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记》的文章学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铙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苏轼《石钟山记》

我们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表述并不是思维过程的被动反映，就是说，写文章有一个组织、安排的问题；但是在分析、鉴赏别人文章的时候，不少人往往会忽略此点。例如，对苏轼《石钟山记》的理解便未免如此。

我看过不少讲解《石钟山记》的教案和文章，对于这一古文名篇，以往的挖掘已相当细致。有的讨论石钟山得名的真正因由，从事实层面检验《石钟山记》的得失；有的阐发“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借以让学生领悟其中的人生哲理；还有的甚至分析到苏轼何以要夜访，认为只有夜晚才有可能探明真相，等等，可谓不一而足。然而从文章学角度对它进行分析的，目前还很少见到，而由此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未发之覆。

首先需要弄清的是《石钟山记》的“文眼”何在。我认为是“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以苏轼在石钟山下夜访的经历，本不构成科学意义上的“发现”，只不过验证了《水经注》的记载而已；因此苏轼以“古之人不余欺也”作为其记游的结语，应该说这也是该文通篇的文眼，即苏轼写作该文的动因所在。

以并不构成发现的发现，要写作一篇有意义的文章，首先需要交代写作缘起；因而该文开头并没有遵循一般游记写作的套路，而是来了一个问题的提出。这部分又分两个层次：先是交代《水经注》的说法，分析其中的疑点所在；随后介绍一个疑窦更大的李渤的解释，为后文的开展设置了悬念。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苏轼在分两层进行铺陈的时候采用了一个变化的笔法，先是“人常疑之”，接下来是“余尤疑之”。有人认为前句的“人”是指别人，不含作者；也有人认为是指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人。实际上，它与后句的“余”不过是一种表述上的变化，仅仅是为了避免用词的单调。因为随之而来的质问“今以钟磬置水中”云云完全是作者本人的想法，丝毫看不出是他人的意见。而且，后句的“尤”与前句的“常”有一种递进的关系，如果主语不存在内存联系，递进的关系便很难成立。

接下来的正文部分从形式上是一篇典型的游记。由于有一个预设的悬念，这篇游记与其说是记游，不如说是向读者展示解开一个问题的经过。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描写的内容是经过了一番严格筛选的。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多余的景致，一切的见闻都紧紧围绕着声音这一主题。其中又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承接上文，对李渤的说法进行证伪。李渤曾“得双石于潭上”，可作者看到的是“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李渤听到的是“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而作者听到的不过是极平常的“硿硿焉”。由此，作者以亲身经历表明了李渤的说法根本无法得到现场检验，益发可见上文“尤疑”之有道理。

在消解了上文的“尤疑”之后，作者针对上文“常疑”的部分进行了展开。这一内容又分两个层次，先是绝壁下的“噌吰如钟鼓不绝”，然后是两山间的“窾坎镗鞳之声”。这两种声音音质既有别，发声地点也不同，作者通过游记的路线将其逐渐展示出来，既避免了呆板、枯燥的论说方式，也使问题的揭开显得有纵深，有曲径通幽之妙。如果不逐一看到最后一句，是不可能明白“如乐作焉”是怎么回事的。这便是古人常说的“剥笋壳”的文章技巧。

内容展示完毕之后，文章还不能戛然而止。因为前面有一个很正式的头，其势不能不有一个相呼应的尾。要不然，如果读者读到“古之人不余欺也”后面便没有了，一定会觉得还有一口气没喘过来。“事不目见耳闻”以下，既是对主题的深化和发挥，也是出于结构上的需要。有了这一部分，整个文章便由虚而实、再由实而虚，呈现出一波三折之势。

历来读《石钟山记》的人，对“事不目见耳闻”一句都予以相当程度的重视，有些人甚至认为苏轼记游就是为了阐发这一人生哲理。我觉得这一理解是有问题的。如果说这是一句人生哲理，那么这一哲理实在太不高明。众所周知，耳闻目见得来的知识并不见得十分可靠，对于不具备观察能力的人，即便身在现场也无异于聋盲；而对于有足够判断能力的人，借助他人的耳闻目见自不难做出正确的评判。

而且，如果说“事不目见耳闻”一句是作者要阐述的人生哲理，那么它与上下文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说，“臆断其有无”是何所见而云然？历来分析《石钟山记》的对此都没有提出应有的疑问。我认为，从上下文的照应来看，这句话只是起到了引发议论的提挈作用，“臆断其有无”其实是与文章开头的“人常疑之”遥相呼应的。作者在后文列举了四种情形：“言之不详”，“莫能知”，“虽知而不能言”，“以斧斤考击而求之”，都是由此而发挥出来的。因而我认为，“可乎”一句不过是作者在疑而求真之后发出的慨叹，很难将其提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

明乎此，不难发现作者对于文章的组织是十分绵密的。开头、正文和结尾不仅虚实相生，而且前后的意念也一脉相承。文章劈头提出问题的同时已经为结尾埋下了伏笔。结尾列举的四种情形也如老吏断案，层层推进。最后一句“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对其文章意义的定位也很平实。

这里面有一点需要讨论：苏轼何以要夜游石钟山？上文已提及有人认为那是由于只有夜晚才有可能探明真相，这恐怕有问题。苏轼在文章开头已交代对于石头能不能发声持怀疑态度，他怎么知道夜游一定可以听到石头的声音？因此我认为，苏轼夜游石钟山很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莫夜月明”，乘小舟游览别有情趣，于是苏轼与苏迈游到了绝壁下，无意中听到石山与风水相吞吐的声音，如此而已。

苏轼称当时夜游是“独与迈乘小舟”，实际上他们并不“独”，至少还有一位渔工水师。“或曰此鹳鹤也”表明当时旁边有人，此人显然不是苏迈，而是对当地情形非常熟悉的人；结尾又有句称“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可知夜游时的“或曰”必是渔工水师之辈。由此我推断，如果说苏轼事先得知夜游能听到石山发出的声音，肯定是受到了渔工水师的提示。如此，夜游的作用便不过是去验证一下而已。以情理度之，这种情形比无意中发现真相的可能性更大，否则结尾也不必出现“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一语。

由此便可以看到，苏轼探索石钟山得名缘由的过程与他在《石钟山记》中表述的过程是并不一致的。他在表述成文的时候对思路做了一番精心的梳理。这很正常，绝大多数文章都不可能被动地忠实于思维过程。要是对这一点不能参透，那就很难体会作者的用心，也无法真正领略文章的妙处。

不过苏轼在文中有一句英雄欺人之语：“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这恐怕不见得。诚然，在苏轼之前没有人著文阐明此点，但不能据此就认定没有人知道。说有易，说无难，不能排除有些人知道却不愿著文的可能。这并不是一般人发现不了的问题，况且要发现这一点也不一定要“夜泊绝壁之下”，问一问当地的渔工水师一样可以了解其真相。

此外还须讨论另一个问题。石钟山的得名有因声说和因形说两种说法，苏轼及其以前的《水经注》、李渤无疑都是主因声说的，由于明清时期因形说甚盛，有些人觉得苏轼对于李渤的嘲笑有类于五十步笑百步，因为苏轼并没有发现石钟山外形似钟。善意的则以当时为旺水季节为其排解。

我认为这种分析恐怕未必。苏轼确实没有在文中描述石钟山外形似钟，但并不见得他对此点毫无感觉。当时尽管是旺水季节，但并没有妨碍他对石钟山形状的总体把握。“山下皆石穴罅”，“空中而多窍”，明清时主因形说的所见也不过如此。况且，上文已分析苏轼与“虽知而不能言”的渔工水师是有过交流的，岂有渔工水师只知石钟山下声如洪钟而不知其山体形状有如覆钟之理？

关键在于：知道石钟山的山体形状是一回事，是否将这种形状与“钟”联系起来又是一回事。主因形说的人觉得这种形状像钟，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认为它像钟。我们在观赏喀斯特地貌时对于前人所说的某种形象往往感觉并不贴切，其故在是。

还有更重要的：苏轼写作《石钟山记》主旨在于澄清石钟山下的声音来源，而不是讨论石钟山的得名所自。《水经注》中只讲到“水石相搏”，而没有说清声音是由石穴与风水相吞吐而发出来的；李渤不明“声如洪钟”是天然的声音，竟至“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苏轼弄清了石钟山下声如洪钟的发声原理，较之《水经注》的记载有所进步，与李渤的解释更是有本质的不同。石钟山的得名虽然与此问题有关，但终究是一个另外的问题。苏轼大可不必因为没有讨论更多的问题而遭受指责，否则文章也就不成其为文章，而成为麻纱一团了。

顺便需要说明，苏轼引《水经注》直接称“郦元”，这是承袭李渤而来，但其实并不合适。虽然郦道元是《水经注》的作者，但该书并不是郦氏的创作，他主要是依据当时现有的材料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南方地区，郦道元根本就没有到过，让他为这些地区的内容负责，很不公正。

原载《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