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士当然并非是首位踏波印度洋的欧洲人，早在18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舰队就曾沿着海岸线横渡这片海洋，只是那种近海航行乃是陆地行军的辅助，而从南至北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次大陆的航行则是历史性的。这一人类新篇章的标题无疑是“海洋时代”。
一、西葡瓜分世界
当1492年哥伦布到达“印度”[1]的消息传到葡萄牙的时候，对于葡萄牙民族自尊心的刺激一定是巨大的。从亨利王子派出第一支航海探险队以来，70多年过去了，葡萄牙人一直为开辟到达印度的新航路倾注心血，而只在1年时间里，西班牙人就超越了他们。[2]更加让葡萄牙人不能接受的是，哥伦布是在遭到本国拒绝后才前往西班牙的，国王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千古错。然而，葡萄牙并没有立即从懊悔与痛苦中振作精神，直到身患重病的若奥二世国王在1495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若奥二世去世后，他的侄子、被称为“幸运儿”[3]的曼努埃尔国王（Manuel Ⅰ，1495—1521年在位）继位，葡萄牙人的航海事业终于重新拉开帷幕，开始了伊比利亚双雄并起的时代。
早在1478年，西班牙尚未完成统一之时，有着非凡远见卓识的伊莎贝拉女王就注意到了海洋在未来西班牙民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防止葡萄牙由于抢占先机而垄断海洋，她力促与葡萄牙制订海外探险的分割协议。最终，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达成了《阿尔卡索瓦斯条约》（Treaty of Alcacovas）。条约规定横穿加那利群岛的纬线（约北纬28.5°）为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以南至印度都归葡萄牙人去发现和殖民，以北由西班牙人发现和殖民。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两个国家之间划分世界范围的条约。
葡萄牙沿着非洲向南的探险是遵照这一条约的，但是，西班牙支持哥伦布寻找印度的航行显然并未打算遵守这一条约。当哥伦布发现“印度”归来后，葡萄牙人认为西班牙违反了条约。但是，面对统一后实力强大得多的西班牙，葡萄牙只得去寻求一个更高权威的仲裁者，而西班牙也希望欧洲各国承认其对发现地的主权。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唯有罗马教皇拥有仲裁欧洲国际事务的强大能力，这就出现了后来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
当时的罗马教皇是以贪婪著称的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1492—1503年在位），他出身于西班牙最臭名昭著的博尔吉亚家族（House of Borgia），他本人依靠贿选才得以当上教皇，其地位的巩固离不开威望极高的西班牙国王夫妇的支持。因而，从一开始，这场仲裁就并非是公平的，西班牙必然成为胜利者。
1493年5月，距离哥伦布首航归来仅两个月。亚历山大六世发布了仲裁教谕。据说他当着西葡两国代表的面，手持自己的权杖在摊开的世界地图上画了一条线，这条线是以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处的一条经线，这就是所谓的“教皇子午线”（Papal Meridian）。地球就像切西瓜一样被分成了两半。这条线以西归为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以东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亚历山大六世以此线为界的主要目的是把哥伦布发现的地方划归西班牙。这种公然置葡萄牙利益和民族自尊于不顾的行径令病榻上的若奥二世国王差点咽气，他拒绝接受这一协议，派出新的代表进行抗议。最终，西班牙稍稍做出让步，即把分界线向西移了270里格。
1494年6月7日，西葡双方在西班牙北部的托尔德西拉斯正式签订条约。条约最终确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的经线为界，界线以东属葡萄牙势力范围，以西属西班牙势力范围。在当时的西班牙看来，做出的这一让步对其利益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哥伦布发现的陆地仍在其势力范围之内，让出来的只是一片海洋而已。但是，他们很快将为这一让步而后悔不迭。正是让出的这小小一步使西班牙丧失南美最庞大的一块土地——巴西。对于葡萄牙来说，这乃是对错失哥伦布的一种补偿。
《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签订后，西葡两国都紧锣密鼓地开始新的探险与发现。该条约决定了此后近一个世纪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格局，直到英、法、荷等国加入海外扩张的大舞台才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几个强国坐在一起瓜分世界的恶例正是以此为开端的。
二、向印度进发
约在航海先驱亨利王子逝世的1460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出生在葡萄牙南部海滨的希尼斯。达·伽马的父亲是一位贵族军官，曾担任过希尼斯要塞司令，军人的血性与冷酷深深地影响了达·伽马的性格。他后来的成就也显示出坚强、深谋远虑、坚韧不拔而又冷酷无情的军人本色。[4]少年时代，达·伽马曾被送到埃武拉（Evora）学习数学和航海知识，在那个将未来寄托在海上的时代，航海知识远比骑马射箭更有用。
1492年，达·伽马在一次国王指派的秘密任务中，第一次表现出过人之处。这是一次旨在报复法国劫掠葡萄牙船只行为的计划。他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胆识与谋略，得到国王的肯定，自此得以跻身国王近臣行列。1495年，若奥二世驾鹤西去，曼努埃尔一世继位后立即着手完成印度新航路开辟的最后一程。国王的任命状没有交给众望所归的迪亚士，而是交给了身边这个冷峻的军官。此时，达·伽马35岁左右，正处于一个男人成就事业的黄金年龄，从他那流传数百年的肖像可以看出他的冷酷与坚韧，他还有一双深谋远虑的褐色眼睛以及那个时代男人们最引以为傲的浓密胡须。
当然，作为葡萄牙当时最著名的航海家和第一个在印度洋上航行的人，迪亚士是葡萄牙开辟印度新航路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人物。曼努埃尔国王给迪亚士的任务是根据航海经验来督造探险船队。迪亚士在好望角遭遇风暴的经历让他记忆犹新，他知道船体宽大在风暴中才能幸存。于是他设计了圆形船，船体横梁宽，船腹深，舱内宽敞，前樯和大樯用方帆，后樯张着三角帆，可适于在多风暴的地区行驶。[5] 120吨的“圣加布里埃尔号”（S.Gabriel）和“圣拉斐号”（S.Raphael）正是这种圆形船。
经过了两年的周密准备，一支葡萄牙航海史上装备最为精良的探险队等待着出航的命令。“圣加布里埃尔号”作为达·伽马的旗舰，“圣拉斐号”由其兄保罗·达·伽马（Paulo da Gama）任船长，载重约50吨的小船“贝里奥号”（Berrio），由尼古拉·科埃略（Nicolau Coelho）任船长。此外，一艘载重约200吨的补给船也随同航行。4艘船共计船员170名，大都是有航海经验的水手，其中有些人曾跟随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此外还包括一位随船牧师、几名会阿拉伯语和非洲土著语言的翻译及十几个从绞架上放下来的死刑犯，死囚将作为执行危险任务的当然人选。
船队上堆积着足够3年的食物，主要是不易腐烂变质的腊肉和饼干。此外饮用的淡水也是必不可少的。曼努埃尔的顾问团还向达·伽马转送了最新的情报和航海资料，其中因宗教迫害而逃到葡萄牙的犹太科学家亚伯拉罕·扎库托（Abraham-Zacut，1452—1515）还向达·伽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海图和测量仪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航行与以往葡萄牙的探险不同的是：船队除了带上用于商品交换的“胡萝卜”，包括珊瑚、铃铛、衣服、帽子、布料和水盆等，还带上了“大棒”。达·伽马的旗舰“圣加布里埃尔号”和其兄保罗·达·伽马任船长的“圣拉斐号”各装备了10门威力巨大的射石炮。此外，船上还配备了大量的刀剑、长矛和盔甲。这些典型的战争配备及船队首领的选拔都预示着葡萄牙人前往印度的首次航行不会是一场和平的东西方交往。
1497年7月7日夜，达·伽马手持曼努埃尔国王赐予的一面印有骑士标志的御旗，带领100多名随行船员在圣母贝伦教堂里祷告。他们一夜未眠，静静地等候着黎明的到来。当启明星在天际升起之时，教堂的钟声打破了沉寂的里斯本。卡蒙斯在诗篇中写道：“著名的里斯本港口，洋溢着欢腾和崇高的志愿，在那里，特茹河甘甜的水流与白沙汇入了苦咸的海洋”，“海岸上站满了士兵，服装多彩，式样各异，都做了精心准备，为了寻找世界新的领域。在雄伟的帆船上，旌旗在迎风飘扬。它们决心航遍无垠的海洋，像阿耳戈一样成为天庭的星座”[6]。船员们手捧燃亮的蜡烛以整齐的队列随着达·伽马缓步走出教堂，他们一路上拜别送行的人群，在港口登上等候的小船驶向停泊在不远处的4艘大型探险船。卡蒙斯写道：“那一天，万人空巷，拥向海滨，一些是朋友，一些是亲属，另有看热闹的市民。他们的脸上都堆着愁云。在上千名虔诚僧侣的陪伴下，船员们严肃地列队行进，一路向上帝祈祷，缓缓走向停泊的船只。”[7]
然而，未知的远航预示着未卜的生死，即将踏上征途的船员们与家人的离别必然是痛楚的。卡蒙斯在诗篇中描绘了当时的情形。一位母亲送别自己的儿子，她哭着说：“孩子啊，我风烛残年，来日无多，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和依靠，哪知我的晚岁要在苦恼中度过？为什么你要抛下孤苦伶仃的母亲，亲爱的孩子？为什么要离开我的身边，去到天涯海角，葬身大洋供鱼虾充饥？”一位妻子送别丈夫：“我亲爱的夫君，没有你的爱，我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我，你为什么要拿它到惊涛骇浪的海上去冒险？你怎么能忘记我们的柔情蜜意，而踏上那吉凶未卜的旅程？难道你愿让我们的爱情和欢乐，付诸船帆随风而去？”[8]
船队拔锚起航后，迪亚士乘坐另一艘船随船队一起航行了一段时间，这位新航路史上的重要功臣念念不忘他未竟的航海事业，虽然不能随船直达印度，但他却无时无刻不想着为这一事业尽一份力。他向达·伽马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直接航行到非洲大陆最西端的佛得角，在那里修整后不再沿浅滩密布、蜿蜒屈曲的非洲海岸航行，而是可以借助横扫大西洋的西风和急流绕一个巨大的弧线，以绕过非洲南端的多风暴地带，直接进入印度洋。客观上讲，这一建议是非常科学的。在得到达·伽马的采纳后，迪亚士恋恋不舍地转往埃尔米纳[9]（Elmina），与探险船队分开。
达·伽马带领船队首先航行到了加那利群岛进行短暂修整，然后准备驶往佛得角停泊。重新起航后不久，他们遇到了第一次考验——大海上迷漫起浓雾。为了防止失散，达·伽马让船只向旗舰靠拢，但雾实在太大了，诸船之间即使相隔很近，也还是无法彼此联络，不久船队失散了。幸好他们早已约定下一站是佛得角，4艘船都如约先后抵达会合。按照迪亚士的建议，船队将进行一次远离非洲海岸的大弧线航行。达·伽马命令船队紧跟旗舰，顺着大西洋的洋流转向西南航行，然后转向东南。这个跨大西洋的巨大弧形航线足有3200～4000海里[10]，耗时达3个月之久。这是欧洲人进行的距离最长、时间跨度最大的海上航行。
尽管如此，他们绕了这个弧形之后看到的不是印度洋的广阔洋面，仍是非洲西部海岸。他们到达的地方位于非洲最南端以北2个纬度的圣赫勒拿湾（Saint Helena）。达·伽马率领船员登岸考察，找到了土著人的村落。达·伽马向土著人展示黄金、桂皮、丁香等，但是土著人并不认得这些东西。几天后，达·伽马嗜血军人的性格就暴露了，船员们与土著人发生冲突，他本人也参加了战斗。虽然葡萄牙人拥有先进的武器，但土著黑人却非常勇敢，最后达·伽马和几名船员先后受伤。幸亏伤势不重，否则这次历史性的航行可能就功亏一篑了。
船队于11月16日再次起航，由于没有按照预想绕过非洲南端的风暴带，因而他们不得不在风暴中度过一周的时间。幸好，4艘船全部挺了过来，进入了印度洋洋面，只有补给船受了损伤。船队在曾跟随迪亚士至此的老水手的指引下，一路航行到莫塞尔湾，然后登陆。
登陆前，达·伽马烧毁了受损严重、又行动迟缓的补给船。登陆后，葡萄牙人与土著霍屯督人（Hottentots）进行了接触，起初双方的接洽是友好的，葡萄牙人还宰杀了一头野牛度过了出航以来最为惬意的一天。但是，达·伽马好勇斗狠的本性很快又暴露出来。他怀疑当地人要伏击船队，掠夺他们的东西，于是命令船上的大炮向岸上的霍屯督人开火。
12月10日，船队在大鱼河口看到了迪亚士留下的纪念石柱。这里也是迪亚士船队到达的最远端，这意味着此后的航行对于葡萄牙人是完全陌生的。1498年1月25日，船队到达了伊斯兰教在非洲影响的南部边界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进入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后，葡萄牙人的航行变得更加险恶。此时，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各个战线上，打着宗教旗号的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他们与阿拉伯人的第一次冲突在莫桑比克港爆发。船队最初到达该地时，当地的统治者以为他们也是穆斯林，热情地接待他们，给他们送来了淡水和食物。但当他们发现船队上的基督教旗帜时，来自“北非的古老的宗教偏见”使他们的热情转化为敌意。[11]冲突随即爆发了，达·伽马命令船队向港口的阿拉伯人开炮，并强行掳走了几名当地人作为导航员。
船队继续北上，到达另一个城市蒙巴萨，冲突演变成了一场战斗。达·伽马的船队遭到偷袭。卡蒙斯在他的著名诗篇中写道：达·伽马船长“高兴地迎接摩尔人上船参观，他轻信了伪装的热情，哪知内心险恶的打算。奸诈的摩尔人纷纷上船，把自己的小船停靠在一边。摩尔人个个乐不可支，深信久待的猎物已落入彀中”，“陆地上在悄悄地准备枪械弹药，只等那些船只靠岸下碇，他们便蜂拥上前，明火执仗攻占船队；企图用这种险恶的阴谋，把葡萄牙人一网打尽，让那毫无戒备的海员，偿还在莫桑比克欠下的罪债”[12]。一场激战后，葡萄牙人抓捕了一批蒙巴萨人。这些俘虏向达·伽马保证，他们可以在北方的马林迪找到很多优秀的领航员。
在沿着东非海岸建立的一长串伊斯兰城市中，由于存在着商业贸易竞争和领土争端，他们时常为了争夺利益而互相攻伐，甚至不惜引狼入室。葡萄牙人正是借助于此才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达·伽马在马林迪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马林迪的统治者希望借助葡萄牙人的力量打击其对手蒙巴萨。
葡萄牙人在马林迪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一位对未来的航行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领航员。这位领航员对印度洋的熟悉超过葡萄牙人对大西洋的熟悉程度。船队在他的带领下仅仅用20多天，就完成了3000多千米长的海上航行，横跨浪高风急的阿拉伯海，以最短的距离直接抵达了印度。关于这位领航员的确切身份，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争论。根据达·伽马的航海日志记载，这位领航员是居住在印度的基督徒，不过这点并不可信，因为葡萄牙人常把印度教徒作为基督徒的一支。还有资料显示这位领航员不是一位寂寂无名的航海者，而正是当时印度洋最著名的航海家，被称为“怒海之狮”（Shihan Al Dein）的伊本·马吉德（Meguid）。无论如何，这位领航员的出现给这次历史性的航行增添了必不可少的东方元素。正如学者戴维·阿诺德所说：“欧洲人采用东方航海辅助技术和器材，以及具有航海技术的印度洋领航员的贡献，标志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出现应该被看作是欧亚人民的共同成就，而不仅仅是欧洲人的成就。”[13]
三、到达卡利卡特
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率领3艘船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一个探险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开发时代开始了”[14]。卡利卡特人看到这群异邦者，好奇地问他们来此的目的，一位葡萄牙水手直白地说：“我们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15]这就是新航路开辟后东西方之间历史性的首次交谈。
达·伽马到达印度卡利卡特
卡利卡特是一个城邦国家，商业繁荣，阿拉伯人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许多阿拉伯商人居住在这里，成为城邦的一部分。不过，卡利卡特的统治者和主要居民为印度教徒，对基督徒没有敌意，只要有利于通商谋利，他们来者不拒。达·伽马向卡利卡特国王萨莫林递交了国书，转达了葡萄牙国王的致意。萨莫林请达·伽马转交一封致葡萄牙国王的回函，上面写着：“您朝中的达·伽马先生惠临我国，对此我极感欣慰。我国盛产肉桂、丁香、姜、纸张和宝石，我亟愿以之交换你们的金银、珊瑚和红布。”
寒暄过后，达·伽马让随行船员端上来进奉的礼物，包括珊瑚、帽子、布匹等。这一举动暴露了欧洲人的贫困，卡利卡特的官员轻蔑地嘀咕着：“即使是麦加或印度最穷的商人，送给萨莫林的礼物也不至于如此菲薄。”作为对这一群长途跋涉来这里贸易的穷苦欧洲人，萨莫林赏赐给他们一盘葡萄牙人从未见过的水果——香蕉。达·伽马惊异地学着卡利卡特人剥开香蕉的样子，成为第一个尝到香蕉的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在印度最大的敌人仍是老对手阿拉伯人。葡萄牙舰队绕过非洲大陆来到印度洋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印度洋的阿拉伯世界。一场针对葡萄牙人的大行动开始酝酿。卡利卡特的阿拉伯商人率先行动起来。葡萄牙人希望用随船带来的商品在这里换些香料回去，但阿拉伯人集合起来抵制葡萄牙人并怂恿印度教徒拒绝与葡萄牙人交换商品。性格暴戾的达·伽马从来不会忍气吞声，他与阿拉伯人发生了公开冲突，但是阿拉伯人人多势众，达·伽马本人被扣留。幸好，他机智地乘夜逃脱，捡下一条命。阿拉伯人不肯善罢甘休，准备采取一次秘密行动，杀掉达·伽马，彻底赶走葡萄牙人。当地一名会说西班牙语的突尼斯人因为常遭欺凌，偷偷向葡萄牙人通风报信。达·伽马闻言大骇，命令船员们打点行囊准备离开。
正当达·伽马一行准备起程的时候，萨莫林的收税官来到葡萄牙船上，他们趾高气扬地喝住岸上的葡萄牙人，要他们缴税。达·伽马拒绝了收税官的要求，并立即动身离开，但随即赶来的卡利卡特人扣留了几名没有来得及上船的葡萄牙船员和大批货物。达·伽马恼羞成怒，他立即命令船员们回击，将十几个卡利卡特人抓上船，作为人质。双方最终妥协，达·伽马用人质换回被扣留的葡萄牙人和货物，但他不诚实地未释放所有人质。萨莫林发现后，立即派军舰追击葡萄牙船队，两军在海上进行了一次海战。葡萄牙的射石炮发挥了关键作用，卡利卡特舰队无法靠近，葡萄牙人成功逃脱。达·伽马率领船队北上，在卡纳诺尔和果阿进行了贸易，终于使船上装满了国内葡萄牙人翘首以待的香料。
1498年10月上旬，船队离开印度海岸开始返航。自信的葡萄牙人以为回程不再需要东方的领航员，但是他们错了，由于对这里的季风和洋流毫不熟悉，印度洋上诡谲的波涛让他们尝尽了苦头。在这段从印度到东非的航程中，他们来时只用了20多天，而返程却花了近3个月。他们摸索着前进，逆风使他们不停地走着“Z”字形航线。这是“葡萄牙人探航西非以来，甚至是地理大发现开始以来，时间最长最困苦的航行”[16]。折磨他们的除了喜怒无常的大海，还有大航海时代最致命的“坏血病”[17]。达·伽马在航海日志中写道：“在此期间死去了30人。最后，每只船上只剩七八人还能工作，但都已很不健康。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两周，我们不是全部死去，便是退回到印度去。”[18]
经过痛苦的3个月，船队终于在伊斯兰城市摩加迪沙看到了陆地。不过，这里等待着葡萄牙人的不是美味的食物和解渴的淡水，而是磨刀霍霍的穆斯林战士。一腔愤懑的达·伽马从海上对城市进行了炮击，然后驶往友好的马林迪。踏上马林迪的土地，葡萄牙人才终于得到了些微的安慰。他们迫不及待地狂饮甘洌的淡水，还吃上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在马林迪休整后，他们再次起航，经过蒙巴萨和莫桑比克时，他们看到岸上闪亮的阿拉伯弯刀。达·伽马将船队中一艘破损严重的船丢弃，命令船员们张满风帆快速离开了这片不友好的水域。
1499年3月20日，他们终于绕过好望角，回到了熟悉的大西洋水域。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仅存的2艘船吹散了。“圣加布里埃尔号”在达·伽马的指挥下驶向亚速尔群岛，他的兄长保罗·达·伽马不幸得了坏血病，上岸第二天就死去了。达·伽马悲痛万分，没有随船回里斯本，而是留下料理后事，直到9月才乘船回国。“圣加布里埃尔号”于8月底驶进特茹河，回到了葡萄牙。失散的另一艘船已于7月10日先期回到里斯本。至此，葡萄牙人开辟印度新航路取得成功。
从船队自身来讲，出航的4艘船只有2艘回来，170多名船员平安回到葡萄牙的仅余55人。不过，这次航行的收益也是令葡萄牙人兴奋的。据说达·伽马带回了高达成本60倍的货物，在那个时代的欧洲，除了黄金之外，恐怕只有香料才能有如此贵重的价值。曼努埃尔国王赐予达·伽马“印度洋元帅”的称号和一大片土地。为了确立葡萄牙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他派信使通报全欧洲，甚至印发了宣传册。消息传到西班牙，哥伦布的发现显得相形见绌。毕竟达·伽马带回来的是真正的香料，而哥伦布带回来的只是几件不值一提的首饰和几个赤身**的土著人。在曼努埃尔1501年写给教皇的一封信中，他骄傲地给自己加上了新的头衔——“非洲、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通商者、航海者和征服者的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