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我们的文学理论不顾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和实践，完全搬用苏联的一套理论，我们操用的是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和他们的老祖宗“别、车、杜”的“话语”[1]，中心概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典型人物”。几乎苏联的每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论文都以最快的速度被翻译发表。任何一点不同的声音，都可能是严重的“错误”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痛遭批判。最典型的例子是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钱谷融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一发表即遭到无情的批判。虽然当时苏联国内的风向已经变了，可理论的惯性不能容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任何一点修改。

20世纪到了六七十年代，是“反修批修”和“**”时代，“极左”的理论势力把毛泽东的《讲话》教条化，中心概念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甚至连文学的“真善美”问题也成为理论的禁区，“三突出”等理论甚嚣尘上。我始终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在那个时代的发表，其思想是从实际出发的，的确给当时的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的一些论点直到今天也还有意义，是不可否定的。但也决不能把它作为教条来崇奉，因为时代在变化，文学的实践也在变化，我们应该而且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一些新的理论概括，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时期开始后，瞭望世界的窗口终于被打开，我们看到了西方世界几乎发展了一个世纪的各种各样的文论，20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他们所形成的理论之多，提出的理论之新，理论变化之快，都是空前的。我们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把他们的东西介绍过来，翻译过来，吸收的“欲望”“如饥似渴”，吸收的方式是“生吞活剥”的。我们的论文和著作中又都“充塞”他们的话语。这一回我们已没有什么中心概念。每一位理论家都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概念。你觉得俄国形式论的批评有理，我觉得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有用，他觉得法国的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合理，还有的人热衷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新近流行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不一而足。

上面我描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论发展的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学习苏联”时期，六七十年代的“反修批修”时期，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国的文论发展是很不相同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搬用外来的东西或教条式的东西，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属于中国的具有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我们只顾搬用或只顾批判，建设则“缺席”，中国具有世界“第一多”的文学理论家却没有自己一套“话语”，这不能不使我们陷入可悲的尴尬的局面。我自己亲身走过了这三个时期，我感到异常的痛苦，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教师还有什么比不能讲出自己的话更痛苦的呢？“建设”的意识一直在我心中萌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迎来了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第四个时期。一些在这个领域耕耘的人觉得这样走下去不行，认识到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形态，有属于当代中国自己的理论形态。1985年开始了“文学主体性”的讨论；1986年开始文学理论方法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时段里开始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的探讨；由朱光潜教授30年代开始的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进展；文学中表现自我问题的争论实事求是地展开；文学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悲剧问题的讨论；文学意识流等新技巧的讨论；文学反映论问题的讨论；文体学的研究；文学语言的研究；文学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中外比较文论的研究；文学理论现代化的研究；还有不少独特文艺问题的研究，应该说都取得了成果。大体上可以这样说，20世纪的头二十年和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是中国文论研究的丰收时期。历史将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