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百周年诞辰纪念浅谈体会

蒙先生已逝世26年了，他在学术上精湛的造诣，品德上的高尚超脱，使人印象深刻，历久不忘，他迄今仍活在我们的心中。去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蒙文通学记》一书，除载先生《治学杂语》和《诗曲遗草》外，其余十多篇文章，对于蒙先生的治学成绩和为人风范，莫不深致景仰，足供参证。

蒙先生资性聪颖，自幼学习勤奋，兼获家庭良好教养，因此顺利成长，及早崭露头角。他的伯父公甫先生服务桑梓教育事业，颇著时望，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把他带到成都，旋就读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校长刘士志声誉颇高，授课多属名师，教学质量优良，同学英俊，人才济济，后来成材，各有建树。蒙先生在良好学风的熏育之下，进步迅速，为献身学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1年（清宣统三年），蒙先生升学成都存古学堂（次年改名四川国学院），有志于所谓“国故之学”，对研究经学很感兴趣。当时讲授经学最有高名的三位老师是：井研廖季平、仪征刘师培、名山吴之英。他们讲经的路数、论点全不相同：廖师主今文，刘师主古文，吴师则会通今古，持折中立场。清代学者治经学，大都尊汉抑宋，称为朴学，从事经学研究的都先从小学即古文字学入手，把精熟许慎《说文》视为当务之急；蒙先生也正是遵循这条路子的。存留下来的一份国学院经学课卷，是1913年刘师培出的试题：“大徐（铉）本会意之字，段（玉裁）本据他本改为形声，试条考其得失。”蒙先生的这本答卷，工整楷书三千多字，卷首有刘师亲书的嘉赏批语，给了98分。这本课卷反映出：蒙先生有志于经学，也正在大踏步走着朴学家的老路。但廖师别有见地，颇不以为然。他斥骂说：“郝（懿行）、邵（懿辰）、桂（馥）、王（念孙、引之父子）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曾解得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可用也。”三位老师都有学问而主见不同，叫一个青年学生究竟该听信谁的话呢？蒙先生曾谈过他当时的处境：“（三师）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朝夕所闻，无非矛盾，惊骇无已，几经岁年，口诵心唯而莫敢发一问；虽无日不疑，而疑终莫解。”但是，蒙先生在一段较长时间的困惑苦恼中，并非白白受罪，而是取得了代价，那就是在时疑时信回环往复的思想斗争中，经受着锻炼，迫使他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解答、合理的结论。这样一来，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同时也培养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对蒙先生的治学成就，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蒙先生对廖师的经学成就，衷心佩服，但绝不盲从，自申己见，无所曲护，廖师亦肯定他的创造性成果，不以为忤。廖师有一种看法，认为孔子以“空言垂教”，其价值端在“微言大义”；历史所记述乃是已往之“陈迹”，无关宏旨；因此主张严经、史之分，实质是尊经而薄史。他认为：经学体现哲学理论，是治世安民的原则；而章学诚（实斋）、龚自珍（定庵）之流，以经为史，有如泾渭不辨，会大大贬损经学的价值，斥为最是荒谬。蒙先生没有接受上述见解，他把治经方法和成果引入史学，使经史贯通，相得益彰，既充实了史学，大大提高其质量，同时也更加发挥了经学的作用。后来蒙先生从事教学工作，讲的多是史学，40岁以后，全副精力更倾注在史学方面，而成就也非常显著。他引经入史的第一部专著是在1927年撰成的《古史甄微》。他从周、汉故记中进行考索，逐渐明白了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乃拼凑而成，时间也晚出。他举几种较为可信的书来作论证：《孟子》以上只言三王，自荀卿而后始言五帝，《庄子》《吕氏春秋》乃言三皇。表示出来的事实是：谈得越晚的反跃居在前面，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所以要讲古史，必须先有一番清理核查的工作。蒙先生对古史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注重证据，当信则信，当疑则疑，既不迷信旧说，一味崇古，也不赞成虚无主义，全盘推倒，所以同风靡当时的疑古派也实大不相同。他是要掌握丰富的资料，进行具体分析，核实史实背景，理顺相互间的关系，从全局着眼，深入钻研，然后才得出结论的。他提出上古思想文化分为三大系的创说，所以颠扑不破，原因就在用力深厚，方法正确，奠定的基础牢固，是不容易摇动的。

蒙先生讲学与友人刘咸炘颇能同调相契，他们的卓越成绩都特别表现于史学方面。刘先生推重章氏的“六经皆史”的见解，还进一步扩大了史学范围，认为宇宙间的学问，究极言之，可以归纳为子、史两者。凡属意识形态，包括理论、学说、主张、议论，都是“子学”；凡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事实，予以记述，作出反映，则莫非“史学”。指出一切事物、事实，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如把任何事物、事实，绝对孤立起来，割断联系，就根本无从理解。因此，刘氏治学，主张博学通识，观风察势，他的《推十书》，包罗至广，就是体现这种治学精神。我们从蒙先生的学术成就看，也是具有“博而通”的特色。例如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就曾以博学来推许过蒙先生，并说：“现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先生是个中国史学家，并且是个上古史学家，很少人知道蒙先生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蒙先生既是经学大师廖季平的学生，又是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学生；此外他又对唐、宋思想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向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1]这段话谈得很简要，须得略作补充：蒙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家，一生勤于写作，粗略估计，不少于两百万字，刊布约及半数。专著除《古史甄微》《经学导言》《经学抉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越史丛考》等外，还辑校唐代道教学者成玄英的《老子义疏》和李荣的《老子注》，共为十卷。发表的学术论文在100篇以上。就论著的科学性质说，中国思想学术史占的比重最大，包括了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史和新罗学，道家和道教学等。他多年寝馈于宋明理学，历时既久，用力亦深，除留下来的《理学札记》和《补遗》外，没有撰作论文，因他认为理学重在实践，如事讲说，则不免空谈之弊。另外，还在中国古民族史、古地理学、巴蜀地方史、历代社会经济史各个方面，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论文。其次，蒙先生治学，眼光锐敏，又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廖师据《王制》《周官》所述礼制不同，著《今古学考》，划清今文和古文学的界限，使两千年来搞不通的许多重大经学问题，迎刃而解，真说得上是经学史上的空前大贡献。蒙先生沿用这一成果，对周、秦之际的齐学进行解剖，又获得极其重要的新发现。按照蒙先生创立的古民族文化三系说：东方海岱区，其学术文化的发达，要比西方河洛区、南方江汉区要起步为早。东方海、岱区以儒、墨两家为代表，其间鲁学和齐学又有差异。鲁学以孔、孟为正宗，齐学盛于战国齐威王、宣王时，所谓稷下（学宫设于齐都临淄稷门附近，以此得名）学派，百家争鸣，学者多至数千人。蒙先生最初持较保守的见解，认为齐学驳杂不纯，是不足与鲁学并论的。1932年他在河南大学任教，其时专意秦史，著《秦之政俗》，于周秦之际的大变革，进行了更深入更认真的探索和研究，思想上出现飞跃，才舍弃旧观点，以为孔、孟虽崇尚周制，秦代虽盛行法家的学说，但周、秦所行的制度，都是客观的“事实”，而孔、孟和法家所宣传或主张的理论仅为主观的“空言”，二者未可混为一谈。作为今文学家的西汉经师，他们都祖述齐学，齐学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虽一时不易搞得很清楚透彻，但就西汉今文学家残存下来的论述，细加耙梳，理出线索，还是可以把体现齐学的儒学思想抉发出来的。蒙先生对此酝酿长达10年之久，直到40年代初才写成《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这篇大作，无论对中国的思想学术史，或社会政治史，都有着创新的意义，值得我们予以高度的重视。龚谨述《蒙文通先生传略》曾介绍说：

（先生）一反曩日崇鲁学薄齐学之故说，而盛赞齐学之“革命”“素王”之恢宏精深。谓两周之典为中野异制，贵贱不可相逾越；秦制则尊奖兼并，而贫富日益悬绝；唯今文家之说“革命”“素王”为“民主”，为“平等”，举周秦两制并绝之。于汉师所礼制并皆揭其深义：井田以均贫富，辟雍以排世族，封禅以选天子，巡狩以黜诸侯，明堂以议时政，是为今文家“王鲁”“新周”之“一王大法”，迥以旧史所载周室旧典不同，所以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也。翻谓昔日所尊孔、孟之论为周之旧典，为维护贵族世卿之制；而以秦、汉之际之儒生为与孔、孟有别之新儒家，谓其造说匪特有激于周、秦之世变，亦且出入于诸子百家，实为战国以来诸子学术发展之总结。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居然有一批儒生发抒理想，推出一套改革创新的理论，有完整体系的制度，在社会上做广泛深入的宣传，并向封建统治者公开提出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要“平等”的要求，这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怪事。蒙先生在上述论文中，是钩稽旧典，发明故说，长期深思，缜密考证，才把长期被掩盖讳饰的事实真相，宣露出来，得以窥见。其意义，不特使我们看到汉代经学曾经放射过缤纷的异彩，同时也彻底否定国人历来安于专制君权统治的谬见。在班固《汉书》中，对今文学家争取制度更新的努力，虽意有所讳，然事体重大，究难掩蔽，其间蛛丝马迹，亦有宛然可寻者：董仲舒于建元三年（前140年）向汉武帝刘彻上天人三策，强调承天意以顺命，明教化以成性，正法度以别上下之序等，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根据今文《公羊春秋》学说及其“大一统”理论来提出的。论史者都认为，这是儒学拥护君权专制之证，而且从此铸成了二千年封建统治的固定格局。但是，董仲舒推出的，乃是一种适合于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妥协方案，是阉割或违离了今文学的主旨精神和“革命”的要求，即变“民本”为“君本”。蒙先生明白指出后来汉廷打起“尊儒”的旗号所推行的，实际是把内容偷换了货色：“易革命为改制，易井田为限田，选天子之说废，而教太子之说隆，明堂议政之义隐，而诤臣讽谏之义张，学校与考试相代兴，封建与守相相错杂，此蜕变固可考也。”此后，在汉统治者的严格控制下，今文经学的要义，即它最能体现人民利益的部分，被取缔或搅乱，“既乱于学官博士之术，再乱于佚经之说”，而且把士人导向专搞“训诂章句”的治经途径，而对那些敢于还要阐述“微言大义”的新儒学家，就断然加以镇压。昭帝元凰三年（前82年），符节令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上言：“汉承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时霍光辅政，坐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诛死。（见《汉书》卷七五本传）随后，成帝时，曾任司隶校尉，素以刚直公廉著称的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人）也上书汉廷，引韩婴《易传》为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上，朝议以宽饶意欲求禅，大逆不道，下狱治罪，宽饶自杀。（《汉书》卷七七本传）今文学的忠实信徒，前仆后继，不怕牺牲，难道只是偶然事件吗？由于统治者的严酷镇压，今文学者所向往追求的理想既难实现，一些人转入民间下层活动，如李寻、甘忠可、夏贺良，借宗教形式传布《包元太平经》（《汉书》七五《李寻传》），曾给初起的道教发展灌注了新的血液，从而还对后来的农民大起义也产生着影响。蒙先生还指出：由于元、成以来，政治衰乱，民不聊生，统治阶级岌岌不可终日，才又出现了王莽代汉，并进行大规模“改制”的一幕。改革运动搞得十分混乱，其结果是惨痛的失败。这样便给汉今文学的光辉理想蒙上阴影和带来副作用，以后就再没有人去注意，自然更谈不到为之奋斗了。

蒙先生写《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这篇论文，从构想到完成，足足花了十多年时间，而且实际只写成了一半，还有一半未写。因为先汉今文学渊源于齐学，齐学在时势剧变的周、秦之际，如何从百家争鸣的诸子学说中，取精用宏，完成对旧儒学（鲁学是其代表）的改造，转变为富有“革命性”的新儒学，这个转变过程是应该交代的。蒙先生对这个问题倒是发表过片鳞只爪的意见，却因抽不出时间，以致未能续写成体系完整的论文，是很可惜的。

蒙先生在其晚年，也是最恶劣的条件下，写成了《越史丛考》，白天拘系于“牛棚”，夜晚释放回家，他在灯下又忘我地干起科研工作来了。他用学有专长的博识，确凿的论据，批驳了一些越南御用学者想从我国领土捞一把的企图，要他们把手缩回去。李一氓同志称赞这本书有一个特点：“没有自命为爱国主义著作，在叙述中也没有侈谈爱国主义，而前后十二节却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这本书是在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已去世15年之久了。

蒙先生著述丰富，兼蕴新意奥义，要一一介绍，是有困难的。以往我有幸承教，也一知半解地阅读过他的部分著作，对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及成就，有一个总的印象，可用12字来表达，就是：“博而能约，积面成体，探源明变。”蒙先生博学广闻，学术界早有定评，只要一看《已刊著作目录系年》[2]，便知其详。难得的是他的学问广博而不杂乱，所论中国历史文化的诸多问题，涉及面非常广阔，所下功力又极深邃，百川竞发，思想学术史是其主流，而儒学又居主流中的中心位置。蒙先生尝谈学问家成就的高下，举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体的四种概念来作比喻，认为“点”的学问，琐屑孤立，难合实际，即使精致，无关宏旨，价值很小。成“线”的学问，原原本本，上下联贯，一般说就不错了，如段玉裁之治《说文》，便达到这个层次。至于视野广阔，在其研究领域内，做到取精用宏，莫不通贯，这就成“面”了。他认为他的老师，廖季平的经学，欧阳竟无的佛学，堪称登上了这一台阶。至于纵之横之。面面俱到，精纯彻底，略无破绽，那才是治学的最高境界，要办到很不容易，他说顾炎武写的《日知录》、赵翼写的《廿二史札记》，只就写笔记一项来作评价，似乎当之无愧了。这是蒙先生在谈切身体会，无疑也反映了他在治学进程中所怀抱的追求。蒙先生治学的又一特色，是探源明变，把历史文化的发展，看成为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机械的拼凑。他讲历史，很重通史，认为学习唐代史，就离不开杜佑的《通典》；学习宋代史也要借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在教学中常常提到南宋浙东学派，指出：吕伯恭（祖谦）最知古，但他言古必及今；陈君举（傅良）最知今，但他言今必自古。史学是体现时间性和变化性最突出的学问，如果把它割裂，而无通观的睿识，就很难有正确的了解。蒙先生从《孟子·尽心上》所说“善观水者必观其澜”的道理得到启发，认为历史总是在变化中进行着的，不过变有大、小和部分、全体的分别，小变、部分之变是“量变”，而具有全局性的剧烈变化，那就是“质变”了。他曾指出中国历史的剧变时期，是在晚周（春秋、战国），魏晋（建安、正始而后），中唐（天宝、大历而后），晚明（正德、嘉靖而后）几个阶段。因他谈的是古代史，如把近代包括进去，我认为鸦片战争（1842年）以后也是处在历史的剧变之中。若就古代四个剧变时期的变化程度作比较，晚周第一，中唐第二，而魏晋、晚明则又次之。思想学术的丰富多彩，总是出现在历史的剧变阶段，从事研究者倘能掌握这个关键而用力着手，便易收到提纲挈领的效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治学上不断追求进步的蒙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来作史学研究的指导，又得到新的收获，例如他在1957年发表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3]，从以生产力为标志的经济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洋洋洒洒数万言，不失为是一篇体现深厚学力兼发挥“明变”观点的力作。

以上略谈蒙先生的治学，挂一漏万，只能算是我的管窥之见，聊备参考而已。关于蒙先生的为人，那知道的就很多了。他的性格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不特喜交朋友，爱护学生，就是社会上所谓九流三教的人，也一视同仁，无所避拒。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也对他有着交情。他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请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以享人生共乐通情之趣。其实他的工资收入，全靠教书，是很有限的，随手辄尽，有时还要向学校预支。这种不寻常的作风，我想是和他平日勤学深思的生活相关的，因为在闭户专心治学的时候，心力集中，能量消耗太大，工作干一段落，就想把紧张的精神松弛一下，一静一动，得到协调，实合养生之理，所以他的劳动强度虽大，仍能保持头脑明敏和身体康强。蒙先生待人接物，看来随随便便，却是重视操守的。他写的《治学杂语》，第一条开宗明义就引述陆象山的话说：“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人。”接着第二条他又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4]蒙先生为人从来持正守己，绝不趋附权势，图谋私利。他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不一登文学院长胡适之门，后来他被解聘。据钱穆先生说：“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5]这就是一个例证。

蒙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并进行学术研究。教过两个中学（重庆联中、重庆二女师），十多所大学（成都大学、成都师大、四川国学院、南京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院、三台东北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他早年在盐亭家乡曾自设私塾，抗战胜利后在成都办过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此外从1941年起担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9年，新中国初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上述经历中可以知道，蒙先生一生劳瘁，是在阅读、思考、写作、讲说的工作中度过的。他为后人遗留下来的丰硕成果，难道不是他心血的结晶吗？

蒙先生生于1894年10月16日，即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岁的九月十八日。他逝世于1968年8月1日。当时“**”的恶浪正在翻滚，一天蒙先生从“牛棚”中被抓去，受到非人的折磨。他负伤归家，旋即病卒。现在，“浩劫”早已过去了，每想到蒙先生竟然受到那样的摧残，真是意想不到的。我怀念他，只能发出沉痛的慨叹：尊敬的老师！历史已经证明：干蠢事坏事的人绝不是您，您是无辜的。老师，安息吧！

（原载《蒙文通教授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纪念册》，四川联合大学1994年10月刊印）

[1]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上的书面发言》，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24日。

[2] 载《蒙文通学记》，194～203页。

[3] 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57（2）。

[4] 《蒙文通学记》，1页。

[5]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153页，岳麓书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