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学思想带有某些超前性，现在已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或革命家，多未能摆脱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束缚，要求文学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无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如梁启超当时这样来论小说的作用：“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21]又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2]这不但对文艺期待太高，而且把文艺与政治联系得太紧。当时另一学者蔡元培也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23]这种工具论把文艺看成某一时期的主流思想的形象的图解，这种文艺思想使文艺沦为政治的奴婢，作家也单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喉舌。

几十年的文艺实践证明，附属论、工具论弊多利少，对发挥文艺自身的发展更是不利。所以，王国维当时提出的文艺“独立”论，揭示了文艺的“自律”性，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当然，我仍然认为文艺必须要有人文精神，必须加强批判社会的力度，但人文精神并不等于某种意识形态，前者是人类的，后者是阶级的，前者是长久的，后者是暂时的。人文精神恰好是文艺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王国维的慰藉说，在今天也仍然有它的意义。当然，生命是一支欢乐与痛苦的交响乐，但就一般而言，痛苦总是比欢乐多。生是痛苦，死也是痛苦。生活着，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从而感到永远不可满足的缺失，这也是痛苦。成名成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肉麻的、虚伪的恭维和无穷的麻烦，这也是痛苦。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这不是人生的幸福吗？可又总是担心不知哪天遭人算计，或忽生横祸，这种焦虑也是痛苦。痛苦填满人的一生。所以，如何来解脱人生的痛苦，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所面临的人生基本问题。宗教在世界上持久不衰，就是它能给人一种虚幻感，在这虚幻感中人生的痛苦似乎得到了解脱。文艺之所以能不断得到发展，也是人生在文艺的移置与升华中得到慰藉。在市场经济空前发展的今天，在许多人那里，金钱把自身的精神家园给摧毁了，人的精神无所依归的情况更为严重。越是在这个时候，人就越需要精神的慰藉。文艺作为情感的力量，作为精神的故园，从不同的层次作用于人的心灵，就像雨露渗入人的干枯的心田，慰藉着人的精神生活。人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鼎”，知、情、意就是“鼎”之身，科学、文艺、哲学是“鼎”之三足，三足缺一，人的精神生活必然失去平衡，人的本性也就要崩溃。所以文艺的慰藉对人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关系到人的本性能不能得到保持与完善的问题。王国维的慰藉说仍然有其不容争辩的现实意义。

王国维的“天才”说，充分考虑到先天的资质和后天的修养，是比较科学的。现代人脑科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已证明：人脑的左右各一半，都有自身独立的意识思维序列和记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人脑的两边是用根本不同的方式进行思维的，左脑易于用语词思维，而右脑却径直用感性表象来思维。[24]文艺的天才可以说是右脑特别发达的人。因此王国维的“天才”说，已被科学所证实。中国文艺界的人数太多，其中有许多是缺少文学天才的人，这么多的人拥挤在文艺这条路上，既无必要，也难于出精品。适当的讲一讲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把拥挤在这条路上的人疏散一下，对发展中国现代的文艺事业是有益的。

关于境界说的现代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如前所说，境界说是文学理想论，也可以说是艺术至境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艺术至境论只有“典型”论一说，是十分单调的，不完整的，因而是无法解释丰富的文艺现象的。就再现型的叙事作品来说，塑造“典型”是重要的，典型是一种艺术至境，这我们已作过许多探索。但文艺的形态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概而言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再现型；第二类，表现型；第三类，象征型。再现型作品的至境是塑造典型，表现型作品的至境是营造意境（境界），象征型作品的至境是创造意象。这一点，顾祖钊的《艺术至境论》一书，做了富于创造性和说服力的解说，他提出的典型、意境和意象三足鼎立的艺术至境论，是目前我所见到的较全面的艺术至境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境界是文学的艺术至境之一。境界就是表意之境，是表现型作品的理想形象。王国维的境界说将成为现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个重点，是无须怀疑的。

以上所述，仅是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可能给我们的启示，这个意义还是比较有限的。我认为对我们更有意义的是王国维研究文学理论的态度与方法。这里可以分两点来说。

第一，王国维视文艺理论的研究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不把学术研究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他反对那种“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力之目的”的学术研究，因为这种研究不过借学术的枝叶，以达政治的目的，从学术本身看，并没有什么价值。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又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这种学术独立论应该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态度。如果带着某种政治目的去进行研究，那么就可能失去研究的客观性，为成见所囿，偏离了研究的正确方向。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王国维在文艺理论上所获得的突出成就，能发前人所未发，言腐儒所不敢言，与其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是密切相关的。今天，我们要建立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也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不要与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成见挂钩，应尽力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当前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容易的事情，也还要经过不懈的努力。

第二，王国维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主张中西对话和中西交融，这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王国维是位国学大师，他无疑继承、总结了古代文论的遗产，如他的境界说与古代文论中的意境说一脉相承，但他又不囿于古典传统，死守旧的理论，他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就能放眼世界，敢于并善于吸收外国的思想养料，用以改造中国旧有的理论，在中西方的结合和交汇点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还以他的境界说来讲，他一方面总结了自魏晋以来的“情景”论、“兴趣”论和“神韵”论等，提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这类言辞完全是从谢榛、王夫之等人的诗话的相关论点中脱化而来；但如果我们只沿着古代的“情景”诸论去解释他的境界说，就可能不够准确，王国维肯定从西方美学中吸收了一些新的思想，对传统的“意境”说作了一番改造，如“造境”“写境”的区分以及“写实家”与“理想家”的区别与西方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分有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以及“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区分则可能从西方的“移情”论与“距离”论的对立那里受到启发。更为重要的是，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对他的影响，他显然是以生命哲学的某些思想改造了“意境”说，把境界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所开辟的富于张力的诗意空间，强调境界要以诗人自己的鲜血去书写。也正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才那么自信地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27]他当然知道“境界”不是他首先“拈出”，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还没有人从他这个意义上来论境界。这种通过中外对话和中西交融的方法，建立新的文艺理论的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形态的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1]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2]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3]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4]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张尚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5]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张尚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6]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7] 王国维：《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8] 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9]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0] 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11] 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12]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13]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14]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15]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16]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

[17]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

[18]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

[19]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20]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页。

[21]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6页。

[22] 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7页。

[23] 蔡元培：《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0页。

[24] 托马斯·R.布莱克斯利：《右脑与创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5]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26]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27]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