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浅浅的海峡隔开了欧洲大陆与不列颠岛，但它既剪不断英国人的大陆梦，亦扯不开大陆帝国侵略英国的野心。然而，也正是这道海峡，虽然没有阻挡住罗马人的军团，却抵挡住了拿破仑的火炮；虽然没有阻挡住诺曼人的铁蹄，却抵挡住了希特勒的坦克。没有这道海峡，就没有独特的不列颠；没有这道海峡，也不会有纵横海洋的英帝国。浅浅的海峡塑造的是一段深深的历史，一段属于海洋文明的不列颠历史。

一、来自海上的民族

或许不列颠文明要从神秘的巨石阵说起，然而，这些神秘的巨石虽然蕴含着文明的线索，却是难解的无字天书。不列颠文明的进程应从公元1世纪罗马统治的时代说起。罗马人给不列颠带来了坚固的城堡、石砌的大道、训练有素的军队，但很难说他们带来的地中海文明融进了不列颠的血液。诚如E.P.切尼所说：“罗马的统治只是英国历史中一个独立的插曲，而并非连续进程的组成部分。”[1]

公元5世纪，随着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到来，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侵入不列颠，英国历史进入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至公元7世纪以后，他们已经占据不列颠大部分地区，同时，各部族之间开始相互混战，争夺地盘。后来，盎格鲁人占据优势，统治了北部土地，“英格兰”（盎格鲁人的土地）这一名称得以流传，并逐渐成为今日英格兰全部地区的统称。比德在《英格兰教会史》中最早使用“英格兰人”代指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地区。[2]

在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竞相争霸的公元8世纪，北欧的海盗民族维京人也看上了这片土地。在反抗维京人入侵的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治下的英国人民族主义渐渐成长，从而推动了英吉利民族的生成和国家统一的进程。至公元9世纪末叶，在伟大的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的领导下，英格兰的统一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不过公元10世纪，维京人再度大举入侵英格兰。11世纪初，著名的丹麦人克努特大帝（Canute the Great）不仅统一了英格兰，而且建立了横跨北海的克努特帝国[3]。1035年，克努特死后，北海帝国分崩离析，1043年，英格兰贵族将寄居在诺曼底的“虔信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迎回英国，他拥有一半的英格兰血统和一半的诺曼底血统。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是罗马人走后不列颠从蛮荒向文明过渡的关键阶段。它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其一，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开始了原始民主制解体和封建化的进程；其二，维京人的入侵推动了英吉利民族主义的萌芽和国家统一的步伐；其三，罗马天主教传入不列颠，同时把欧洲大陆上的文明带到这片土地上。公元6世纪，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奉教皇之命来到英格兰，给这片“被上帝遗忘的土地”带来了“福音”。基督教在英国发展迅速，很快，全国各地遍布教堂和修道院，教士们来往于英吉利海峡，不断把文明的血液输进这片先天营养不良的土地。

维京政权退出不列颠后，英国人又迎来新的外敌。1066年，“虔信者”爱德华死后无嗣，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4]借口爱德华曾亲口允诺由他继承王位，率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渡海来到不列颠。此时，英国人已经推举爱德华临死时指定的哈罗德（Harold Ⅱ，1066年在位）为国王。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中，哈罗德英勇战死，诺曼底军队大获全胜。随后，威廉挥师北上，征服了整个英格兰。1066年圣诞节，威廉作为征服者坐上了英格兰国王的宝座，称威廉一世（William Ⅰ，1066—1087年在位），坎特伯雷大主教战战兢兢地为他戴上了王冠。

诺曼底征服是英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其一，诺曼底成熟的封建制度被移植到了英格兰，“使其由分裂的部族社会逐渐向等级与依附关系下的统一封建社会过渡”[5]。其二，英国与法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纷争就此拉开帷幕。其三，诺曼底征服也是不列颠最后一次被外来力量征服。此后近一千年里，无论是拥有无敌舰队（Armada）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还是所向披靡的拿破仑，抑或是战争狂人希特勒，都没能再踏上英伦三岛半步。其四，诺曼底征服使英吉利民族的血统最终成型。除了不列颠的先民凯尔特人以外，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麦人、挪威人以及诺曼底人无不从欧洲大陆横渡海洋来到不列颠，并把本民族的血液汇入不列颠民族的血脉，最终，一个来自海上的多民族血统塑造了现代英吉利人。可以说，英国人是一个来自海上的民族。

二、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创建

16世纪是伊比利亚人纵横全球的时代，他们的崛起源自于海外扩张事业的成功，而支撑这一事业的无疑是强大的民族国家。退出大陆的英国人急于加入这一海外探险与扩张的帝国俱乐部。早在1497年，意大利人卡伯特（John Cabot）就受雇于英国，拉开英国向大西洋扩张的序幕。然而，没有强大民族国家的支持，英国的海外事业难以取得伟大的成就，历史的发展要求英国必须首先完成国家的转型，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完成英吉利民族国家创建任务的是伟大的都铎王朝。

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除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加莱港外，英国人完全失去了数百年来一直在法国经营和扩张的领地。一方面是法国国家的统一和崛起，另一方面则标志着英国不得不退守到不列颠岛。然而，刚刚从法国的战争泥潭里拔出脚的英国骑士们又不安分起来，势力最为强大的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为了争夺英国最高统治权进行了长达30年的封建混战。由于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分别以红白玫瑰为徽章，因而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1455—1485）。

玫瑰战争对英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方面，战争使英国屡屡陷于政治危机，两派势力兵戎相见，对英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也大大推动了英国历史前进的脚步。两大封建集团都在战争中被一扫而净，这些被消灭的封建领地军事贵族，“正是组建民族国家的最大障碍”。对于英国来说，“在玫瑰战争废墟的昏暗上空中，已经露出了现代世界的第一丝曙光”[6]。

1485年，里士满伯爵埃德蒙·都铎（Edmund Tudor）之子亨利·都铎率领支持者从法国跨过海峡进入英国，在博思沃斯战役（Bosworth Field）中一举击败了约克王朝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 Ⅲ，1483—1485年在位），即位后称亨利七世（Henry Ⅶ，1485—1509年在位）。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Margaret Beaufort）的祖父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1340—1399），他因此继承了一点兰开斯特家族的血统，即位次年，他迎娶了约克家族的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1461—1483年在位）的女儿，从而彻底消弭战争的根源。亨利七世结束了英国的内战，开创了政治稳定的都铎王朝，从而迈开了创建英吉利民族国家的第一步。亨利七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政治上进一步打击封建贵族，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鼓励工商业发展；外交上奉行保护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英国中心主义”（Anglocentric）政策[7]。经过长期的努力，英国终于从长期战争的阴霾下走出来，人口增长了2倍左右，达400万[8]，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

亨利八世（Henry Ⅷ，1509-1547年在位）继位后，依靠其父积累的国力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露拳脚。时值欧洲大陆宗教改革思潮风起云涌，民族与宗教矛盾引发剧变，亨利八世一方面努力提升英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与罗马教皇分庭抗礼，拉开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序幕，从而迈出了民族国家创建的第二步。随着独立的英吉利民族教会的建立和绝对君主制的日益加强，英吉利民族国家初具雏形。

这次成功的转型或许是从上帝的一句咒语开始的。在《圣经·利未记》中，上帝说：“人若娶兄弟之妻，这本是污秽之事，……他们二人必无子女。”亨利八世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本与亨利的哥哥亚瑟王子订有婚约，后因亚瑟早逝，凯瑟琳嫁给了亨利。两人结婚24年，多次生育却只有一个女儿玛丽存活，似乎应验了这个诅咒。盼子心切的亨利八世想要与凯瑟琳离婚，迎娶另一位美貌的年轻侍女——安妮·博琳（Anne Boleyn，1501—1536）。这场离婚案最终成为引发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充当仲裁的罗马教皇迫于凯瑟琳的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压力，拒绝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9]。恼羞成怒的亨利八世撇开教皇废黜了凯瑟琳。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他宣布与罗马天主教彻底决裂，他自己担任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和绝对权威，并在全国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教皇的势力被清除出英国，标志着英国二元政治结构被绝对君主制取代，国王成为英吉利民族的代表和国家的至尊领袖。

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废黜了一个王后，便喜新厌旧地更换了六任。不过这个在私生活中不如意的国王似乎命定不能拥有一个像他本人一样健康强大的男性继承人。第三任妻子简·西摩（Jane Seymour，1508—1537）生下了爱德华王子，而这位唯一的男性继承人自小体弱多病。亨利死后，他还没来得及亲政就一命呜呼了。亨利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那波及全国甚至是全欧的婚姻产生的后果并非随他一起埋葬，他留下了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儿。

亨利八世这一双女儿的母亲正是离婚案的两位主要当事人——凯瑟琳和安妮·博琳。这对情敌的身上刻写着鲜明而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标志。凯瑟琳与亨利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性格温和保守，代表着传统；安妮·博琳与亨利是自由恋爱，她活泼开朗、年轻漂亮，深受新教的强烈影响。安妮用自己的美色与隆起的肚子征服了亨利，而凯瑟琳来自古老的、亨利极其厌恶的西班牙王室，而且，她那欧洲最有权势的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正对整个欧洲颐指气使，包括英国。两位分别代表着新、旧时代的女性最终以安妮·博琳的胜出终结。两人之间的斗争延续到各自的女儿身上，并且激起了更加汹涌的政治浪潮。

在安妮·博琳做王后的这段时间，凯瑟琳的女儿玛丽丧失了合法性，她从一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沦为安妮所生的伊丽莎白的侍女。作为一名生在帝王家的女性，玛丽是不幸的。她目睹了自己的母亲被父亲废黜和监禁，直至抑郁而终；在她37岁成为女王之前，她甚至没有恋爱过，更没有婚姻，支撑着她活下去的唯一支柱是信仰——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从荣到辱、起伏跌宕的人生轨迹使她养成了独特的性格。不幸的是，这种性格在她成为女王后演变为王国的灾难。

伊丽莎白公主的早年生活与玛丽有着几乎相同的轨迹。安妮·博琳并没有生下一位男婴，而是一个女孩。这个打击是致命的，正如J.E.尼尔所说：“博琳所生的这个女孩，好像是出现了一块乌云，这乌云最后终于把她遮蔽掉。”不久后，她又怀了孕，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愈发糟糕。“几乎是一场诅咒，在1536年1月29日，在为凯瑟琳王后举行葬礼的这一天，安妮·博琳腹中的婴儿奇异地流产了。这的确是一个男婴，一个本该可以让她稳坐王后宝座的救星。”[10]安妮不幸重蹈了凯瑟琳的覆辙。亨利八世厌倦了她，并看上了另一位侍女简·西摩，正像当年他看上作为凯瑟琳王后侍女的安妮一样。不久之后，安妮王后被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关进伦敦塔。她的罪名非常离奇：她和包括亲哥哥在内的5个男人通奸。她是否真的有罪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论，后世亦无可考。5月19日，这位“绝代王后”被处死。亨利八世还算念了一点旧情，雇佣欧洲最快的剑客用最锋利的剑砍了安妮的头颅，以减轻她的痛苦。在母亲横死之时，伊丽莎白公主只有2岁零8个月。与玛丽一样，她也丧失了作为公主的合法性，沦为私生女，从高贵的公主沦为平民，并成为亨利八世第三任王后所生的爱德华王子的侍女。在这种起伏的命运中成长，伊丽莎白也锻造了自己的性格，那就是出奇的早慧，据说，6岁时的她已经庄重得像个40岁的中年人。

英国没有女人不得继承王位的法律，在爱德华六世因肺病去世后[11]，依据亨利八世关于继位顺序的遗嘱，玛丽承袭了王位。[12]早在12世纪，英王亨利一世（Henry Ⅰ，1100—1135年在位）的唯一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就差点登上了王位，但是遭到了亨利一世的外甥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强有力的竞争，双方为此还进行了长达10年的战争。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女人继承王位，国家必将面临或内忧或外患的危险，因为“她必须结婚，要么是和国内的人结婚，要么是和国外的人结婚。如果是和国内的人结婚，由于她的丈夫的权力会遭到妒忌，国家就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如果是和外国人结婚，国家又有并入另一个国家变成一个行省的危险”[13]。玛丽成为女王后的统治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观念。

有“血腥玛丽”之称的玛丽一世

扬眉吐气的玛丽肆无忌惮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报在她最痛苦卑微的时候陪伴她的天主教信仰，“把英格兰这艘在大海上漂泊的大船重新舶到教皇的港口”[14]。1544年11月30日，教皇的使节波尔枢机主教接受女王与议会以谦卑的忏悔所做的祈求，“女王无声地抽泣着，议员们互相拥抱、哭泣，口中回答‘阿门！阿门！’波尔庄严地宣布赦免这个国家”。她不仅把早已被赶出英国的罗马教会势力重新引入英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迫害新教徒，将数百人送上了绞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这样痛斥当时的宗教迫害：“有个怀孕的妇女在烧着的柴堆上生下了孩子。几个公民出于恻隐之心，把孩子从火中救出来了。信天主教的法官又把小孩扔进火堆。听到这样的惨无人道行为，我们究竟相信自己是活在人间，还是活在那些处于备受酷刑煎熬的深渊而拼命把人类推入其中的魔鬼之间？”[15]

她的婚姻也背离了英国人民的愿望，她嫁给了表兄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Felipe Ⅱ），而菲利普的求婚显然并非出于对年老、矮小、脾气古怪的玛丽的爱慕。英国人民感受到英格兰有沦为西班牙行省的危险。结婚后，菲利普当然并不愿意与玛丽长久生活，很快他就找借口离开了英国。1554年9月，玛丽发现自己停经还伴有晨吐，天真地以为自己怀了孕，宫廷中所有人都不敢打破玛丽天真的幻想，曲意逢迎着女王。但是，事实还是无情地证明了这是一场闹剧。失去生儿育女的希望，又受到丈夫的冷落，玛丽女王很快病倒了。

伊丽莎白公主在姐姐的阴影下艰难地度过了5年时间，玛丽女王一直对她颇有疑虑，但是，她的聪慧挽救了她。玛丽登上王位后，复兴天主教的风暴即将来临。由于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琳是新教徒，伊丽莎白的信仰受到玛丽的猜忌，为了避开可能的灾祸，她选择离开宫廷这片是非之地。在离开时，为了表明自己对天主教的信仰，她耍了一个小计谋。她在启程走了10英里后故意派人到宫廷里找她的姐姐要轿舆，顺便向她的姐姐要一身斗篷式长袍和神父举行弥撒时穿的无袖长袍，这些都是举行天主教宗教仪式需要的衣物。研究伊丽莎白的学者尼尔评价说：“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计谋！”[16]

由于伊丽莎白的聪慧及其在宗教上对玛丽的曲意逢迎，她幸运地躲过了玛丽即位初期复兴天主教和迫害新教运动的危机。然而，1554年，她被怀疑参与了怀亚特叛乱[17]（Wyatt’s Rebellion）。玛丽女王对伊丽莎白早有猜忌，西班牙大使雷纳为了让玛丽趁早除掉伊丽莎白，向她禀告了一件真伪难辨的事情。据说在玛丽加冕时，伊丽莎白曾向法国大使抱怨说，她戴的冠太重。法国大使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忍耐一下吧，你很快就会有另外一顶更好的。尽管玛丽对伊丽莎白的忠心非常怀疑，但正如伊丽莎白在窗台上刻下的那句话：“对我多所怀疑，无一能够证实”，谨慎聪慧的伊丽莎白没有给玛丽留下任何把柄。但是，她还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在伦敦塔里度过了2个月困苦的时光，直到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玛丽将她释放。

玛丽女王在病榻上把伊丽莎白叫到了床前，她已经无力阻止自己的妹妹、仇人的女儿继承自己的王位，她唯一能做的是让伊丽莎白再次保证天主教信仰，虽然她并不相信她会那样做。1558年11月17日清晨，她撒手人寰了。一个在英国的西班牙人写道：“全国甚至每一个异教徒和每一个叛徒都好像从坟墓里跳出来，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在寻找（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身材较高，体态绰约多姿，再加上举止庄严，使她显得高贵。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略为偏红。她的橄榄色皮肤很美，眼睛动人，一双手纤细柔美”[18]。她朝气蓬勃的形象与新教信仰使她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虽然还是一位少女，但早年生涯的跌宕起伏已使她成长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她懂得适度的隐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并知道如何保住权力。

伊丽莎白统治最大的秘诀是她把自己视为初生的英吉利民族的代表和象征。与她的先辈一样，她深知“权力的基础是民族，没有民族做后盾，王朝就没有立身之处”[19]。她也在各种场合拉近自己与人民的距离。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如果说曾有人具有一种天赋和风采能赢得民心的话，这人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她把温和与尊严结合在一起，庄严地俯身向最卑微的臣民致意。她的所有官能都在活动，而一举一动都似乎受到思想感情很好的支配：她的眼睛望着一个臣民，她的耳朵在倾听另一个臣民的声音，她心里又在对第三个人的意见作出判断，而她却正在和第四个人交谈；她的精神似乎无所不在，但又都像是全神贯注，并未分心似的。她对有的人表示同情，对有的人加以称赞，对有的人表示感谢，而对另一些人却诙谐机智地予以戏谑嘲弄。她不责备任何人，她不忽略任何礼仪，她故意向众人微笑，展示自己的优雅仪态……”[20]她还曾当众郑重地说：使她获得王位的不是菲利普，也不是英国的贵族们，而是她的臣民。连西班牙大使菲利亚也对此持肯定态度，他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写道：“她非常热爱她的臣民，她坚信臣民都站在她的一边，这的确是真的。”[21]在她对臣民的柔情攻势下，她很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正是她这种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中的态度与感情使她一再赢得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从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完成了内部的统一，并获得了外部的主权，从一个分裂的封建王朝转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进而把英国推进到可以发动现代化的起点上[22]。拥有民族国家这一载体，英国很快把目光投向深蓝色的大海，参与开辟新航路的伟大事业，拉开了属于英国的海洋时代。

三、蓝色**：角逐大西洋

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海外扩张是其国家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不过，在伊比利亚人推动近代世界海洋文明兴起之前，英国的主要对外扩张对象是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直至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才开始真正退出在欧洲大陆的扩张，退居到不列颠岛。然而，英国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民族的本性使其不可能甘于蜷缩在海岛上，那么，英国的未来在哪里呢？伊丽莎白时代的探险家、诗人和政治家沃尔特·雷利（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给英国人指出了未来的方向：“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控制了世界财富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民族国家建立后，英国开始把目光投向环抱不列颠岛的大海，一场挑战旧的大西洋政治和军事格局的战斗拉开了序幕。16世纪的西班牙是无可争议的欧洲强国、大西洋上的霸主，英国对其抱有一种既羡慕又怨恨的心理[23]。从国力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广袤的海外殖民地，占据着新大陆的垄断权，源源不断的财富穿过大西洋被运往西班牙。从军事上说，西班牙庞大的舰队巡弋在大西洋上，掌控着大西洋的制海权。而在欧洲大陆，哈布斯堡王朝垄断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其领地从德国到尼德兰，从意大利到西班牙，遍及欧洲。此外，从美洲运来的一船船黄金、白银为这个强大的欧洲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源，巩固着它的霸权。从宗教上说，西班牙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国家。在与摩尔人的斗争中，西班牙人始终把天主教作为战斗的旗帜和精神源泉，国家统一后，捍卫天主教事业仍然是其不变的宗旨。新教主义从德国兴起后，西班牙立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反宗教改革的道路。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人对“宗教的狂热**比在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中更加高涨”[24]。

野心勃勃的菲利普二世

相对于西班牙，16世纪的英国还是封闭在孤岛上的弱国。卡伯特虽然为英国开通了北美航路，但英国人却没有在北美立足；霍金斯家族和德雷克的船队虽然活跃在非洲和美洲沿岸，但他们却只能挂着海盗旗，不敢公然挑战西班牙的利益，更不敢在新大陆驻足。英国加入新教阵营后，西班牙随即针对英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在大西洋上，西班牙垄断大西洋贸易，禁止英国人在大西洋和美洲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在欧洲大陆上，西班牙凭借其庞大的领地和来自美洲的财富，处处打击新教势力，拉拢天主教国家，阻止英国势力的扩展。西班牙的目的就是要把英国封锁在孤岛之上。此外，菲利普二世还寻找时机直接干涉英国内政，企图支持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势力复辟，把英国拉回天主教阵营。

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如何在强权当道的海洋时代里得到自己的那份利益呢？挑战西班牙主导的旧的国际秩序几乎是必然的选择。然而，挑战旧的国际秩序，就意味着让它的维系者——霸权国家让步，在那个以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为基本原则的时代，武力似乎是最快捷的选项。但是，问题在于，16世纪的英国尚不具备挑战霸权国家西班牙的实力。因而，在力量积蓄完成之前的伊丽莎白统治初期，英国争取海洋利益的主要手段是海盗行动。直到伊丽莎白统治中后期，英国人完成了力量的凝聚与储蓄，而备受英国海盗之苦的西班牙也决心教训一下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角逐大西洋的战争似乎不可避免。

英国人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就海军本身来讲，虽然难以匹敌西班牙的庞大舰队，但是英国人除了霍华德勋爵（Howard of Effingham，1536—1624）指挥的34艘皇家军舰，还有上百艘的武装商船助战。最重要的是，英国拥有战术上的绝对优势。被誉为“英国海军之父”亨利八世率先对战舰进行了革命性的改进，即在战舰上安装射程较远的舷侧炮，这种军舰成为日后舷侧风帆战舰的雏形。[25]这种转变使海军可以进行一种新型战争，这种新型的战争是由战舰的航行能力和战舰上的重炮的射程所决定的。相比之下，此时的西班牙虽然拥有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但在1580年获得葡萄牙海军以前，它一直没有适于远洋奔袭的舰只。西班牙人惯用帆船式战舰的海战传统——接舷战，即主要是用铁锚抓住敌舰，然后强行登舰，和敌人进行一场海上的陆地战斗。这种战斗方式也决定了西班牙战舰的笨重设计及船上载满陆军士兵的模式。[26]一旦开战，在英国舰队的火炮之下，这些手提大刀、长剑的步兵除了呐喊助威，并没有实质作用。就舰队阵形来说，西班牙舰队采用横向阵形，目标太大，而且不便于发挥舷炮的威力，只能让舰首一只孤炮开火。而英国人采用纵向阵形，可以直接插入截断西班牙舰队，并且充分发挥了两舷众多火炮的威力。此外，就作战时机来看，西班牙舰队并非奔着与英国海军决战的目的而去，而是为了接应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西班牙陆军，因而，其舰队必须沿英吉利海峡北上，把上风优势白白让给了英国舰队，使英军秘密武器——火攻快船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就将领方面来说，1577年，传奇海盗头目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1532—1595）被任命为海军财务总管，他大力革除海军的腐败现象，将新式海战思维传播到海军之中。西班牙最畏惧的“海上魔 王”德雷克也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的重用，他被任命为皇家舰队的前锋。德雷克的战略是“以攻为守”，在战争开始前一年，他就对西班牙发起了突袭。

1587年4月，德雷克率领一小队精选的舰船出发了。他们在西班牙的各个港口搜寻西班牙商船队和舰队，一方面希望阻遏西班牙舰队向里斯本聚集，因为无敌舰队要从这里出发；另一方面，尽可能地阻断西班牙人赖以支持其军事的财路。德雷克倚仗其舰队的轻巧灵便，无视西班牙人的要塞和大量战舰，直接冲入加的斯港，德雷克站在船头，宣称要“烧掉西班牙国王的胡须”。他指挥船上的远程大炮轰击西班牙船，击沉和烧毁了数千吨西班牙船舶和大批货物，而笨重的西班牙舰队竟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德雷克胡作非为后迅速逃跑。这一战给西班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其财政空前吃紧，大大延缓了进攻英国的时间。袭击加的斯港后，德雷克又占领了圣维森特角，以此为基地，他不时地出没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岸各处，袭击西班牙的舰队。有一点颇令人遗憾，德雷克将亨利王子建立的海外探险基地——圣维森特角的王子镇彻底毁坏了。在西班牙舰队准备给德雷克致命一击时，德雷克又转而去袭击西班牙商船队，他在亚速尔群岛的海面上俘获了一艘满载价值11.4万镑货物的商船。

德雷克的舰队神出鬼没，给西班牙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完全打乱了敌人的计划。甚至当他把战利品带回普利茅斯港时，西班牙舰队的司令还在广阔的大西洋上搜寻德雷克，以为他还在四处出击。J.E.尼尔评价说：“德雷克进行的这次海战可以作为一支小小的、指挥得很好的舰队……能够使处于动员状态的一支巨大海军力量瘫痪的一个最好的例证。”[27]

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是组建完毕了。西班牙海军共计130艘舰船，载着19000人的作战部队。此外，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还 有一支27000人组成的远征军集结待命，由久经沙场的老将帕尔玛公爵（Duke of Parma）率领，准备乘西班牙舰队直接登陆英国作战。1086年威廉征服之后，时隔500年，英国再次面临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而且这次的对手可不是几千名诺曼底骑士，而是上百艘全副武装的西班牙战舰和数万名装备齐全、征战多年的西班牙部队。

这次战争对于大西洋的命运是决定性的。正如法国著名史家布罗代尔所说：“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大西洋归属宗教改革派还是归属西班牙人，归属北欧人还是归属伊比利亚人。”[28]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伊丽莎白女王表现出一位伟大君王的气节。她骑在一匹高大的战马上，一身戎装，手里拿着权杖，检阅她的陆军部队，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她鼓励将士们说：“我在目前这个时候来到你们中间，……决心在战斗紧急的时刻，和你们全体共存亡；为了上帝，为了我的王国，为了我的臣民，贡献我的荣誉和热血，甚至我的生命。我知道，我只有一个纤弱女人的躯体，但是我有一个君王的胸怀和意愿，一个‘英国’君主的胸怀和意愿。”[29]在女王的旗帜下，英国人的众志成城为他们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西班牙的战略是以陆军为主，“无敌舰队”奉命前往英吉利海峡对岸与帕尔玛公爵率领的军队会合，然后一道在英国登陆作战。英国舰队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西班牙舰队和帕尔玛公爵会合，不让西班牙人建立作战基地。7月21日，英西两国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北端相遇，“无敌舰队”无心恋战，英国舰队则穷追不舍。由于航速较快，舰炮射程远，“无敌舰队”被严重削弱。27日傍晚，西班牙舰队到达加莱海面停泊休整，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是，仅仅一天后，德雷克指挥的火攻船“地狱燃烧者”就乘夜袭来。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在赤壁上演的那一幕在地球的另一端也上演了。排列整齐，威武雄壮的“无敌舰队”却在穿梭往返的英国小船和火攻船面前败下阵来。英吉利海峡一片火光之后，不可一世的“无敌舰队”仓皇逃窜。英国舰队一面追击，一面继续炮击。至次日凌晨，无法摆脱追击袭扰的西班牙舰队只得应战，但是显然他们无法像在勒班陀海战[30]中对付土耳其人那样取得辉煌的胜利，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他们在付出巨大伤亡后，彻底失去和帕尔玛公爵会合的希望，期间大约15艘战舰被英军俘获。残余舰只被迫顺风向北逃遁，企图绕过苏格兰北部和爱尔兰西部逃回西班牙。然而，风暴再次给西班牙人带来灾难，最终逃回西班牙的舰只不足来时的一半，而且多半受损严重。

英国在大西洋海战中的胜利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或许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独撑战局的时刻才可比拟。[31]当然，这场战役的影响并非仅仅战场上的输赢，而是根本性地撼动了16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英国一跃成为欧洲一流强国，而西班牙从强盛的顶峰开始走下坡路。此外，此役还标志着英国在挑战西班牙对海外权益垄断方面，开始从遮遮掩掩走向公开化，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时代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