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滋味”说问题，是中国文论界多数人一致的看法。但是自《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发表了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的《〈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对近年来中国〈诗品〉研究的商榷》后，谈论钟嵘“滋味”说的明显“沉寂”了不少。应该说，清水凯夫的文章在揭示中国文论界30年来，在钟嵘《诗品》的“滋味”说上面，总是重复前人的意见，没有自己的研究心得，没有新的进展，的确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以日本和韩国的学者为根据，说他们那里从来不重视钟嵘的“滋味”说，你们中国学者却抓住钟嵘的“滋味”说不放，似乎要表明日本、韩国的研究水平比中国要高，这我就不敢苟同了。另外他引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一句话：“由是知他所谓‘滋味’，虽然近于神秘，但也不过是曲笔寓言，使有文字以上的意味而已。”即认为连罗根泽都不怎么买钟嵘的“滋味”说的“账”，可见说钟嵘的“滋味”说多么重要，就不值一谈。这也是我难以认同的。钟嵘的《诗品》中有没有“滋味”说，把“滋味”摆到什么位置上，这要实事求是地看《诗品》中的原文，要以原文为根据。

事实上，钟嵘在《诗品》中，的确提出了五言诗的“滋味”说。他之所以突出地提出诗歌的“滋味”问题，与他对诗体的看法、对玄言诗的看法有关。在诗体上钟嵘特别标举五言诗，他认为古老的四言诗有较大的局限，“文繁而意少”，所以自汉代以来已较少人作这种诗体了。另外他还特别对当时流行的玄言诗提出批评，他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8]意思是说永嘉时期，崇尚老庄道家哲学，世风流于虚玄的清谈，诗文的创作哲理多于文采，淡而无味……干巴抽象好像老子的哲学议论。那么对四言诗的局限，玄言诗的干巴，应该怎么办呢？钟嵘在《诗品序》对此做出解答。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意思是说，五言诗是诗歌中最重要的诗体，是各种诗体中最能表现深长“滋味”的，所以被当代人所采用。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叙事状物、抒情写景，都能表现得细致和深刻吗？所以诗有“三义”：第一是兴，第二是比，第三是赋。言已尽意无穷，这是兴；借事物来比喻思想，这是比；直接书写其事，寓言式地去写物，这是赋。发扬这三义，斟酌灵活运用，以风骨为情感主干，并润饰以文采，使欣赏诗的人感到诗味无穷，听到的人也受到感动，这样的诗歌就达到了极致。

关于“味”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提出来了，如《左传·昭公二十年》齐国晏子就提出“声亦如味”的问题，涉及音乐艺术中的味。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乐记》也说音乐的“遗味”问题。但最早把“味”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来用的是陆机的《文赋》，陆机对那些质朴无文的诗文不满，说“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到了《文心雕龙》，“味”字频频出现，最重要的如《隐秀》篇中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但此前的诗论都没有把“滋味”作为核心的观念提出，到了钟嵘这里，诗学中的“滋味”说才得以确立。钟嵘把“滋味”作为评诗的标准，只有最好的诗才有滋味，“滋味”作为诗学的一个范畴开始形成。钟嵘对“滋味”的规定，按他本人的意思有三点。

第一，诗的“滋味”有或没有，关键看“指事造形，穷形写物”是不是“详切”，越是“详切”就越有“滋味”。所谓“详切”的意思，就是深深地切近事物的本来面貌，实际上就是“神似”，不是一味形似。钟嵘这样说是针对当时诗坛注重形似而提出来的。钟嵘对“滋味”的这一规定，揭示了诗歌应写事物的内在的精神，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那么如何才能使诗歌获得悠远的滋味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钟嵘对赋、比、兴进行了重新解释。也可以说是“曲解”。他首先把“兴”放到首位，并以“文已尽而意有余”解释之，这种解释同以往与以后诗学家的解释是不同的，同时对“比”“赋”的解释也有点“离题”，他说：“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比者，说是“因物喻志”，还说得通，但不是很确切。赋者“寓言写物”，也就是写物不能单纯，写物要有寄托。这种解释就离开了“赋”的本旨，可以说这种解释在中国文论界是“独此一家”的。另外，钟嵘对“赋、比、兴”的原有的位置也做了调整，变成了“兴、比、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钟嵘的地位上来替他着想，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古人的“赋、比、兴”对解释他的“滋味”说，并不是很合理的，但他本身还是受传统的束缚，找不到新的概念来说明他的“滋味”说，于是不得已的选择的就是用“赋、比、兴”的旧概念，但重新加以解释，甚至曲解。所以我们如果把“赋、比、兴”的旧概念放置一边，那么钟嵘的“滋味”说内涵就体现在“文已尽而意有余”“因物喻志”和“寓言写物”的论述中。这意思就是，诗歌要余意绵绵，情感不要直接写出，要通过比喻写出来，而且还有深的寄托，这样的诗就有“滋味”了。

第三，钟嵘认为，兴、比、赋三者要斟酌运用，同时注意风骨和文采，风骨是内在的美，文采是外在的美，两者都要兼顾。为什么钟嵘如此看重“滋味”呢？我认为钟嵘意识到诗歌是“吟咏情性”的，是抒发感情的，尤其是要抒发上面所说的“悲悱”之情的，因此与别的文体不同，不能靠情节故事吸引读者，也不能靠典故知识吸引读者，当然也不能靠文字的巧妙吸引读者，还是要靠诗的滋味的来吸引读者。如果能做到上面三点，那么就可使诗的滋味无穷无尽，进而使诗美达到极致。也许清水凯夫看了我这段文字，仍然会说，这里并没有新东西啊，还是罗根泽和吴调公所说的那三点啊，不错，还是那三点，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三点是钟嵘自己说的，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一个学者在发表意见时应采取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的态度：“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

钟嵘的“滋味”说，我感到仍然是《诗品》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且也的确发现了诗美的普遍规律，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因此对后来的诗学建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唐代司空图的“味外之旨”说、“味在咸酸之外”说，明显受到钟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