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根据沁孤的独幕剧创作的短剧《卡拉尔大娘的枪》，由一位年轻导演为剧团排练的时候，魏格尔扮演卡拉尔大娘，几年前在流亡时，她曾在B的领导下扮演过这个角色。我们告诉B，渔妇把埋藏的枪支交给她弟弟和小儿子，并跟他们一块儿走上前线的结尾，是难以令人置信的。魏格尔也说不出，究竟有什么缺憾。B来参加排练的时候，魏格尔出色地表演了由于村民接二连三地拜访，一再用新的论据在这个虔诚的、坚决反对暴力的女人身上引起的愈来愈严重的内心颓丧；她出色地表演了由于看见出海打鱼的儿子的尸体被抬回来而晕倒。B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转变是难以令人完全置信的。我们站在B身旁，互相交换着意见。有人说：“假如只是邻人和弟弟鼓动影响了她，那倒是可以理解的；儿子的死未免过分了。”“你们把鼓动估价得太高了。”B摇着头说。另一个人说： “假如光是儿子的死。”“那只能导致她晕倒。”B回答道。“这简直无法理解”，魏格尔自己终于开口了。“她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到头来人家却不相信这些打击的作用。” “再说—遍！”B请求道。魏格尔把原话重复了一遍。P说：“正是这种一次又一次削弱了一切。”我们发现了毛病。魏格尔让卡拉尔大娘明显地屈服于每一次打击，并在最严重的一次打击中晕倒。与此相反，她应该表演卡拉尔大娘在每次使她震动的打击之后，变得更加固执，经过最后一次打击而突然晕倒。“是的，在哥本哈根我就是这样表演的，”魏格尔惊讶地说，“当时做得对。”“真怪，”我们的设想后来在排练中得到证实以后，B说，“每次都要花费这么大气力，来注意辩证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