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刘绍铭的随笔《文言和白话》（《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6月21日），他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耐读，而白话文又受了翻译的“污染”。读过之后，颇觉其见解有片面性。

百余年来，中国语文遭遇亘古未有之变局。以白话代替文言，只是一个表象；就深层来说，钻研语文的人群也在发生变迁。此前，读书人基本上是文人，可以说，古代舞文弄墨的集中了各个时期最优秀的分子。西学东渐以后，形势大变。由于教育分科、文理殊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引领人才分流的号角；自兹以降，最优秀的人才绝大多数义无反顾地选择理科，偶尔一二漏网之鱼钻进文科，也往往直奔财经、金融、政法而去。竟日跟文字耳鬓厮磨的，多属下驷。普天之下，概莫能外。这，不能不说对现代汉语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就上揭刘文来说。其开篇引陶杰的话，将张爱玲之外的现代作家如巴金、鲁迅、朱自清一笔骂倒。笔者不知陶杰何许人，观其出言之狂妄悖谬，在此可置不论。刘先生稍为中庸，在张爱玲之外，又捧出梁实秋、钱锺书两位；同时引童元方拈出的数例语证，以说明“我们的白话文是毁于英译中的‘怪胎’”。应该说，其立意清澈明朗，行文也煞是通畅，然而，其论证则并无效力。

刘先生举出的所谓“怪胎”分别出自傅东华、梁实秋笔下，都是译文。可是，刘先生想说明的却是整个“白话文”，而且是“我们的”。显然，证据有所不足。然后，他讲钱锺书的文体没有受到翻译的“污染”，拿出来的又是钱锺书的创作。在此不能不说，刘先生的思路实在太发散。他想证明傅、梁的白话文受到了“污染”，应该拿他们的创作说事。进而要比较傅、梁与钱的区别，须分别就译文、创作各加以比较才行。就其所据材料而论，只能认为傅、梁的译文受到了翻译的“污染”，如此而已。

笔者没搞过翻译，译文也读得有限，不过，翻译之不易，笔者也稍稍能够体会。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如之何能圆圆整整各方面照应得天衣无缝？顾全了意思，未免伤及语序；要忠实语言风格，肯定就不是汉语。不要说中外语文，就连从汉语的文言译成白话、从方言翻为通语都大不易。因此，“信、达、雅”也好，“硬译”也罢，水准难免有高下，而旨趣则未始不能说各有千秋。在译作中见到超出汉语习惯的表达，便斥之曰“怪胎”“污染”，恐怕未见得是持平的态度。

刘先生很欣赏文言，退而求其次，他对于“文白的结合”也较为推崇，认为“柳暗花明，自有一番新气象”。这可以理解。不过笔者认为，要求得新气象，这还只是途径之一，此外，少不得还须求助于翻译。因为无论文言、白话，骨子里都是文学语言，不宜表达精密思想。要将其应用于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必须不断丰富其表达手段，而这，文白结合恐怕无能为力，非借鉴外语的语法修辞不可。

以前研究中国国民性的人，普遍认为中国人马虎，凡事“差不多”，这当然跟汉语的思维特点息息相关。汉语灵活、简洁、蕴藉，往往一语双关、言有尽而味无穷。这样的语言，用来抒情表意无疑是再舒服不过，然而用于科学研究则颇令人伤神。因为科学语言讲究的是无漏洞、无歧义，每一句话有解，而且是唯一解，言止则意尽。不言而喻，让汉语来承担这样的任务，实在是很不轻松的。

还记得在大学里写考察报告，刚开始以为不就是写文章么，岂不得才思飚发、“文采飞扬”？不期然被老师批了个大花脸。从那以后知道不同文体对于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在科学文体中，重要的是精密、准确，文采是第二位，甚至没位置的。弄不好还令人反感。一些能文之士每逢思维够不着的地方，就喜欢花里胡哨地涂抹一气。近年看一些研究生的习作，常发现一些文科硕士、博士连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句子都不会写。真是令人无法可想。当今之世，要紧的已不再是文言或白话的问题，而是“语文是各科之母”的问题了。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