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在拙著《西夏史稿》再版后记中提到，把西夏史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研究，现在方正开始。因为西夏史的许多方面和许多问题，目前还难彻底搞清楚，或者有所涉及也还多争论。我盼望治西夏史的学者们要加强个人研究和集体协作，争取有个新的突破。

短短的这几年里，关于西夏学术研究涌现出不少成果，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最近宁夏大学副教授王天顺同志主持编撰的《西夏战史》一书，又是一项新的重要成果。本书在系统地阐述西夏王朝及其前身夏州政权所经历的三百四十余年（881—1227年）的战争史实的基础上，展示了战争演变的进程，体现了我国中世纪后期各民族（主要在北方）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曾认为，研究以党项为主体民族的西夏历史，必须把它放在整体的祖国（即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衡量，才能纠正偏颇，化除成见，公允地得出合乎科学的论断。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无分大小，地位完全平等。以党项族为首建立的西夏政权，它在历史上的存在和表现，既是党项民族发展中的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事。西夏政权的出现迄于消亡，以及党项族人最后又融合于中华民族大群体之中，党项族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发展迅速，贡献卓著，它给祖国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实在难以估量，我们是不应该忽视和加以抹杀的。

西夏政权的建立，基本上统一了除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外的我国西北地区，而且统治长达近两百年之久。这种局部的统一，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和宋、辽、金诸政权，分疆而治，政治形式上对立，而经济文化方面，交流互助，息息相关。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历史，这是颠扑不破的应有结论。我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可充分说明：我国历史经过了唐末下迄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又逐步地进入局部的统一，出现了辽和继起的金、宋和西夏鼎立局面，历时三百多年后，再由局部的统一进而实现了元、明、清三代的大统一局面。由此可见，西夏历史是祖国中世纪后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西夏史，就难以真正了解和它并存的宋、辽、金史，自然也就谈不上了解这一时期整体的中国史。因此可以说，要了解宋、辽、金史，以至于当时的整个中国史，研究西夏史这个环节是必不可缺少的。

西夏的位置，处于汉（宋）、契丹（辽）、女真（金）、蒙（鞑靼）、维（回鹘）、藏（吐蕃）各族环绕的中心，它从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汉、藏、维三方的交往接触中深受影响。因此我们加强对西夏同各民族交流和“打交道”的史实探索，必将有助于对西夏的进一步认识。

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各族交往加深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交战双方社会实力全面较量的集中表现。可见，《西夏战史》的编撰，其主旨绝不在于描述一些战役，或对这几百年的战争史实作出综合的回顾，它的价值乃在于通过战争这一反映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特性，掌握线索，进而探寻这一时期我国务民族、各对立政权之间的关系和实质。

《西夏战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历史学界一大可喜成果。本书实事求是，史据丰足，很少空论。它对西夏战争的诸内在因素，特别是关于战争的地理、战争机制、战争与其经济和民族关系等重要问题，论述详备深透，多有新论，是一本值得重视的力作。

宁夏平原是西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基地，1981年8月我曾到宁夏银川市（即西夏故都兴庆府）参加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1983年5月又应邀在宁夏大学历史系讲学。我两次亲履其地，看到宁夏平原的富饶美丽，贺兰山麓西夏陵区的宏阔庄严，以及众多热爱西夏学术研究的学者在地方各级领导关怀支持下勤勉工作的情景，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宁夏具有开展西夏学术研究的客观优越条件，现在欣逢王天顺等同志的《西夏战史》即将问世，这是推动西夏历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在当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相信宁夏学者定将发扬奋进精神，为西夏学术研究做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原载《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