“汉”这个符号在当时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其实，如果我们把“皇权”这个概念，进一步分解为“权力”和“权威”两个不同的层次，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汉王朝实际的统治在黄巾之乱后已经宣告瓦解，但是汉的政治权威则维持了更长的时间。这便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义所在，也是之所以要通过“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汉魏易代的原因所在，因为汉在当时人看来具有很强的正统性。

事实上，在皇权转移的过程中，如何恰当地表现“天命有归”的正当性，其意义不下于对实际权力的操控。表面上看，这些政治话语的构建只是对于权力的一种缘饰、一种装点，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丧失道德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当然，如汉献帝那样，仅仅具有合法性，而缺少支撑它的实力，也会瓦解，这点恐怕是现代人读史的时候多少会忽略的一面。

我们从另外一个例子中也可以注意到正统的重要。我们比较一下三国三个君主称帝的时间，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紧接着221年刘备称帝；但到了八年之后，公元229年孙权才称帝建立吴国。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中讲道，“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基业稳固，可以说，在三国之中，吴国的疆域与统治是最早形成的，但称帝的时间反而最晚，尤其是在魏、蜀两国都已经称帝的情况下，孙权为什么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呢？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较之于魏、蜀两国，吴缺少足够的正统性。

曹丕称帝是承袭了汉王朝的正统，尽管禅让是一场表演，但表面上演得还算逼真，汉献帝主动把天下让给了曹家，一副“你情我愿”的样子。刘备则是汉王室的远亲，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尽管血统上不但疏远，而且有些可疑，但这个身份给刘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他只要声称汉献帝的禅让是被迫的，他就有复兴汉室的权利与责任。刘备称帝的时候也利用了一个谣言，这个谣言说汉献帝已经被曹丕杀害，既然献帝已死，作为汉的宗亲，刘备的称帝也显得顺理成章了。

因此，曹、刘两家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宣称他们继承了汉的正统，孙权则两边不靠，地位尴尬。更麻烦的是，孙权原来在汉的官僚系统中也爵位不高，仅仅被封为南昌侯。孙权袭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孙刘联盟破裂，为了防止受到两面夹击，在刘备可能复仇的情况下，孙权一度向曹丕称臣，对于给予归降的孙权什么样的待遇，曹魏政权中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刘晔便反对封孙权为吴王，他的理由是“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耳。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孙氏尽管三世据有江东，但他仅仅是汉的南昌侯，所以他和江南的老百姓并没有君臣的关系。所以刘晔主张可以封孙权为万户侯，但绝对不能封王。“王”距离“皇帝”仅一步之遥，封孙权为吴王其实给他日后称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台阶。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刘晔是有先见之明的。

孙权非常重视祥瑞，也喜欢改年号。比如说，在正式称帝之前发现夏口、武昌两地都出现了黄龙、凤凰。可以说除了武则天之外，孙吴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年号的政权。我们看看孙权称帝前后所使用的各种年号：黄龙、嘉禾、赤乌、神凤。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祥瑞都曾经接连登场，被用了个遍。越是喜欢改年号，越是喜欢制造各种祥瑞，就说明内心越虚弱，这些祥瑞、年号的改变，恰恰反映出孙吴统治合法性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