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寡民的葡萄牙不可能征服广阔的东方世界，但这并不妨碍葡萄牙人建立横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帝国。这个欧洲边陲的小国所取得的帝国大业充分展示了新兴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动力下所能发挥的强大力量。葡萄牙的成功鼓舞着后来欧洲国家的奋进与崛起，同时为后来者树立一种海洋帝国的典型模式。

一、上帝的馈赠：巴西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葡萄牙语国家不是葡萄牙，而是南美最大的国家巴西。虽然早已脱离葡萄牙而独立，但巴西在语言、文化和血缘上仍继续保持着葡萄牙特征，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国家。无论在葡萄牙帝国的辉煌年代还是衰落时代，巴西之于葡萄牙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至关重要的价值。不过，巴西的发现却是意外实现的，它的发现者卡布拉尔因为这一意外从一位彻头彻尾的血腥殖民者一跃加入了“发现者”的行列。

达·伽马成功开辟印度新航路后，卡布拉尔率领一支葡萄牙历史上最庞大的舰队前往东方巩固新航路。他之所以取代达·伽马，并从葡萄牙众多航海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赢得了国王的信任。卡布拉尔少时即随父进入宫廷，与王室成员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他在年龄上与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相仿，两人自小就已熟识。而曼努埃尔一世之所以弃用达·伽马，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达·伽马在印度没能为葡萄牙赢得友好稳固的贸易伙伴，反而树敌众多，遭到国王的嫌弃；二是达·伽马功劳过大，声望日隆，而其背后有一支实力强大的贵族集团对王权构成威胁。总之，卡布拉尔幸运地接过达·伽马的接力棒率领葡萄牙舰队航向东方。

卡布拉尔发现巴西

卡布拉尔的印度之行得到了航海元老迪亚士的陪同，并接受了迪亚士的航线建议。他率领舰队首先到达了佛得角，然后向西南航行。鉴于此前达·伽马的航行弧线没能绕过非洲最南端，于是他决定绕一个更大的弧，正是这一决定，为葡萄牙带来了巴西。这次发现与好望角的发现如出一辙——得益于一场风暴。当船队向西南行驶了许多天后，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船队聚拢起来，并降下风帆等待天气转好。

1500年4月21日，大西洋重新恢复平静后，船队的西面不远处竟然出现一片郁郁葱葱的陆地。在大西洋之西发现陆地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卡布拉尔以为他们发现的是一座巨大的岛屿，这里其实是南美大陆向东的突出部分。葡萄牙代表在托尔德西拉斯曾经极力主张把子午线划在佛得角以西370里格的努力有了巨大的回报，这片陆地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之内。也有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早在西葡瓜分世界之前，葡萄牙就已经知道了巴西地区的存在，为了避免同西班牙发生冲突而没有公诸于世。[1]

卡布拉尔派迪亚士带领探险队上岸进行仔细勘察，登陆的葡萄牙人在陆地上发现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树——红木（Brazil），这个词的中文译名即“巴西”。探险队还深入内陆与这里的印第安人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由于远离美洲的文明中心，这里的印第安人还处于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他们的房屋是用茅草搭建的，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房屋，只能住在树上。卡布拉尔留下2名囚犯在此建立据点，然后派了1艘船回国报告。在大航海时代，海外探险通常都带上几名死囚或重刑犯，用来执行危险任务。据后来到此殖民的葡萄牙人记述，留下的2名葡萄牙囚犯并没有葬身这片荒蛮之地，而是融入了土著人的生活，甚至还与印第安人通婚育子，仅仅从长相上还可以辨别他们的真实身份。

令人惋惜的是，在这次大有收获的航行中，葡萄牙失去了迪亚士这位航海界的元老与翘楚。迪亚士一生的传奇既源于其发现，也源于他悲剧性的、带有宿命意味的死亡。当船队抵近那个曾被迪亚士命名为“风暴角”的地方时，风暴突然从洋面席卷而来，船队中将近一半的船只损毁，其中包括迪亚士驾驶的那艘。根据船员的记述，风浪将船推入海底，只在一瞬间，迪亚士便消失于茫茫大海之中。他最终也没能见到印度，这似乎应验了传说中关于亚当阿斯特的可怕诅咒，当然，诅咒是不可信的，唯一可以责怪的是无常的命运。迪亚士是世界航海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发现的好望角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路之一，即使是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也没有动摇其在国际航运史上的重要地位。“好望角”与“迪亚士”作为硬币的两面永远铭记在史册中。

这次航行还有一个重要发现稍稍挽回了这场风暴带来的巨大损失。船队中一艘被风暴吹散的船在迪亚士的兄弟迪亚戈·迪亚士（Diogo Dias）的带领下意外地发现了非洲第一大岛——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迪亚戈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宣布对该岛的占领。不过，应该指出，这次发现仅仅意味着欧洲人第一次到达该岛，事实上，早在公元7世纪前后就有外来移民到此，阿拉伯人还在其西北端建立了贸易据点。

发现巴西后，曼努埃尔国王立即组织了殖民探险队进行深入探察。贡萨尔·科埃尔奥的探险队是首批专门来此进行考察探险的葡萄牙人，传奇人物亚美利哥·维斯普奇也随行至此。1501年8月，他们穿过大西洋率先抵达巴西东北部海岸的圣罗基角，然后沿海岸南下探察。在南纬12度52分处，他们发现一个大港（今巴西萨尔瓦多港），葡萄牙人登陆后进行了深入考察。1502年元旦，他们继续南行到南纬22度54分的一个港口，他们以为这里是一个大河口，因此给这里起名为“一月之河”（Rio de Janeiro），即里约热内卢。船队一直南航到南纬47度，然后于1502年9月返回葡萄牙。科埃尔奥的考察使巴西的清晰面貌呈现在葡萄牙人视野中。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又盛产木材，特别是红木有着极大的商业价值。很快，巴西成为葡萄牙人的财富之源和帝国最重要的海外领地。国王将巴西红木的贸易委托给一个名为费尔南多·德·罗洛尼亚的商人，根据合同规定，罗洛尼亚必须每年派遣一支由6艘船组成的船队考察1300里格的海岸线，并在巴西海岸建立商业据点。

巴西被纳入了葡萄牙海上贸易网后，迅速成为与印度和远东并驾齐驱的帝国财富源头。流传下来的一张从巴西归来的船货清单上记载着船上的货物情况：大量的巴西圆木、许多猴子和鹦鹉，以及3000张豹皮和18000公斤的棉花。[2] 16世纪30年代后，葡萄牙开始在巴西建立甘蔗种植园，1530年，一批葡萄牙殖民者建立了圣维森特市，并在附近肥沃的沼泽地上种植甘蔗。不久，另一批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名为皮拉蒂宁卡的村庄，后来发展为圣保罗市。至1548年，葡萄牙在巴西的村镇已达16个，这里的居民砍伐森林、种植甘蔗、棉花和烟草，然后将木材、蔗糖、棉花和烟叶运往葡萄牙进行贸易。随着巴西甘蔗种植园的不断扩大，制糖业逐渐取代木材贸易成为葡属巴西最重要的产业。至16世纪中后叶，巴西的制糖业与印度的香料贸易成为葡萄牙帝国财富来源的两大支柱。

二、东方海上帝国兴亡

在达·伽马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成了葡萄牙人的后院。他们通过战争把阿拉伯人赶出了传统海上贸易的舞台，垄断了从东亚、东南亚到南亚、西亚、非洲的几乎全部海上贸易，创建了强大的葡萄牙商业帝国。葡萄牙的迅速扩张当然离不开拥有卓越战略眼光和超凡军事天赋的几位帝国柱石。

阿尔布克尔克是葡萄牙东方帝国初创时期最关键的柱石之一。他在印度总督的职位上虽然仅仅6年，但却马不停蹄地把帝国的触角伸向了印度洋沿岸的各大战略要地，巩固了葡萄牙人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霸主地位。同时，他将触手伸进西太平洋海域，控制了香料贸易的源头，建立了果阿和马六甲两大统治中心。这些无疑奠定了葡萄牙海上帝国的基础。他给葡萄牙人留下的除了一个广阔的帝国，还有关于维系这个帝国长盛不衰的药方。他在临死前告诫国王：“如果您想要永久地统治印度，那您就要如同以前一样行动，使印度自己来支撑自己。”换句话说，葡萄牙要维持自己的东方帝国长盛不衰，不能依靠武力进行全面的征服和统治，而是在各个咽喉要道建立据点，同时依靠当地统治者进行间接统治。此后葡萄牙帝国的战略基本上就是依据这一方针，这也是小国寡民的葡萄牙的必然选择。阿尔布克尔克死后被葬于他一手经营的帝国中心——果阿。

葡萄牙帝国辉煌年代的见证者——贝伦塔

阿尔布克尔克是葡萄牙海上帝国辉煌的缔造者，而维系这一横跨半个地球的帝国也并非易事，在诸多葡萄牙的印度总督中，被卡蒙斯称为“强有力的卡斯特罗”（Strong Castro）的若奥·德·卡斯特罗（Jo?o de Castro，1500—1548）是不得不提的一位。卡斯特罗是里斯本市长阿尔瓦罗·德·卡斯特罗（álvaro de Castro）的儿子。18岁时，他前往北非的丹吉尔（Tangier）开始了长达20年对抗摩尔人的军旅生涯。由于谋略超群，战功显著，他被授予“骑士”称号。1538年，在征服突尼斯的战役中，卡斯特罗立下赫赫军功。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皇帝亲封他为贵族，并给予他大笔奖赏，但卡斯特罗出于葡萄牙民族主义拒绝了身兼西班牙国王的查理的封赏。回到里斯本后不久，葡王任命他为一支小型舰队的司令前往印度，开启了他在东方的传奇经历。到达东方帝国的中心果阿后，他奉命率军驰援被围困多日的第乌城，再立新功。1540年，他加入了葡属印度总督、瓦斯科·达·伽马的次子伊斯坦奥·达·伽马（Estêv?o da Gama，1505—1576）前往红海的远征。在这次远征中，卡斯特罗以一位学者的严谨态度详尽地考察和记录了他在东方的见闻，对自己的对手有了充分地了解。

1545年，他率领6艘战舰前往印度去帮助印度总督马蒂姆·阿方索·德·索萨（ Martim Afonso de Sousa）应付阿拉伯人的反扑。此时，第乌城第二次被阿拉伯人和印度人联军围困，他们誓要将葡萄牙人赶出印度。卡蒙斯在诗篇中记述了这一事件：“你将看到葡萄牙人在第乌两次遭到围困，但他们证明那城堡坚不可摧；在那里，他们表现了幸运和英勇，在那里，他们建立了赫赫军功。”[3]卡斯特罗成功地解除了第乌之围，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不过，战后的第乌城已是一片废墟，为了重建这一重要据点，卡斯特罗以自己的胡子[4]作为抵押，向果阿市政厅贷款，留下了一段历史笑谈。

若奥·德·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解除了第乌之围，使阿拉伯人夺回印度贸易优势的希望彻底破灭，从而有效地巩固了葡萄牙人在印度的优势地位。1547年，他被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正式任命为印度总督，可惜，天不假年，他在次年就不幸亡故，年仅48岁，葡萄牙帝国的大厦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

16世纪的中前叶是葡萄牙在东方最辉煌的时代。虽然阿拉伯人的反扑仍然一浪高过一浪，但在一批才略过人的葡萄牙殖民将领的领导下，东方始终是葡萄牙海上帝国的财富之源，整个印度洋仍旧控制在葡萄牙人的手中。卡蒙斯在讴歌葡萄牙国王的诗篇中写到：“威加四海的君王，您的帝国幅员辽阔，无论初升朝旭、当空烈日或西沉夕阳，都把您的领地沐浴；我们期待您，伟大的君王，对那些冥顽的摩尔骑士、东方土耳其人和喝圣河水的异教徒，加以屈辱和征服。”[5]

作为葡萄牙帝国黄金时代的见证人，卡蒙斯用诗篇歌颂葡萄牙人在海上探索、建立功业的传奇，他本人也跻身葡萄牙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之列。卡蒙斯大约出生在达·伽马去世的这一年（1524）。他出身于小贵族家庭，父亲当过船长，去过印度的果阿，最后客死异乡。他由母亲抚养长大，曾进入科英布拉大学攻读历史和文学。1544年大学毕业后在首都里斯本一些贵族家中担任家庭教师，从而步入上层社会。后来，这位浪漫诗人因与王后的侍女恋爱被逐出里斯本。1547年，他作为士兵赴摩洛哥服役，在战斗中不幸失去右眼。1552年，他因与一名宫廷官吏决斗，刺伤对方被捕入狱，在监禁9个月后获特赦出狱，但条件是必须去印度为国王效劳。次年，他沿着达·伽马的航线，“告别了一个世界而前往另一个世界”。

在漫漫航行中，他萌发了写一首可以与《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一样伟大的诗篇，也正是在东方期间，《卢济塔尼亚人之歌》[6]诞生。根据史料推断，这部作品很可能是卡蒙斯在中国澳门旅居时，即约1556—1560年创作并完成的。关于这部诗篇还有一段传奇。1558年，卡蒙斯受召从澳门去果阿，在湄公河口外，航船遭遇海难，诗人一手将诗稿高高举起，一手划水游上海岸，使这部不朽的作品得以流传后世。[7]他在外漂泊达17年，走过了葡萄牙帝国触角到达的绝大多数地方。东方的经历让他亲眼见证了一个帝国的奠基与成长。

1570年，卡蒙斯终于返回葡萄牙。两年后，他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出版，轰动一时，连国王堂·塞巴斯提安也称赞不已，授予他终身年金作为褒奖。1580年6月10日，他与世长辞，享年56岁。300年后（1880），他的灵柩与达·伽马的灵柩同时被移放在里斯本专为纪念航海大发现而建造的热罗尼姆大教堂。两人的灵柩在教堂主殿入口处两边对向而置，象征着葡萄牙曾经的辉煌年代。1911年葡萄牙共和国建立后，卡蒙斯逝世的日子被定为葡萄牙日，即国庆日，以示对他的尊崇。

就在葡萄牙的民族之魂卡蒙斯逝世的这一年（1580），葡萄牙帝国被西班牙吞并，从达·伽马手里接过帝国锁钥的海上民族沦落了，海洋帝国步下神坛。对于葡萄牙海上帝国的衰落，西班牙应负有重要责任。丧失独立性后，葡萄牙失去了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后盾，而西班牙对于葡属东方帝国并没有尽力维护，美洲的利益仍是西班牙海外利益的核心。正如一位荷兰人指出的那样，西班牙国王把葡属亚洲看作“自己的姘妇，必要的时候，她可以自谋生路，但对于维护美洲却不计任何代价，因为他把美洲看作是自己的合法妻子。他百般爱惜她，决心坚决维护她，使她不受侵犯”[8]。

当然，西班牙的吞并不是葡萄牙帝国衰落的唯一因素。葡萄牙帝国在16世纪中后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源于东方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其一，持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海对葡萄牙商业利益提出了挑战。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崛起之迅速、扩张势头之不可阻挡令欧洲人措手不及。正是土耳其人封锁了亚洲与欧洲的传统商路，欧洲人被迫寻求新的航路。当葡萄牙人终于绕过非洲大陆在印度洋上打出一片天地时，奥斯曼帝国又把触角伸向了这片大洋。1517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埃及。1538年，他们又征服了阿拉伯红海地区，把四分五裂的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团结起来，进而为印度洋上的阿拉伯商船提供了坚强的后盾。葡萄牙人不得不承认，大批满载胡椒的商船从卡利卡特驶往红海方向，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阿拉伯香料贸易。到了16世纪60年代，每年约有1250～2000吨的胡椒通过恢复的阿拉伯商路运抵埃及。[9]其二，16世纪中后期印度北部崛起的莫卧儿帝国对葡萄牙在印度的利益提出了挑战。这个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帝国在著名的阿克巴大帝在位期间（1556—1605）从一个内陆王国不断对外扩张，其疆域一直从西印度洋扩张到孟加拉湾，横跨整个印度北部。葡萄牙东方帝国的核心区域位于印度南部海岸，莫卧儿帝国的扩张使葡萄牙人时刻面临北方的威胁。这样，从北非到西亚再到南亚北部的广阔土地上，葡萄牙人失去了贸易的优先地位，其战略也不得不从进取转为保守。

其次，在远东地区，葡萄牙人的利益也遭到了沉重打击。1587年，初步完成日本统一的丰臣秀吉宣布基督教是邪教，不能在“众神之乡”的日本继续传播，他命令所有传教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德川幕府建立后，葡萄牙人的情况继续恶化，1614年，幕府颁布了驱逐所有传教士的命令。1633—1639年间，幕府又连续发出5次锁国令。其中，第5次锁国令更是明确禁止葡萄牙船只入港，次年还处死了数十名要求与日本再次通商的葡萄牙使者，至此，葡萄牙在远东的贸易受到重挫。

荷兰和英国的竞争也是葡萄牙帝国退却的重要因素。16世纪后期，荷兰人和英国人先后派出船队前往东方。仅在1598年，就有22艘荷兰船只前往亚洲，大大超过了当年葡萄牙商船的数量，他们避开葡萄牙人的统治中心印度，直航到东南亚地区，并与东南亚许多有实力的土著王国建立了密切联系，鼓动他们一起反对葡萄牙人。与此同时，英国人在17世纪初将势力伸向了古吉拉特和波斯湾，建立了反葡萄牙的网络。很快，荷兰和英国的船只活跃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里，其数量远远超过了葡萄牙的船只。由于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海上力量发展得如此之快，葡萄牙人已经无力阻止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不得不持续地收缩帝国。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葡萄牙自身的问题。葡萄牙帝国的衰落与葡萄牙国家对外扩张的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葡萄牙本属小国寡民，虽然它并不打算在东方建立一个殖民帝国，但即便如此，广阔的印度洋沿岸各战略要地也需要足够多的人手去驻守和经营。然而，葡萄牙并没有对大有可为的东方事业投入足够的人力。1516年，在亚洲的葡萄牙人约有4000人，至1540年，葡萄牙已经在印度洋至远东的广袤海域里拥有统治地位，人数也只有6000～7000人。[10]与此相对应的是，葡萄牙统治集团却时常倾全国之力从事在北非的扩张，使东方的帝国大业在人手上更为捉襟见肘。1515年和1541年，葡萄牙人先后在马穆拉和圣克鲁斯两次战役中遭到损兵折将的惨败。

葡萄牙面临更为严重的国内危机是在塞巴斯提安国王（Sebasti?o Ⅰ，1557—1578年在位）时期。1557年，年仅3岁的塞巴斯提安一世即位，他是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的孙子和查理五世的外孙。青少年时代，塞巴斯提安就成为宗教狂热分子，梦想在北非击溃摩尔人，建立一个横跨直布罗陀海峡的基督教王国。卡蒙斯在诗篇中曾热情讴歌这位年轻国王：“您是皇族家系树一支茁壮的新枝，深得耶稣基督的钟爱，西方世界数你首屈一指，日耳曼和法兰西王室相形见绌。”[11]很显然，卡蒙斯是过誉了。塞巴斯提安在宗教热情的支配下，竟然倾全国之力，于1578年组织了一支17000人的大军，去进攻已沦为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的摩洛哥。这一被称作“三王会战”（Battle of the Three Kings）的战役中，葡萄牙全军覆没，国家元气大伤。塞巴斯提安国王冲入敌阵，不幸战死。他的意气用事，不仅使自己死无葬身之地[12]，而且将国家拖入了亡国的困境。1581年，葡萄牙议会同意塞巴斯提安国王的舅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兼任葡萄牙国王，称菲利普一世，从此，葡萄牙沦为西班牙的藩属。西班牙的统治使葡萄牙人的民族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海外扩张也失去了动力。[13]

总的看来，葡萄牙帝国的崛起源于其抢占了先机及其帝国战略的准确定位，而其衰落则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既有外部原因造成的影响，也包括自身问题带来的不良后果。无论如何，葡萄牙海洋帝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航海家和水手们开辟了新航路，从海上沟通了亚、非、欧、美四大洲，使世界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