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主义者当年设定“中国宗主权和西藏自治”模式距今已近百年，可它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西藏问题”的影响无疑依然可见，西方世界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一贯的“战略性的虚伪”态度也依然昭然若揭。目前，西方各国政府表面上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肯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事实，这可以看作是对上述英帝国主义设定的处理“西藏问题”模式的延续，这大概也是如今在国际社会如鱼得水的达赖喇嘛不公开提出西藏独立诉求，而坚持西藏自治主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于今天的西方舆论中，西藏通常被称为“一个被占领的国家”（an occupied country），[15]而达赖喇嘛则被称为是“西藏人民的政治和精神领袖”（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eader of Tibetan people），几十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猛的“自由西藏”最初就是一个“为结束中国对西藏的占领而开展的运动”（campaign for an end to the Chinese occupation of Tibet），这说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实际上并没有在西方世界得到普遍的承认和真正的尊重。如此说来，当今的这个国际化的“西藏问题”并没有完全脱离有关西藏主权的纷争，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政治立场显示出对中国主权利益的明显的不尊重和损害，所以，“西藏问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它确实还是“一场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16]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眼下的“西藏问题”不但远比当年的“中国宗主权和西藏自治”模式复杂，而且它也绝不仅仅只是“一场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西藏的独立显然已经不再是今天日益国际化的“西藏问题”最主要的焦点，也不再是“自由西藏”运动公开的首要诉求，它甚至也不是能使“西藏问题”今日如此国际化的重要原因。试想达赖喇嘛流亡海外的前二十余年，不但他本人在国际舞台上远没有今天这样高的人气，常常受西方世界冷落，而且西藏也远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舆论的关注点之一，显然，仅仅依靠西藏独立的诉求是不可能掀起像今日这样巨大的世界性的波澜的。在今日弥漫世界经久不散的“西藏热”的背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不是被称为“西藏事业”（Tibet Cause）、或者“藏人事业”（Tibetan Cause）的“西藏独立运动”（The Tibe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而是以愈演愈烈的神话化西藏为特征的西方精神殖民西藏运动，以及其国际化战略（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世界对西藏所作的一个香格里拉式的后现代乌托邦的想象和设计，使得西藏变成了西方世界最受热爱的、最不可或缺的“他者”。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问题”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最广泛关注的国际性问题。

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西藏和藏传佛教曾被作为东方专制和愚昧的典型代表而长期受到激烈的批判，甚至被妖魔化。进入近代以来，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从妖魔化改变为神话化西藏。神话化西藏于西方世界的出现自然有其极其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它是多种原因长时间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西方传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衰落显然也是促成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传统的帝国主义观念和实践在20世纪前半叶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很快开始走向衰落。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自信也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东方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受到了沉重打击，于是，他们开始改变他们在东方的战略，也开始改变他们对西藏的企求。就如荣赫鹏从一名对西藏的侵略者摇身一变而为西藏文化的热心崇拜者一样，西方人走出了曾经被他们严重妖魔化了的西藏，转而开始为西藏大唱赞歌。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与世隔绝、其文化传统也相对陌生而独特，故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容易被人投放和寄托各种各样的形象、愿望和想象。于是，像1930年代出现的遁世型小说《失落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对香格里拉的想象一样，西方对西藏的各种各样的想象和设计层出不穷。[17]在近代地缘政治中，西藏的这种相对的“无地性”（placelessness）十分方便西方人对一个绝对的“他者”的设计和表述，允许他们对它进行一种去政治化的形象建构。西藏渐渐地变成为西方的一个“服务社会”（Service Society），一个既能够给西方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另一种理想的他者，又在政治上不挑战西方、在经济上也不与西方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的社会，尽管西藏人也曾经有过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正是这一种对西藏的去政治化、去地域化的表述，最终促成了当代“虚拟的西藏”（Virtual Tibet）和“精神的西藏”（Spiritual Tibet）等典型的“神话西藏”（Mythos Tibet）形象的出现，西藏遂演变成了人人心向往之的香格里拉，成了在西方后现代社会中深受欢迎的“精神超市”。

在这个精神化、神话化西藏的过程中，传统的西藏社会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和特征，它渐渐被形塑成为一个超越时空（placeless and timeless）的乌托邦，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社会。在他们眼里，西藏是精神的、智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男女平等的、自由的、宽容的（开明的）、绿色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个“神话西藏”不但与他们企图要拯救的和解放的、目前处在共产中国统治之下的、同样也常常只是在他们的想象中才出现的那个“现实的西藏”（TAR）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也与他们自己目前朝夕相处的那个后现代西方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而易见，这个“神话西藏”的形象完全是按照当代西方人对一个失落了的美好的过去的怀恋而设计、创造出来的，它与传统的，或者现实的西藏都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个形象的构建无疑是前述“比照形”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在这个虚构的精神乌托邦身上有着浓厚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气息。

今日的“虚拟的西藏”也好，“精神的西藏”也好，它与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的“香格里拉”想象一脉相承，而后者原本就是一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心中的世外桃源，除了作者对它的地理位置的设计让人无法不与西藏发生联想之外，它的一切内在的设计都是彻头彻尾的西方式的乌托邦，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梦想在东方建立起来的一块理想的物质和精神的殖民地，在它身上具有浓重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气息。作为香格里拉理想的自然延续，今天的“神话西藏”显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旧梦的一个全新的翻版。通过有意的掩盖和一个历史失忆的过程，这个“神话西藏”蛻去了香格里拉身上原本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印记，自然而然地把对香格里拉的想象整合到了今天西方人对一个后现代的精神乌托邦的想象之中。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实际上是西方世界从直接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到以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政治话语霸权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的转变。从殖民主义的香格里拉梦想转变为后现代“神话西藏”的想象，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在方式上则从直接的军事殖民转变到了精神的和文化霸权式的殖民。[18]

将一个曾经受到极度妖魔化的传统西藏理想化和神话化为一个西方后现代乌托邦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对西藏实行精神殖民的过程，因为这个被精神化了的西藏反映的既不是西藏的过去，也不是西藏的现实，而完全是当代西方人自己的理想和诉求，所以，它无非是一面用来观照当代西方社会种种现实弊端的镜子。在这个理想化了的、虚拟的西藏社会中，绝大多数的西藏人依然是缺席的，他们自己的理想和现实诉求是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重视的。在这里实际上听不到现实中的西藏人自己的声音，能够参与这一“神话西藏”之创造的藏人多半不是生活在现实西藏社会中的藏人代表，他们的角色无非是为主流西方社会做帮腔。“神话西藏”形象的流行无疑是使西藏成为当今西方“最重要的他者”（the most significant other）而备受西方世界热爱和关注的最重要的原因，但它不见得真能给现实的西藏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相反这种不切实际的西藏想象势必将完全压制和掩盖现实西藏所面临的所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问题和困难，使得后者在前者面前显得如此地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可见，“神话西藏”的想象对现实的西藏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很可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害。

更有甚者，如果西方世界把“神话西藏”想象中的种种不切实际的观念和理想的实现作为解决现实的西藏问题的前提，即要将想象的西藏化现为现实中的西藏，让西方人借助他者和他者的土地来实现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实现的理想，不得不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行径。“神话西藏”中的那个西藏显然与历史上的传统西藏社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也难以想象它可以成为未来西藏的发展图景。要将一个想象中乌托邦在一个现实世界中实现，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无疑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使命。而要将这项不可完成的使命预设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这无异于故意给中国政府和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所有人民制造难题。今日的“西藏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但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无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或就来源于此。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的是，在西藏被神话化为一个后现代的乌托邦的同时，中国也被塑造成了一个与“神话西藏”极端对立的“异托邦”，中国被作为一个“神话西藏”的对立面从种种不同的角度被高度妖魔化，一切美好的东西统统归属于西藏，而一切丑陋的东西则通盘由中国来买单，这样两极的比照无疑人为地加深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裂痕，为西藏问题的解决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西方以“神话西藏”为基调形成了一整套动听、迷人的“西藏话语”（Tibet Discourse），压倒了世界上其他任何有关西藏的声音和说法，形成了强有力的话语霸权，造成了对中国的巨大压迫。这种压迫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的“西藏话语”中所表露和代表的种种普世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在今日的“西藏话语”中，“西藏问题”的焦点不再是西藏独立这一可以被理解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诉求，而是对人权、和平、博爱、自由、环保、民族平等、宗教自由、文化自觉和传统延续等等一系列具有普遍价值的热爱和追求，所以，“自由西藏”的追求与今日全世界所有人的追求都有密切的关联，代表的是当今世界人类最美好、最迫切的愿望。而西方作为所有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的创造者，在这种“西藏话语”中占据着天然的居高临下的主导地位，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19]而不熟悉这话语的内容、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中国人则在所有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和表述中都难免显得有点笨嘴拙舌，常常牛头不对马嘴。

在西方的“西藏话语”中，今天与西藏相关的任何事物、问题都被他们赋予了普世的价值，都成了在时间和空间上超越现实西藏的、具有普世意义的话题，它们也都被放进了西方主导的普世的价值体系中，按照他们所制定的价值标准进行观察和评价。所以，不管今天的西藏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人们往往不会去认真考虑西藏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会去仔细探讨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具体原因，而一定会首先将它们与某个普世的观念和理想扯上关系，从而将它们高度的政治化、国际化。西方民众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兴趣与“西藏问题”日益国际化同步而变得高度政治化，这也是西方国家政府官方介入“西藏问题”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将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均高度政治化的国际背景下，西藏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形成为世界性的巨大波澜。人们完全忘记了现实的西藏不但与“神话西藏”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从其自然条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准，以及其现代化的总体程度等方面来看，现实的西藏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相比都还有相当巨大的差距。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都尚难以达到和实现的理想型的普遍价值标准来衡量西藏的现实，将现实西藏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无穷地夸大，并高度地政治化，这不管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藏都是极不公平的。这样的做法除了会进一步激化西藏已存的和潜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之外，对于现实西藏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改善和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均无丝毫的好处。热衷于“自由西藏”者，即使其初衷或许真的是热爱西藏和西藏文化，希望能给西藏和西藏人民带来美好的理想和光明的前途，但他们的做法或难与对西藏的精神殖民相脱离，其后果也一定适得其反，无法给西藏和西藏人民带来任何实在的好处。[20]真如Lopez先生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西方很多热衷于“西藏问题”的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甚至达赖喇嘛本人，实际上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Prisoners of Shangri-la）。他们无疑需要首先将他们自己从香格里拉这个牢笼中解放出来，才能够对西藏和“西藏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并就“西藏问题”及其最终的解决方案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从以上对今日国际化的“西藏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后现代）政治问题的棘手和难解并不是因为问题双方间有着长期的历史性的互相敌意，也不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文化差异。事实上，将汉、藏两个民族，或者将“中国”，即一个纯粹汉人的国家，和“西藏”当作同一个问题的互相对立的双方，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历史和非现实的做法，汉、藏两个民族之间不但在政治上有着悠久的交互影响的历史，而且在宗教和文化上也有着十分紧密的亲和关系。“西藏问题”的形成和发展，从来就不只是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事情，西方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直接的行为者，和普遍价值观念的来源者，早已对“西藏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定下了难以改变的基调。所以，决定“西藏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的显然也不仅仅是被认为的问题双方间的努力。这个已经十分国际化了的“西藏问题”能否最终得以解决，同样取决于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今后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是否会有所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批评不只是一个满足历史好奇心的问题，而且还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依然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1] 参见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年。

[2] 在英语世界，“西藏问题”通常被称为“The Tibet Issue”，或者“The Tibet Question”，这表明它是被当作远比西藏出现的具体现实问题（problem）重要得多的“问题”（Issue和Question）来讨论和处理的。

[3] Tomoko Masuzawa，“From Empire to Utopia：The effacement of Colonial Markings in Lost Horizon”，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vol.7，no.2，Fall 1999，pp.541-572.

[4] 关于西方神话化西藏的历史和批判参见Donald Lopez Jr.，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Orville Schell，Virtual Tibet：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Himalayas to Hollywood，Metropolitan Books，2000.

[5] 早在199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和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举办联合记者招待会时就曾向世界宣布，只要达赖喇嘛公开向世界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那么中国政府和他进行对话和谈判的门是打开着的。

[6] 关于英帝国主义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战略性虚伪”的研究和论述详见Dibyesh Anand，“Strategic hypocrisy：the british scripting of Tbet's geopolitical identit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8，No.1，2009；本文中的相关“战略性虚伪”的论述多得自Anand先生该文所述内容的启发，同时也参考同氏Geopolitical Exotica：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

[7] 参见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36-148页。

[8]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原著、陈庆英汉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5-166页。

[9] rTsis dpon Zhav sgab pa，Tibet：A Political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71.

[10] 鲁迅，《随便翻翻》，《且介亭杂文》。

[11] 关于从清末到民国的转变参见周锡瑞著、贾建飞译，《大清如何变成中国》，《民族社会学通讯》，2012年。

[12] 事见张润平、苏航、罗炤编著，《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13] 参见沈卫荣，《“怀柔远夷”话语中的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见氏著《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86-613页。

[14] Stephen D.Krasner，Sovereignty：An 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15] 甚至美国国会也曾于1991年宣称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并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16] 关于美国政府以及流亡藏人在西藏独立和自治问题上的纠结和左右摇摆的讨论参见Barry Sautman，“The Tibet Issue in Post-Summit Sino-American Relations”，Pacific Affairs，Vol.72，No.1，Spring 1999，pp.7-21.

[17] 参见沈卫荣，《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文景》2006年第10期；亦见氏著《寻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6-123页。

[18] 参见Masuzawa上揭文；沈卫荣，《香格里拉：谁之梦想？》，《中国民族》2013年第9期。

[19] 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天涯》2010年第4期；亦见氏著，《寻找香格里拉》，第162-177页。

[20] 笔者晚近曾去过一个比较边远的藏区访问，虽然时间短促，见闻不广，但依然深有感触。我们在西藏以外的世界谈论西藏，总会联想起香格里拉等等字眼，但现实中的西藏距离香格里拉实在还是太遥远了。一方面，一些边远藏区的老百姓目前面临的还是一些十分基本的生存问题，藏族百姓的温饱和基础教育还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像我访问的这个藏区，老百姓的温饱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救济，儿童的基础教育状况不是好不好、是汉语教学还是藏语教学的问题，而根本就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且，也看不到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的出路何在；但另一方面，由于西藏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都已经搭上了中国、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的轨道，如何解决西藏百姓的生存、受教育和谋求发展等问题，都不再是仅仅涉及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的问题，它们都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这里出现的任何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都可能被高度的政治化，被与所有普世的价值观念和宏大的国际性话题联系起来，相反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当时当地的具体的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则多半被忽视，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有益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往往会使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和激烈，更让人看不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