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尚立

尚立原名清平，也是安平人。有些朋友看到他也姓张，以为跟我同宗，其实不是。他是枧平张，我是坳上张，两个宗族无血缘关系。

我跟他初中在五中同班（六班）；高中考到安仁一中后起先不在一个班，第二年因有些班重新调整，他又来到了我在的高84班。晚我一年也考到湖南师大，就读数学系；毕业后也回到安仁一中共事，晚我一年考研离开。他考到华中师大数学系，1991年毕业后分到北方交大（今北京交通大学）。

可能同是安平人的缘故，先父跟他父母都相识。他家住城关医院，初中时我常去。因此跟他哥哥和弟弟、妹妹也都认识。高中两年学习紧张，去他家去得少。工作后懂事了，虽然去他家次数仍有限，但每回在外面见到他家里人都打招呼。我自到城关读初中就跟小学同学基本上失去联系，高中到一中后又跟初中同学较少来往，大学以后跟中学同学保持联系的仍只有三五位；这中间，唯有他是从初中开始就同学的。而他竟然就走了，呜呼！

尚立初中时可能比正常年龄小一岁的缘故，身型瘦小，但非常灵活，同学们昵称他“猴子”。他似乎到高中才开始长起来。看我们高中毕业照，他跟我站同一排，身高差不多。我记得那时是一米六差一点。跟现在的孩子不好比，但当时在班上可以算中等。

初中时我去他家，主要是两件事。或者约他一起上学，或者借书看。他家并不在我上学路线的半当中，但弯得不多；因此，但凡时间充裕、天气晴好，我常会弯过去叫他一声，然后一起上学。这当然只有下午，或临近放假才会有此闲心。更多的时候是去借还书。那时我好读小说，来源只有向人借阅之一途。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从他家出来，拿着一本小说，一边走路就一边看起来了。那是一个热天的午后。

尚立那时也看小说，只是痴迷程度不及我。他专长在数学。平时小考，我经常赢他；每逢大考，或是重要竞赛，他经常赢我。初二上学期，县里组织语文、数学选优。先父早就决定让我学理科，只同意我参加数学一门。亏得老师协调，经教育局同意我两门都参加。当时我已把高一的数学教材看完，自以为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谁知揭晓后名落孙山，而丝毫不以为意的语文倒拿了个第一。尚立那次也参加数学选优，为五中初中数学组拿到了唯一的奖项。其天赋可见一斑。

那时尚立读书不算很用功。反正该学学，该玩玩，成绩总归是名列前茅的。高中以后，学习压力大了很多——后来得知，我们升高中那年，有些乡中学让一些高中毕业班参加高中的升学考，这些人不少成为我们的高中同学。那时高中学制两年，高考录取率仅百分之四。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尚立高一的情况我不是太清楚，高二他来到了我们班。我在高一花了较多时间读课外书，到高二决定要正经读书做题了。每天要写一管钢笔水，写得手生疼（害得我总以为是那时的笔不好，到现在每见到金笔仍忍不住凑上去看，书柜里攒了各种品牌的十几支金笔）。而他却不紧张，照样该上课上课，该玩玩。后来他曾得意扬扬地对我说，他经常在下午第二节课下了以后，拿起作业本交给另一个同学：“你作业做好了帮我抄一遍交给陈老师。字要写潦草点哈。——我打球去了！”

此时他还不满十五岁。

第二年大概是为了自励，他更名尚立。又碰上了一位以严厉而著称的新班主任——据说谭老师为了整肃班上风气，经常呵斥他：“张尚立，你是个祸根！”弄得他想不读书也不可能。于是到秋天，我们又在岳麓山下相聚了。

很多人忆青春，总未免带着一股莫名的惆怅。我们那些年当然也碰到过种种困苦，然而现在想来，眼泪和欢笑都成了幸福。我们先后回到高中的母校，服务了两年又先后离开。尽管地区教委为了不让我们走，制订了种种奇怪的考研条件，例如必须报考师范院校等，这一切都没有对我们构成实质性影响。

研二上学期，我跟着导师到武汉查资料，住华中师大。刚在招待所安顿好，我就找到他寝室里去了。劫后重逢，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他带我游览华师校园。在郁郁葱葱的竹林中，我们穿梭漫步。华师校园很美，与岳麓山下风格不一样，也大有静淑之气。华师的食堂也不错。尚立带我去用过几餐，就在窗口点的饭菜，每次都清香可口。浓浓的荆楚风。

那几天，接待我明显成了尚立生活的中心。每天课后他都到招待所来照应一切。我们离开武汉去南京，尚立依依惜别，一直把我们送出很远。

之后几年，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着面。1990年秋我来到上海，1991年夏他分配到北京，虽说都有寒暑假，两人都回乡过多次，但彼此的时间表总是错开。1992年春节回乡，从一中老同学那里，我得知那个秋冬他回去过两次。先后送别他的双亲。这一消息让我听了异常沉重。他双亲年纪不大，当时都只60多岁。我自1983年经受丧父之痛，俟后家中风雨、世态炎凉均须本人直接面对，但至少还有个多愁善病的母亲在，精神上有个归依。而他居然在短短半年间恃怙双失，自己在外飘然一身，家中弟妹俱未成立，此中况味，非过来人不能体会。

再次见他，印象中已经是1996年夏天。那年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学术年会在北大召开，会场在北大后面的一个宾馆里。刚住下，尚立就来看我了。那次因为我太太也去了北京，住在同学那里，会后又多待了好几天，见了好些同乡、同学，对于那次跟尚立在一起的过程已经有点模糊了。印象最深的是次日清晨他带我在北大后面的巷子里穿行，路过一个早点摊，锅里正熬着的一锅汤浓香诱人，忍不住驻足向摊主打听，承告为“羊杂碎”，于是两人各尝了一碗。同时还吃了两根油条，初步验证了上海人嘲讽北京早点“傻大黑粗”之“傻”。

尚立一如既往地黑瘦，还没有找女朋友。四周同乡、同学很多，因而也并不孤寂。同乡在北京有好几位在发财，他跟那几位有交往，当然不可能同路。我问他未来的打算，他说想出国。我觉得此意甚好，心里默默祝福。

那年秋天我进入一个全新的忙碌状态，随后几年与他疏于音问。2001年秋从日本回来，获悉他得了鼻咽癌，做过手术，没事了。也正因为此事，出国的念头也放下了。2002年我弄好新房子，到过年时，听说他又住院了。我赶紧从老家问到他手机，给他打了个电话。

听到他的声音，我不禁哽咽。由于做过手术，他的声音已完全变了样。说话嗡嗡的，很难听清楚。只有一些语助词还能显出昔日的声音特质。我完全不能适应，好几次请他太太从旁转述才得以达意。他感受到我对他的挂念，反复跟我说没事，他状况不错，完全会好起来。

2005年夏天我去了北京，住在高中同学钟晓红家里。我们一起见面聊天，尚立的状态完全与常人无异。看得出来，他已将精力集中在科研上，发表了不少高水平论文。他说，由于说话声音失真，他讲课的效果要打点折扣，科研是他最适合的一条路。我到他家去做客。孩子已经两岁，天真活泼，还不能上幼儿园，请老姑妈在帮着带。对于未来，他充满着信心。他主动说，某某人在六几年就做了肝癌手术，也没事，后来还活了30年。我很为他的心气感到高兴。

2008年奥运前，我全家进京，尚立盛情邀请我们在他家附近的安仁餐馆小聚。回他家的路上，他像小时候一样搂着我肩膀，低声问我近况。我给他做了简要介绍。他说，他对我一直很挂念，几年前接到我那个拜年的电话，一听我声音就很感动。言语间，我们都体会到了彼此间兄弟般的情意。

我老家风气朴拙，人与人之间很少把情意挂在嘴上。尚立作为一堂堂理科男，尤不善于做儿女态。那个晚上，在华灯映衬着的北京街头，他的温情让我终生不忘。

转年春，我有机会在北京待一个月，中间当然要抽空跟他和晓红相聚。此时他的境况愈发喜人。马上可以上教授，他自谓“有希望、无把握”，另外还得到一个去美国做访问研究的机会。他说，本来可以待一年，可是太太请假不便，只去待半年算了。

尚立赴美直到次年9月才成行。此前我已在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项目，特地跟他联系，看有无机会在美国相见。他告诉我，他的职称已顺利解决，新拿到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在美国相见则无有可能。次年3月他就会回来。

他回国以后我才收到哈燕社的邀请。成行前又去台湾待了两个月。从美国回来后，异乎寻常地忙，到过年前才互致问候。两周前从外地出差回沪，在火车上清理手机短信，读到他今年过年时给我的祝福：

祝伟然兄，马上发财，马到成功！尚立

心里为之大恸。当时车上人多，有泪流不出来。

给他发短信前，我心里还默念：今年是他本命年，但愿他平安顺利。收到他回我的这条短信，一如既往地简洁、平静，我还坚信他一定会像我去年一样太平。

孰料五一节我在福州路逛书店，突然接到钟晓红同学的电话。说尚立因昏迷，已进了医院，此刻联系不上。我很诧异。自2005年夏天相见后，我一直没把他当带病之人，总觉得他跟我们一般无二。他到今年也才48呀，正是阅历、眼界、精力各方面配合得最好的时候。看他每次见面时都生龙活虎，谁能想到会有什么意外呢？

晓红让我别担心，有消息再相告。我心里还存着一份侥幸。万不料，6月11日，那个星期三的早上，我骑车刚走到光华楼下，准备为学生连上四节课，以弥补前一周因赴莫斯科开会而落下的课时，突然接到我太太的电话。她说，北京的同学发来微信，上午11时在八宝山给尚立送别！

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无助。

教室里同学们已在等候。剩下3小时，也无论如何赶不到北京。我只好致电晓红，请他帮我办个花圈。尽管不能弥补我无法亲自去给尚立送别的遗憾，但希望多少能告慰尚立在天之灵，在这个世上，他有这样一位兄弟。

尚立走了。留下了数十篇论文，和一堆未竟的事业。从官网上得知，他是北京交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另外还有一堆学术头衔，如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统计学会金融统计专业委员会理事、国际一般系统论研究会中国分会概率统计系统专业理事会理事之类。若假之以年，相信他一定能有更高的成就。可惜，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不说了。在生死面前，说什么都多余。尚立走了，希望还天天在为荣誉、地位、成就而苦战的各位旧雨新知，珍爱生命，细水长流。大家无灾无病地活到老，学到老，开心到老。

愿尚立的家人吉祥，安康！

2014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