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谈中西对话。我既不赞成“全盘西化”（它的背后是民族虚无主义），也厌恶“固守传统”（它的背后是极端民族主义）。我认为“中西对话”是可取的。中国创造的文化可以作为一个主体，西方文化也可以作为一个主体，两个主体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通过对话彼此沟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富裕”。不同民族的文化（当然也包括文论），由于地域和历史多方面的原因，都可能有短处。就中国传统文化说，千好万好，就是缺少两样东西，这就是科学和民主（请注意，我说的是“缺少，不是完全没有）。我们的“五四”先辈早就觉悟到这一点，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西方。另外，我这里想强调“共享”这个概念，人类的文化（不论是东方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理应共享，西方人可以采用东方的文化，东方人也可采用西方文化，各以对方之长补己之短。我们吸收西方的文化，只是利用人类的创造，这并没有辱没自己，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有人认为在物质文化方面互相吸收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精神文化的互相吸收，由于文化形态不同，吸收起来就困难了。我的想法是困难诚然是困难的，但绝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列夫·托尔斯泰如何学习孔子，海德格尔如何吸收老庄，荣格如何神往东方神秘文化，冈布里奇和苏珊·朗格如何激赏中国古代美学……再看一看魏晋和隋唐时期如何学习西来的佛学，“五四”先辈如何学习西方，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鼓起勇气，克服困难，在对话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就文论方面的中西对话来说，像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学贯中西的大师，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完全可以循着他们的足迹走去。

在古今对话、中西对话基础上的“整合”，是建设中国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的必由之路。“整合”不是简单的对接和拼凑。无论古今的整合还是中西的整合都是“异质”文论之间的交汇，这种交汇不能不充满冲突和竞争，不能不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适应，不能不达到整一的交融，不能不产生一种具有新质的思想和语言。这个过程无疑是复杂的和长期的，需要有识之士共同的努力。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整合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与当代的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离开方法论的指导和当代的创作实践，自己搞一套“话语”是注定要失败的。

生命有限，而学术的高峰永远在前面。我总觉得自己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里的耕耘很匆忙，质量不高，收获甚微，不能令人满意！好在一代年轻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准备充分，虎虎有生气，我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有属于中国、属于当代、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

[1] 季莫菲耶夫是苏联某大学的教授，他的教科书《文学原理》第一、二、三部被翻译成中文，一时成为引证的重要著作。毕达科夫是苏联某大学的讲师，50年代初被派来北大讲学，他的讲义《文艺学引论》，也一时被奉为圭臬。“别、车、杜”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简称。

[2] 栾昌大：《文学典型学说史概观》，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3] 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4] 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5] 周阳高：《观念与绘画——钟开天绘画艺术初探》，《书与画》1991年第1期。

[6]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9页。

[7] 王充：《论衡·乱龙》，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4～705页。

[8] 叶燮：《原诗》内篇，李壮鹰：《中华古文论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9] 叶燮：《原诗》内篇，李壮鹰：《中华古文论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10] 童庆炳：《寻找文学理论研究的突破口》，见《艺术至境论·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又见《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1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3页。

[12]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杨成寅，等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