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代政区地理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明白，选择东汉政区地理这样的研究课题，处境颇有点像宋人作诗。钱锺书先生曾经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过：“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其所谓幸，指的是有唐诗这个好榜样，可以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省去许多探索之苦；而所谓不幸，则是面临着唐诗辉煌成就的挑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做东汉政区地理，其前面那座唐诗似的高峰便是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西汉政区地理》是周先生在谭其骧先生的指导下于1983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10余年来，该书虽然未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就是在学术圈内认真读过该书的人也不会很多，但在历史政区地理的专业范围，它一直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技术标准。从事任一朝代的政区地理研究，都须尽力做到像该书那样：纵的方向每个政区的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横的方向每个年份的政区状况都一目了然。尤其是东汉，自来人们都将它与西汉并称，以为它的典章制度与西汉差不多，现在西汉的政区地理已经做到了那个程度，如果东汉的做得不足以踵其武，那么就会显得特别难看。

但东汉与西汉的政区变化客观上存在不少差异。首先是西汉的政区变化非常显著。从西汉初年到末叶，仅郡国级的政区数量就增加了一倍有奇，这么大的变化，里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相比之下，东汉的政区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波澜不惊。东汉末一段时间政区变化的波澜是起来了，但却显得非常混沌，远不如西汉有序。西汉的政区变化在空间上可分为三块，其一是东部的高帝末年十王国地区，这里的变化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其二是高帝自领的西部十五郡，这里一直没多少变化；其三是武帝新开的西南、西北、岭南、东北四边，这里的变化自成体系。这三类地区的政区变化过程在空间上形成强烈对比，相比之下，东汉的政区就不存在这样的变化。

不光是政区变化过程不同，在资料方面，东汉、西汉也有重大的差异存在。这里面又有两点。其一，《汉书·地理志》的政区资料断限在汉末元延绥和之际（公元8年前后），而《续汉书·郡国志》的断限大体在东汉中叶的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就是说，西汉的政区演变到《汉志》的时候，已经趋于相对稳定，因此做西汉的政区地理研究，可以使用逆推法，从末年一步步复原到汉初；只要逆推的过程能够成立，也就复原了西汉政区演变的全过程，顺带还可以解决秦代末年的政区问题（这一问题也是让历来许多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对东汉而言，《续汉志》以前的这一时段也可以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此后的80年政区演变方殷，却没有一份共时的政区资料以为参照。正史中的《三国志》其实是没有“志”的，更不用说“地理志”。针对这种情况，研究的方法只好采取“顺藤摸瓜式”。看起来一种是“推”一种是“摸”，好像“推”的方法近乎演绎而“摸”的方法近乎归纳，实际上后者比前者更近乎演绎，其研究难度更大。因为逆推的过程中对政区演变的结果是心中有数的，所未知的只是演变的过程及原因而已；而“顺摸”的过程就连政区演变的结果都茫茫然，仿佛摸着石头过河而不知水的深浅，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什么“政区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是有点奢侈的。

其二，对西汉的政区演变过程进行逆推，其演变最繁复的高帝十王国地区有一个钥匙。自来人们读《汉书》，对于《王子侯表》至多不过把它当作一份家族谱系资料，很多人甚至一眼跳过去根本不读；周振鹤先生在深刻理解“推恩令”——这一点受到了清儒钱大昕的启发——的基础上，硬是把它读成了一份西汉诸王国的“封域削地表”。掌握了这一钥匙，就足以开启高帝十王国地区政区演变迷宫之门；而打开了这扇门，也就攻克了西汉政区演变全过程的核心。受到这一智慧的启发，有人试图对东汉的政区资料也进行类似检讨，但上下求索，均未能找到替代的指标。这无疑为东汉的政区地理研究又增加了难度。

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和难度，李晓杰先生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应该说是做得令人满意的。

该书开头是一个分三节的引论，界定该书的研究范围，给出东汉郡国级政区变迁的总体结论，并交代得出这一结论的研究基础；之后分十一章，按地域依次为“司隶校尉部及豫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兖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青州刺史部所辖郡国沿革”，“徐州刺史部所辖郡国沿革”，“冀州刺史部所辖郡国沿革”，“幽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并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凉州刺史部所辖诸郡及西域都护府沿革”，“益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荆州、交趾二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扬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此后为附篇“新莽东汉易代之际各地域性政权势力范围考述”，其中又分四章，即“更始政权势力范围”，“豫、兖、青、徐、冀诸州地区各地域性政权之势力范围”，“并、朔、凉三州地区各地域性政权之势力范围”及“益、荆、扬三州地区各地域性政权之势力范围”；最后是三个附表：“东汉郡国建置沿革表”，“东汉初期县邑省并及复置表”，“《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同地异书表”。全书不含序共381页（其中3个附表占84页），并绘制有21幅地图。

该书令人满意之处大抵可分三点言之：第一点，对东汉政区的复原堪称系统而完整。该书的研究时段上起新莽东汉易代之际，下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不仅完整地包括了东汉一代，而且还上承《西汉政区地理》的研究，弥补了两汉之间的时间缺环，下含事实上已形成三国割据的20余年。这其间每个郡国级政区的首尾都有所考述，分辨率精确到年，达到了该研究领域的前沿水平。

由于工作系统而完整，该书可以纠正不少对于东汉政区的传统误解。例如，过去很多人认为东汉的政区基本上秉承西汉旧制，在中前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缺少变化，现在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看到，在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各诸侯国领域曾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变动。这是共时性的。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该书对于下邳王国领域的考证，修正了前人以为下邳国即临淮郡后身的说法，指出早在临淮郡存在之时，已经有一个下邳国存在。而从制度方面来看，两汉更是有一些显著的差异。至少，不像以前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笔者想着重评述该书的分辨率问题，或许有些人不大明白“分辨率精确到年”这一工作的意义。很多人对于现今的行政区划，尚不难理解时效的价值，但对于历史上的政区，也许是时代悬隔的缘故，对其时效便不甚措意。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以前，中国人绘制的所有历史地图都是没有严格的时效观念的。就是在“**”期间推出的该图集的内部发行本（1974年）中，也还出现了为显示唐朝的强盛而故意将其未曾同时拥有的东、西部疆域拼入同一图幅的局面。这可以反映中国人对于历史政区时效观念的整体水平。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由于忽视政区时效而令人啼笑皆非的例证可谓俯拾皆是。例如，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地图出土之后，有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为研究该图所牵涉的长沙国问题，竟直接利用《汉书·地理志》所载的长沙国为说，毫不介意图中所示为汉初情形而志中所载已在西汉末年，后者疆域不及前者之半。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犹有如此疏忽，其他人自是不必说起。

指出这一点笔者并非想责备前人，恰恰相反，在此要说明的是，在以前那种研究条件下，即使有人具备对历史政区的时效观念，也往往找不到可用的参考依据。我国的文献典籍十分丰富，但关键时候每每令人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慨。在二十四史中，有地理志的只有16部；照理这16部地理志是每部都应该有一个时间断限的，但实际上断限很不严格，很多志的断限年代都不明确，需要读者自行捉摸，有些志甚至根本找不到断限年代。清代以来出现了若干补志之作，这种工作带有研究或资料整理的性质，但在时效观念上较之16种正史地理志并无进步。80年代后出现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该图集对政区的时效已十分严格，但每个朝代只给出一两个标准年份，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如果有人想了解不在标准年代的政区状况，仍不得不自己动手去进行爬梳。以往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在做论文之前往往须为此耗费数月。

不过自从《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由专业的研究者将历代的政区变化都制成年表，读者需要了解任一年份的政区状况或任一政区的来龙去脉都可以从表中一索而得，顶多去复核一下制表的依据是否充分——当然，与此相辅，最好还是绘制出具有精确时效的动态地图。由此，我们有理由要求以往那种通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模式成为过去，而断代的政区地理研究则以此作为准绳，达不到这一要求便不得谓之及格。从这一要求来说，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已达到了，所以笔者说这一点是令人满意的。

第二点，从论据方面看，该书对资料的利用是堪称充分的。其中虽然没有孤本秘籍，也没有域外奇货，但就现有资料而言，该利用的都已经用到了。

该书所用的资料，除《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之外，大量的是各种史籍中的只言片语。作者对《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水经注》以及其他有关史料，包括子史集部中的相关信息做了一番全方位的清理——自然，文物考古资料也已包含在内。东汉末有些内容因当时文献不足征，作者不得不主要依靠南北朝乃至唐宋的史料。如第203页考证襄阳郡的析置，利用的便是《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

平心而论，将这些只言片语搜集起来并非一件不得了的事——无非是个“劳”字而已，这是做研究的分内之事；“功”在于对它们的考证、运用和组织。因而该书令人满意的第三点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析判断能力，即见识。

自清代以来，对东汉政区多少做过一些考证的学者不知凡几，值得重视的至少有钱大昕、吴增仅、谢钟英、杨守敬、任乃强诸家。这些人的成绩都灿然可观，钱大昕尤为不世出之人物，但总体而言，前人的工作较之此书都已逊色。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学如积薪，此书奠基在前人所有工作的成绩之上。尤其周振鹤先生的工作出来之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今搞政区地理研究的人，不仅可以在理念上较之前人有更深刻的把握，而且还可以借鉴周振鹤先生提出的一套可名为“总体考证”的研究方法。即，相互关联的若干现象，有些表面上看来于史无征，零星地求证得不出解，如果采用整体的观念系统地分析，找出现象之间的联系，那么无解的地方往往可能有解——至少，可以排除一些别的可能性。用这一方法于无字处读书，境界较前人已日新月异。同时，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李晓杰先生具备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能力，他能够准确地理解和借助这些新近的学术进展，在研究中对前人所做的各种零星工作——就东汉而言前人的工作都是零星的——重新审视，肯定其成绩，纠正其错误，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

不妨举例说明。阜陵国的领域，自来是治东汉政区的一大难题。东汉在明帝、章帝时曾两度设置阜陵国，其存在时间为公元73—76年，87—145年、147—206年，就是说，东汉大部分的时间里阜陵国都是存在的，但它在《续汉书·郡国志》里却无载。既如此，它的领域也就成为一桩无头公案，以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东汉图幅对它未予标示。不仅如此，它还牵涉到对《续汉书·郡国志》以及对东汉政治制度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过去治后汉的人，对此问题都避而不谈（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仅钱大昕指出了问题而未予解决。李晓杰先生在此书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分两个时期对阜陵国的领域进行了考证。在对公元73—76年阜陵国的考证中，他先是证明了当时的阜陵县仍在今历阳以西的西汉故址，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定点错误，然后根据《后汉书·阜陵质王延传》中“食二县”的记载，运用总体考证的方法求出了阜陵之外的另一县当为浚遒。对公元87年之后的阜陵国的考证，更是显示了李晓杰先生于无字处读书的功力。他根据《后汉书·阜陵质王延传》中“增封四县”以及“徙都寿春”的记载，通过对东汉诸侯王国设置规则的把握，确定其中有寿春、阜陵二县，又运用总体考证的方法求得其余三县为成德、合肥、浚遒。这样，阜陵国的领域得到了一个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

无疑，运用总体考证的方法特别需要审慎，否则“高明”就会等同于“谬误”。在这一方面，该书同样令人满意。我们可以注意到该书有多处阙以存疑的处理。就是在对阜陵国的考证中，尽管论证已经是那样符合逻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该书仍给出了一个存疑的另一说——或许《续汉书·郡国志》时期的阜陵国所领并非五县而只阜陵一县，这一说同样有逻辑支持。史实究竟如何，我们只有期待将来有新的资料出土了。

要之，如果让笔者用一句话来概括上文，那就是：别人能够做到的成绩，此书已经做出来了；此书没有解决的问题，别人同样解决不来。——做到这个份上，应该说已经入了“优秀”的范围。

但是该书也有一些不能令人满足之处。自来人们著书，常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憾，尤其时下某些皇皇巨著，只有“头”“尾”而没有“腰板”；该书的以上三点已经构成了一个很硬的“腰板”，但其“头”“尾”的功夫还有所欠缺。

所谓“头”指的是该书的导论。笔者以为，像这样一个导论，应该站在学术史的高度对政区地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做一番中肯的评述，提出理论预设，为自己的工作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至少为读者理解自己的工作提供一些方便。该书在这方面应该说意识是有的，其导论第一节“本书研究的对象”论述了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并分别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西汉政区地理》为代表进行了分析，后面还提到了胡阿祥的《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翁俊雄的《唐初政区与人口》《唐代鼎盛时期的政区与人口》，靳润成的《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四本著作。但笔者觉得这些论述失之过简，尤其后面的四本书，该书仅以“皆在不同程度上添（按：当作“填”）补了断代政区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一语带过，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这里面，胡著尚未见到，姑不论，翁、靳两位的三本著作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的。

靳著研究的明代总督巡抚辖区并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它的意义很特别。该著以《明实录》中的资料为骨架，结合其他大量文献，做得确实很出色，无论资料或结论都很到位。相比而言，另两本著作则很难给人以同样的感觉。翁先生将政区和人口这两个专业性都很强而彼此联系却较弱——准确地讲是考证政区可以基本上不管人口而研究人口则离不开政区——的两个问题放在同一本书中，却按时段的不同而出了两本，可见其观念中只注意到时间的一维，而对于政区的一维即每个政区的来龙去脉是注意得不够的。其学术价值也就可想而知。记得《唐初政区与人口》出来之后曾有人发表书评，称其“潜研众书，发微钩沉，纠谬证实”，最终将《贞观十三年大簿》所载的358州、1551县“落实了三百五十六州及其属县”，“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张泽咸、牛来颖：《〈唐初政区与人口〉介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笔者猜想，这一评价可能是就书论书的结果。实际上，该书的成绩还不好称作“突破”。在其之前，曾有人就《贞观十三年大簿》做过工作，只不过未讨论各州属县而已（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见《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况且，该书所“落实”的“三百五十六州及其属县”还有一些不能作数。笔者曾在学习过程中碰到岭南潘、牢、禺三州的问题，该书便未能解决（参见拙文：《唐代岭南道政治地理二题》，《学术集林》卷12，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笔者以为，还不如将唐初、唐代鼎盛时期两本书的时段打通，按政区和人口各出一本，那样可能更有利于讨论的深入。

笔者尤其对李晓杰先生所谓的“空白”一词感到无谓。多少年来这个词已成为评价学术成绩的流行话语，有时它指的是某某课题压根儿没有人做过，而有时所指不过是前人没有出过类似题目的论著而已。近年更有一种专门抢占“空白”的“学者”，在研究基础非常薄弱甚至毫无研究基础的情况下草草抛砖引玉，不特成绩全无，反而把一些很漂亮的选题糟蹋了。这样即使把“空白”填补了又有什么价值呢？

接下来说说“尾”的问题。笔者觉得，像东汉政区地理这样的课题，在正文的研究做出来之后，还应该就相关的政治制度做一番探讨，并且与西汉进行比较，这样不仅可以使文章锦上添花，还可以为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帮助。这也是历史政区研究应该贡献于整个历史地理乃至于整个中国史领域的地方。该书在行文中时常就此类问题有所发明，如第221页讲道：“东汉所置诸侯王国之名或易原汉郡为同名王国，或采王国境内某一县之名而为该王国之名，如平春国、西平国等等”；第209页提及“犬牙交错”原则在政区划界中的运用。但这一类的讨论未能辟为专篇，总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如第202页引《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载：“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为国。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不可以封，乃徙为六安王，以庐江郡为国。”其中，为什么“在京师正南”便“不可以封”，笔者觉得还可以再做些文章。

原载《中国学术》第3辑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