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生先生之卒，余欲纂其年谱，以志其一生尽瘁人群社会之业绩。无如去秋自沪归蓉以来，劳于教课，竟无暇肆力于此，殊深歉也。明日为先生逝世周年之期，用特草成此文，以寄哀思。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先生生

先生讳乃惪，字燕生，山西省榆次县车辋村人。以十月廿二日（阳历十二月八日）辰时生于北京西交民巷路南中城察院对门寓所南屋西间。时先生父鉴堂公在京任职詹事府主簿。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三岁

掌乱发生，全眷回里。闰八月十三日母韩太夫人以产难卒，享年仅廿一岁。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五岁

某日先生与亡妹祥爱二人嬉戏，几溺毙于水缸中，经家人发觉获救。先生因病许与本村僧人慧悟为徒，法名全贵，故讫清亡，未蓄发辫。自本年起，已能记事，初试笔描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岁

是年春，鉴堂公改捐知县，分发河南，携眷前赴开封，寓黄家胡同。先生自谓其时多言好问，胆怯，入夜即不敢独出室外，家教甚严，平日不敢出门，偶由仆役携入戏馆，锣鼓声中，见净角出台，大骇而返，后一二岁尚不敢观净角戏。先生本年已识字块，初名乃英，后改为乃瑛，至是又改名曰乃惪，字燕生，以生于燕京也。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七岁

从清源梁晓峰先生问字，大约已读《三字经》《百家姓》一流书籍。梁先生未几中陕西进士，遂辍馆。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八岁

仍在开封，尝从父友河津关雁秋先生就学，初读《孟子》，后延师周某，亦晋南人。按先生有自撰年谱草稿数纸，记事止于八岁。故此后事迹，检寻较艰，惟可知者，先生资质聪慧，鉴堂公管教又严，则由八岁以至十四岁时，对于经史之学已渐有根柢矣。

宣统三年辛亥（1911）十四岁

鉴堂公在河南候补多时，以介直不事钻营，始终未署一缺，其间尝于周家口、清化等地任豫泉官银钱局分办，直至本年始补商城县知县，但未到任革命已起，遂挈眷返里。本年离周家口时，塾师黄金台曾命作廿四史总论。返里后就学本乡笃初小学及中学，所作课文有三国论、忠孝论、岳武穆班师论及魏孝文帝论等，均蒙师长所赞赏。

民国元年壬子（1912）十五岁

先生本年似即读书于本乡笃初中学。作《孔子之道非宗教议》，系受梁任公之影响，为先生生平第一篇学术论文。又与四兄乃钦合办《评议报》，自行手写，仅出一期，先生有文《评乃木大将之死》，论其殉君之非，署名痴隐。

民国二年癸丑（1913）十六岁

先生肄业于太原、阳兴十二县共立中学校，文优行萃，时河曲赵醴泉先生为山西民政长，闻其名，以次女娴清许婚之。其秋赵公卒。

民国三年甲寅（1914）十七岁

旧历四月初八日，与赵女士结婚于太原。婚后一月，夫人考入山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肄业。

民国四年乙卯（1915）十八岁

是年五九国耻作，先生与夫人愤慨不已。伉俪情深，各居学校，难相晤聚，则藉纸笔以通情愫，取两人别字镌章为“燕笺”“鸾书”押于纸尾。先生其时溺于神秘之说，持东方精神文明胜于西文物质文明论；又迷信静坐，废止朝食，及伍廷芳有鬼论，人生二百年等说。先生且研佛学，归心大乘之法，然反对任何宗教形式。

民国五年丙辰（1916）十九岁

是年春，山西各中等学校首举国文会考，分男女生为两组。时袁项城当国，帝制议盛，主试者迎合意旨，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论》，先生鄙其揣摩，不欲构思，草草交卷而出，不意榜发竟列首选；夫人亦膺女生组第二名。夏，先生卒业阳兴中学，赴北京，考入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

民国六年丁巳（1917）二十岁

先生留京未归。夫人于夏卒业于女师，旋就附小教职。两人以诗歌相唱和，今录存《影鸾賸草》中诸作，时陈独秀办《新青年》，先生与之讨论孔教问题，并于该刊发表《我之孔道观》一文。

民国七年戊午（1918）二十一岁

三月，夫人在家卒于产难。迨先生闻耗，震悼失神，急入京师图书馆读佛学典籍，以定其心，先生举平日所寄夫人之函，悉焚于其墓前。嗣后一二年中，犹时与夫人寄冥书，欲求梦中之一晤。

民国八年己未（1919）二十二岁

五四运动发生，先生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被举为该会教育组主任，并任该会所主办《国民杂志》之编辑。尝创作新诗，署名新光。暑假返里省亲，家人族戚均劝其续娶。

民国九年庚申（1920）二十三岁

夏卒业于北京高师，下期留教高师附中[1]。十月与萧碧梧女士订婚。女士名增萃，字弼梧一字钿卿，归先生后始改字曰碧梧。先生是年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刊于《国民杂志》，并与张东荪有书讨论佛教问题。

民国十年辛酉（1921）二十四岁

夏返太原，旧历八月十八日结婚。萧碧梧女士毕业于太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时任教该校附小。先生于时膺吴淞中国公学部之聘，随即南行。尝为中学部校刊撰发刊辞，以体裁卓特，叶圣陶、俞平伯甚嗟赏之。先生于此一二年所撰杂文至夥，先后分别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民铎杂志》及《教育杂志》等。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二十五岁

先生历年为有关教育问题之论文甚多，集为《全民教育论发凡》一书，提倡大同主义教育，思想至为新颖，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时先生热心研究佛学，尤嗜华严宗之理论。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二十四岁

先生辞去吴淞教职，本年居家休养，未外出。

民国十一年甲子（1924）二十七岁

是年春，赴北京就师大附中教职。碧梧夫人于治家之暇，寄情吟咏，与先生唱和甚乐（后夫人亡后，先生集唱和之作为《第二梦痕集》）。秋，改就燕京大学之聘，教授历史。本年商务出版之《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其历史部分乃先生所起草，盖欲试行史地混合教法，以期打破关于朝代国界之狭隘观念，进而明了世界人类生活共同演进之状况也。有信与胡适究学，收入《胡适文存》。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二十八岁

仍任燕大教授。联络山西学界旅京同乡，组织“青年山西学会”，以私资刊行《山西周报》。碧梧夫人来京考入京女大预科肄业，旋辍学。本年前后，先生著《社会学要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及《中国史鸟瞰》（北京文化学社出版）二书，所为论文多在《山西周报》上发表，并参加北京《晨报》作对俄问题之讨论。十一月先生加入中国青年党。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二十九岁

三月十日，北京各爱国团体在北大召开反俄援侨大会，是日先生出席，与李璜、彭昭贤、闻一多等俱有讲演。先生任教燕大两年，以对现行教育制度怀疑日深，屡辞未获而其意益决。至是年夏，先生终得辞去，别创“爱国中学”，自任校长。先生兼办《学园》周刊，并参加鲁迅主编之《莽原》周刊（二者均为北京《世界日报》之副刊）。是年七月，中青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先生被选为中执委，兼宣传部长。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三十岁

先生为专力党务，辞去爱国中学校长职。七月，中青在沪召开二届全代会，会后发布对时局宣言，系先生手笔。自后中青历届全代会宣言，除第五届外，皆属先生起草。先生供职中青总部，主办《醒狮周报》，对于文化思想之领导工作，最为积极。在《醒狮》上发表政治论文及诗、剧若干篇，内署惠之、平子、萍之、凡民等名者均是。撰《世界国家主义运动史》《三民主义批判》（曾载《新国家》杂志）等。又有《柳子厚评传》，刊于上海《中央日报》，署名张直君。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三十一岁

是年夏，自沪返太原，将携眷南下，困病而止，遂居家半年。本年撰《中国文化小史》（中华版）、《中国思想小史》（中华版），及《中国政治制度小史》（上海爱文书局出版）等书。杂文多篇，刊于《长夜》中。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三十二岁

春离家外出，夏间有香港之行，冬归太原，适夫人已先期回榆次，先生在省勾留，亦事毕回籍。本年先生有《联省自治之研究》，在《醒狮》是连续刊载。并撰《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及《法兰西大革命史》（民国二十年七月中华出版）。其他论文，则发表于《长风》及《中华教育界》。按先生本年曾在上海大夏大学授课，编有《历史研究法讲义》。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三十三岁

春初先生偕夫人北经大同，循平绥路至北平。留平月余，再赴天津。五月偕夫人遵海道南下，抵沪未久，夫人病，先生亦得失眠症[2]。八月先生出席中青五全大会后，由沪返津，归途游青岛。旋赴平卜居。本年撰《文艺复兴小史》（廿三年九月中华出版）、《德国发达简史》（廿三年二月中华出版），及《生物史观与社会》（廿二年八月上海大陆书局出版）等书，而生物史观学说之探究，尤为先生此后用力之所在。按先生留沪期间，担任“知行学院”教授，讲授欧洲近代史及国文。是年赴平专力党务，始辞去该院教职。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三十四岁

是年春，先生曾因党务赴汉口，“九一八事变”发生，自豫返平，时党禁方严，先生主张以中青党员身份，公开从事救国宣传。某日前往中山公园讲演，讲题为《野战抗日》，竟遭宪警所干涉，听众哗然，以是先生得毕其词。本年撰《社会科学通论》（廿四年二月中华出版）一书，并有论文载《东方杂志》及中青刊行之《青年月报》。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三十五岁

“九一八事变”后中青宣布政党休战，一致对外。是年政府召集国难会议，中青被邀出席者九人，先生其一。因国民党未有取消党治之意，中青代表拒绝赴会。本年有讨论民主问题之论文数篇，发表于《独立评论》。作《翁将军歌》，纪念淞沪抗战之役，气格高古，旨意正大，识者许为叙记国难佳篇之首选。按先生出其余暇，所为诗歌，虽老手莫能及，如《山西少年歌》《台城曲》《论新诗》诸篇，皆有名于时。先生尝自名其诗集为《岭上白云斋诗钞》，取陶弘景诗“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之意也。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三十六岁

留平致力党务。作《故都赋》并序。五月廿二日刊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其时值日军进逼，北平危急，而我签订塘沽协定，乞盟城下之时。故吴宓评曰：“此赋有关于历史国运者至重，盖今之《哀江南》，而又能真切详尽，包举无遗者也。”

民国二十三年申戌（1934）三十七岁

先生携眷返太原，任山西大学教授。初夏，率学生南下，至京、沪、杭一带参观。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三十八岁

春，中青召开全代会于上海，先生曾往出席。是年秋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国论月刊》[3]，此后二年中在《国论》发表之重要论文颇多，如《二十年来中国思想运动的总检讨》《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运动应有的认识》《除三害》《从奴隶到主人》《对于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文学潮流的抗议》《文化与国家》《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救亡图存须从解放殖民地心理做起》《从生物学观点上所见的国家》《国族的血》《生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比较》《独裁政治之内在的必然矛盾性》等。又作历史小说《老冉的逃亡》一篇，亦复誉满人口。返太原，就任绥靖办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以先生之声望，而不辞卑微，人多怪诧，然先生别具特识，不以为忤。在《国论》上分期陆续发表《十九世纪德意志的国难与复兴》之译稿，后另刊单行本。其全译稿名曰《德意志民族自由斗争史》，存车辋家中。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三十九岁

曾与碧梧夫人合编《张太太》一剧，列为上海《青年生活》之丛刊。在太原创办《青年阵线》半月刊。端午日之晨，夫人病卒。先生以子女众多，难于照料，其年冬续娶谯玉贞女士，谯女士本碧梧夫人之弟子也。十一月，《生物史观研究》由上海大光书局出版。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四十岁

端午前一日率子女返车辋家乡，为碧梧夫人举行周年祭，并至祠堂祀祖。作《无常与无我》，以抒哀痛。是年并有《亡妻萧碧梧女士传》及《原配赵娴清女士事略》之拟作。七月，《青年的路》（集《青年生活》及《青年中国》上所发表之短文而成）由大光书局出版。抗战军事日亟，先生知太原将必不保，十月离省，将眷属安置长治[4]，便即南下，欲赴沪请缨中青总部，再回晋东南从事游击抗敌。不期抵汉后，上海已告失守，中青总部亦迁来汉口，原计划不行，遂溯江入川，定居成都。十二月，《蛮人之出现》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四十一岁

是年就聘四川大学，在史学系开讲历史哲学。在蓉恢复《国论》，改为周刊。夏，国民参政会召开于汉口，中青同时亦在汉口召开九全代会，先生时被选聘为国民参政员，前往出席。不久，武汉危急，先生偕同志数人赴大别山区从事策划游击战争事。冬始返蓉。《新中国日报》由汉迁蓉发行，由先生总主笔政，所撰论评文字，精而且多。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说，惟有请政府立即正式宣布既定国策不变》之社论一文，摧毁汪精卫、周佛海等之制造求和空气阴谋，安定舆论之功至伟。又在该报发表《老生常谈》随笔。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四十二岁

二月在渝出席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会后离川北游晋、陕，访问二战区，晤阎伯川，并便接回留滞长治之眷属。继直延安，代表中青访问中共当局，晤见毛泽东，交换对国是意见，因为时国共双方在陕境已有冲突。归后，曾于《新中国日报》发表《北征纪感》一文。先生在蓉，初居中莲池报馆宿舍内，秋始赁居竹林巷冰庐。《十九世纪初年德意志的国难与复兴》单行本在渝出版。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四十三岁

在蓉恢复《国论》半月刊，鼓吹“新战国时代”之国家竞存理论，以提高国人之抗战精神。

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四十四岁

先生子女众多，生活颇窘，故除参加党务活动及为报刊撰文外，并在川康农工学院及华西大学任教。本年参政会开会，先生未往出席，知者多以为问，戏作一律以当代答，并作《懒颂》。年来先生治学兴趣在于以生物史观之心得，惟阐于文化历史之学，本年所撰《历史与历史学观的改造》《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历史的重演问题》等文皆是。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四十五岁

先生对于抗战，乐观而具信心。在失败主义啮蚀举国人心之际，而先生则注意战后建国之远景矣。在《新中国日报》先后发表《战后国策研究序论》，盖以国策之重要性，远非国都问题可比也。旧历五月十八日为先生父鉴堂公七旬寿诞，先生欲征文以娱之，不幸竟以翌日病卒于原籍。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四十六岁

先生嘱由黄欣周君集其历年所作有关历史文化问题之论文十余篇，曰《历史哲学论丛》，交商务出版（1933年7月渝初版）。冬，竹林巷房主收屋，先生全家迁居外南小天竺街岷峨书店内，室隘人众，先生六龄爱女绍潞竟伤风致死于此。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四十七岁

以任教齐鲁大学之故，得分配陋屋数间，即小天竺街后之齐鲁村八号。先生居家是处，以迄于卒。译《卷入战争中的哲学作品》一文，载《新中国日报》。作《台城曲》并序。夏，赴乐山视长女绍温病。先生经常为中青同志所办之刊物写文，造访求益者亦多，在此抗战数年中，生活最苦，劳瘁更甚，壮年溘逝，其机盖伏于此。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四十八岁

先生为人，责己严而对人恕。时盟军来蓉者多，跳舞之风渐盛，而所谓吉普女郎尤为人所诟病。先生因戏撰《战与舞》及《向吉普女郎致敬》二文，哄传社会，颇变观感。十二月二日中青在渝召开十全代会，先生被选为中常委员，兼任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四十九岁

一月十三日政治协商会议在渝举行，先生为中青五代表之一。留渝甚久。五月《中华时报》创刊于上海，先生经常为之撰写社论。国共决裂，战乱蔓延，先生所撰《军队国家化及政治民主化的正确意义》一文，鞭策入骨，极为时论所重。十一月在京出席制宪国民大会。本年有《学人与政治》一文，发表于《新中国日报》，足见其志趣之所在。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五十岁

四月中青参加政府，先生初被提任为行政院政务委员，继又被选为国府委员，乃格于党命，非其志也。是月刊其抗战以来所撰之政治性论文为《清宁集》。六月由沪返蓉，适遇水灾，不意染疾，日益转剧。竟以七月廿六日晨逝于华西大学医院。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廿五日草于成都

（整理者按：据1998年版《吴天墀文史存稿》附《现存著作目录系年》，先生所撰《常燕生年表》曾刊载于《新中国日报》，这里据黄欣周编、沈云龙校《常燕生先生遗集》之八第115～132页录出，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1] 常绍温先生批注：“1920年夏，赴日本游览。”整理者按，常绍温（1923—2004年）为常燕生先生长女，批注复印件由王棣教授提供，下同。

[2] 常绍温先生批注：“此行余随同行，在沪。”

[3] 常绍温先生批注：“按，《记邓孝情》文中云赴沪编《国论》在1934年。”

[4] 常绍温先生批注：“眷属于1937年月离太原回车辋，居乡约一月，赴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