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并非偶然。可以分以下几条来叙述。

（一）社会环境的动乱与“以情纬文”

东汉末年封建统治者腐败专横，外戚宦官之间争权夺利，兼并土地，民众饥饿，流离失所，陷入绝境。于是发生了黄巾农民大起义，随后形成了三国混乱局面，这以后可谓内乱外患、战乱饥荒，接连不断。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知识分子动辄得咎。东汉末年的党祸就十分恐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各种原因被害的著名文人有孔融、祢衡、杨修、丁仪、丁廙、何晏、嵇康、张华、石崇、陆机、陆云、潘岳、刘琨、郭璞等。这是一个由治到乱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对士人而言，情感多于理智是很自然的事情。“本来人是有理智同时又有情感的动物，发于理智的文学偏于纪事载言，发于情感的文学偏于吟咏情性。汉魏的社会，一般来说，是由治而乱。治世有光明的前途，理智得到发展的机会；政教有常轨，情感遭受相当的限制。乱世的前途暗淡，理智的计划无用；政教无标准，感情可以任意发展。所以自建安的文学，‘甫乃以情纬文’。纪事载言的文章宜于质，吟咏情性的作品需要文，所以自建安的文学‘甫乃以文被质’。”[1]“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这句话，出自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其意在情感的文学占了上风，迎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标志是抒发个人的情感的作品的大量涌现，文学理论也跟进发展。

（二）儒学的衰落与玄学的兴起

由于社会的转型，汉代曾“独尊”数百年的儒学迅速衰落。这是因为，由于社会政治的腐败，儒家的伦理道德的虚伪性的一面完全暴露出来，无法维系人们的信仰；同时后期的政治家如曹操等摒弃儒学而推崇法家，尚刑名。这样儒学既不能成为自觉追求的理想，又不能被用以谋生，其迅速衰落也就不难理解了。傅玄《举清远疏》中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傅玄的话，可以说不但是魏晋时期情况的写照，也是南北朝时期情况的概括。与此同时，老庄的道家却被推到了崇高的位置，这一方面由于战乱频仍，政治环境恶劣，人们急于寻找精神的安顿之所；另一方面也可用虚无的思想来表达对政治压迫和礼教束缚的反抗。他们选择了老庄是历史环境使然。他们以空谈来消磨时间，“有无之辩”“名实之辩”“才性之辩”“言意之辩”“形神之辩”等，就是他们辩论的内容，于是形成了魏晋“玄学”。他们不但研究老庄，甚至用玄学的观念去诠释孔孟言论。儒学的衰落和玄学的兴起，不但对文学产生了影响，对当时文论的推进也是巨大的。一方面，像“有无”“虚实”“言意”“形神”“才性”等问题本来就与文论密切相关，玄学的研究当然对文论有很大的启发；另一方面，文论摆脱了儒学教条的束缚，从形而上的玄学中借用了方法，这对文论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助益。

（三）政治家的倡导及曹丕“文气”说

刘勰和钟嵘都讲过这个道理。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2]钟嵘《诗品序》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蔚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3]这里最值得指出的是作为魏文帝的曹丕的《典论·论文》，在这篇文论名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把文学作品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程度，大大提举了文学的价值。

更令人赞叹的是曹丕在这篇文论作品中，提出“文气”说。他写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4]

意思是说，文章要以气为主，人的气有的“清”，有的“浊”，这不是人力勉强可以达到的。譬如音乐，虽然大家所用的曲调、节奏是同一的，但不同的人行腔运气不同，结果有的巧妙，有的笨拙，所以虽然是父兄，也不能互相传授。首先，曹丕所说的“气”不同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的“气”，孟子所说的“气”是属于道德范畴的，指人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精神境界，而曹丕所说的“气”则是指摆脱了伦理道德色彩的自然秉性，是由人生理和心理的突出特征所决定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人的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的个性的形成不能片面地归结为先天因素的作用（后天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但先天的因素对个性来说是无可回避的。所以，曹丕讲“文以气为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调文学创作与作家个性的密切关系，或者说突出了作家个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为主”的地位，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此前的儒家文论总是强调文学创作与政治、修身的关系，往往抹杀作家的个性，作家要是像屈原那样突出自己的个性，就有可能遭到“露才扬己”的指责。应该说，“文以气为主”作为一种重视作家创作个性的理论，这在中国文论、诗学史上都具有转折意义，从压抑个性到高扬个性正是从曹丕的理论开始的。其次，关于“气”的清浊问题，这是曹丕对人的“气”的一种大致分类，其思想来源是古代流行的“人禀阴阳而立性”的说法，清浊是对阴阳而言的，清与浊也就是阳与阴，所谓阳气上升为清，阴气下沉为浊，清与浊有形态上的区别，并无优劣的区别，实际上曹丕的“气”分清浊之说，正是后来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理论的雏形。每个人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可以有不同的喜好选择，但客观上无论清还是浊，阴柔还是阳刚，都作为美的形态而存在。最后，曹丕的理论强调个性与创作的关系，个人都是不同的，你的“气”具有什么特性，如他所说的“徐干时有齐气”“公干有逸气”，这是不可传授的，虽是父兄也无法互相传授，虽同题作文赋诗也有巧有拙，这是符合创作实际情况的。曹丕的“文气”论更是文学自觉的表现，同时也体现出那时文论家创新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