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夏以“白上”名国，我国最早研究西夏文的罗福成和苏联学者聂历山都曾主张“白上”是“白河之上游”的意思。这个主张很有影响，迄今还一直流行。罗福成说：“西夏立国西陲，居黄河上游，故曰河西。黄河发源水色不黄，或有白河之称，以对黑水也。夏人居白河之上游，故名之曰‘白上’，岂其然乎！”李范文同志近撰《“邦泥定国兀卒”考释》一文仍肯定这个旧说，认为“西夏人著的《西夏赋》里有这样的诗句：‘黔首石城漠水边，亦面父冢白河上。’‘白上’一名即‘白河上游’之简称”。并阐述说：“不论是岷江山麓之白水江，或是黄河上游之白上河，党项人都曾在这里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亦可以说是他们祖先的发祥地，因此用诗歌来歌颂，用国名来纪念，是符合历史、符合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

由于西夏史料缺乏，而西夏人写的《西夏赋》中竟出现有“赤面父冢白河上”的文句，特别引人注目，因此便用“白河上”来释“白上国”，是容易使人接受的；况且本有党项出自“猕猴种”的传说，所谓“赤面父”不就是在追怀他们自己的祖先吗？

但是，仔细推敲和进行分析，上述以“白上”即“白河上”的说法是有些弱点的：

第一，在我国大地上以白、黑来名水流的是太多太普泛了，清澈的叫白水、白河，混浊的叫黑水、黑河，十分平常，夏景帝元昊建国称帝，才新定了“邦泥定”（白上国）的国名，当时番汉人才济济，如以发祥于白河上游为说，取义是肤浅的。还有值得考虑的是，元昊这时正公开宣称“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15]，认为是鲜卑的后裔，并不承认源自羌族，作为西夏王室的拓跋（后改称嵬名）氏对羌人往往还流露出对抗的情绪，例如宋太宗问李继捧：“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16]夏崇宗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也记有“先后（按指夏惠宗）之朝，西羌梗边，寇乎凉土”的话，皆是其证。这样看来西夏（党项）人写的《西夏赋》里的“白河上”是否就和“白上”或“白上国”的含义相同看来已有可疑；退一步言，即使党项羌人发祥于白河上游而“白河上”遂成为“白上国”得名的原因的说法能够成立，这只能认为是西夏国中的党项羌族人的一种设想的看法，像宣布国名那样意义重大的事件，不经过统治者的认可批准，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按照西夏语法，“白上”乃是“上白”的意思，所谓“白上国”译成汉义也应是“上白国”，王静如先生在50年前发表过这一见解[17]。换言之，“上”是“崇尚”“尊仰”的意思。宣布以“邦泥定”（白上国）作为西夏国名的夏景宗元昊，就“通蕃汉文字”，西夏人重视文字学，编有各类字书，不少人会写典雅堂皇的文章，如果把“白上”等同为“白河上”，既不合西夏语法规则，从汉文来看也犯了“增字解经”的失误，是不足取的。因为把“白上”理解为“白河上”就凭空增添了一个“河”字，是原义所没有的。因此，我们认为，照字面讲，“白上”就是“上白”，也就是崇尚白色之意。这当然须得追问下去：西夏为什么要“上白”，而且郑重其事地把它定为国名呢？这个问题对研究西夏史的人来说是值得去探讨的。

我认为西夏以“白上”为国名，与我国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说明西夏统治者为什么取名“白上国”的道理，首先须得略一回顾长时期流行于我国的五行思想学说。按把水、火、金、木、土为标志的五行弄来和五方、五色、五音、五时、五味、五常、五情、五脏等比附配套，作为系统齐整的“宇宙间架”，从点滴琐屑的日常生活，以至冠冕堂皇的政学宏论，都离不开它的渗透和影响。例如汉儒撰作的《春秋大传》说：“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18]《礼记·月令》记述天子依时令行事，春夏秋冬各殊，以趋吉避凶，表现五行思想非常突出，汉魏以下社会流行“四灵”（也叫“四神”）的信仰。《三辅黄图》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人们常以“四灵”的形象制作瓦当、铜镜、葬具和其他一些器皿上的纹饰，同时也给四周的兄弟民族以一定的影响。这样，在我国各民族的心目中普遍地形成一种虚构的阴阳五行观念，习以为常地公认：西方是属金的，金是白色的。党项族入居内地既久，其思想意识自难免除这种影响。特别是西夏统治阶级染濡汉化素深，他们在建立和维持自己政权的时候，必然也会利用这种深入人心的风俗信仰，来加强对内统治人民和对外发展扩张的精神力量。因此西夏统治者根据和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宣称他们的政权拥有祖国西部地区，是一个属金而色尚白的国家；并由于它与宋、辽比邻而居，而宋、辽本有“南朝”“北朝”之称，而西夏对它们也正是这样称呼的[19]，因此西夏如得到宋、辽公开承认它居于“西朝”的对等地位，则三国鼎立之势成，就可以改变其父、祖尝臣事宋、辽的藩属形象，会大大提高声誉而加强对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号召力量。1038年元昊给宋朝的表文，即有“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史·夏国传上》）的话，是明白提出了今后要使西夏政权的地位上升一步，和宋朝维持平等的新关系。

元昊为了实现上述要求，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宋朝拒绝了他的称帝要求之后，西夏给宋朝吃了三次大败仗，但本身也感到财竭民困，所以又终归于和。双方议和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元昊“欲称男而不称臣”（《长编》卷一四二）。《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六载《任颛墓志》说：“夏国遣使吕你如定来纳款，且大有须索，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藩臣之名，伸父事之礼。”到庆历四年（1044年）和约成立，宋朝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名为“岁赐”，实际是宋朝每年要送至255000两、匹、斤银、绢、茶的赔款给西夏），然后“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长编》卷一四五，庆历四年五月丙戌条）。但这只是在表面上对宋朝敷衍一下，实际上元昊并没有改变它的倔强态度。他在西夏臣民面前仍是至高无上、威权十足的皇帝。元昊须用宾礼接待宋朝使臣，这本是和约所明文规定的，但元昊拒不执行，“宋每遣使往，馆于宥州，终不复至兴、灵，而元昊帝其国自若也”（《宋史·夏国传上》）。还有西夏在和宋朝的交往上，其臣僚惯常使用尊高官称，很不符合封建主义的“陪臣”体制，这也是使宋朝统治阶级感到十分尴尬的事。《宋史》卷三一一《庞笈传》载：“元昊又以（野利）旺荣书来，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笈报书，使呼旺荣为太尉。笈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不得臣矣。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其官名也，于义无嫌。’朝廷从之。”又《宋史》卷二九二《程戡传》载：“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宫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戡止令称使副不以官，称枢密曰‘领卢’，方许之。”这就告诉了我们西夏官制称“太尉”，称“枢密”，俨然以一个独立政权的姿态对宋，是没有什么避讳的。宋朝为了掩耳盗铃，不使臣民眼睁睁地看到西夏使用那种显示对等地位的官称，就对西夏派来的使臣只限用蕃称而不用汉称。我们在《宋史·夏国传上》里看到，一段时期西夏使臣所戴官称诸如“祖儒”“聿则”“吕宁”“昂星”“丁拏”“芭良”“鼎利”之类，直书蕃称不加解释，我们现在固不解其义，恐怕当时一般人未必弄得清楚。这种情形正说明元昊称“邦泥定国”，宋朝有意封锁消息，不让人知道它的本义所指。正因为这样，几百年来在宋代文献中的“邦泥定国”一词就几乎成为“广陵散”了。

给自己政权树立“西朝”形象的元昊，不只是向宋争取平等地位，对辽也是这样。西夏和辽朝的关系较为亲密，继迁、元昊、乾顺都是辽室的女婿，倚辽为援，共胁赵宋，本是西夏的基本国策。但元昊建国称帝，在胜宋约和之后，也和辽朝发生裂痕，不惜动用干戈。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记：“契丹界夹山部落呆家（按指鞑靼）等族离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词责问，元昊辞不报，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曰：‘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这显然是元昊对辽也不欲以藩属自居，所以把辽的责问顶了回去，而且打了一仗，还是西夏占了上风。

其次，从西夏民族固有的风习上看，无论是党项以至西夏王室自称所从出的鲜卑，都有尚白之俗。党项族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唐以来为吐蕃所侵迫，逐步内迁，分布于今甘东、陕北、宁夏及内蒙古河套等地。西夏拓跋氏势力兴起的根据地是在夏州，赫连勃勃建立夏国作为首都的统万城就在这里，城以建筑坚固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夏州城夙有白城儿或白城子的俗称[27]。元昊自称元魏后裔，出身于鲜卑；鲜卑为白部胡，汉族人称之为白虏[28]。西夏统治者为了保存祖先故俗，显示自己的族系尊贵，提倡尚白，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党项是西夏的主体民族，在建立西夏政权和西夏社会封建化的发展中，实由他们起着主导作用。党项夙被列为羌族，羌族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种落繁杂的民族，他们向来生活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故有“西羌”之称。在汉族人的心目中，西羌是刚强坚毅、善斗不挠的民族。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里对他们作出的评价说：“性坚刚猛勇，得西方金行之气焉。”宋代初年编写成书的《册府元龟》，在卷九六○，外臣部、土风二里就把《后汉书》论述西羌民族特点的13个字，抄过来移用到党项民族的头上，这就更加说明了主要由党项民族建立起来的西夏，它具有“得西方金行之气”的特殊品质，也是汉族人的固有认识。

再次，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西夏是特别崇信佛教的国家，佛教教义也是尚白的。佛家称“白法”是“白净之法”，为一切善法之总称。在佛典中经常是用白、黑来比喻善与恶、清与浊、智与愚、贤与不肖的；称人作好事为“白业”，作坏事为“黑业”。《毗奈耶杂事》卷八：“大王当知白业白报，黑业黑报，杂业杂报，是故应舍黑、杂二业，当业白业。”西夏统治者曾不遗余力地大力提倡佛教，他们宣扬尚白，通过宗教涂上一层神学的油彩，麻醉人民的作用更大，将更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佛教信仰以白为善，这种风俗下到明代在四川威、茂等州的番民（羌族）中还依然流行。《明武宗正德实录》卷三○载：“正德二年九月……乙巳……镇守四川太监罗蘥奏：‘威、茂所辖卜南村、曲山等寨，自弘治四年叛，不服征徭十七年矣，至是来归，乞为白人；兼请衣巾头纳粮差。’白人者，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也。礼部复议：‘番人既知向化，宜照例量令人贡给赏，以示恩威。’镇守等官亦请少加赏劳。诏是之。”

我们还须指出，在西夏的周围，许多邻接的非汉族地区，也多保存有尊尚白色的信仰习俗。由于西夏和辽、宋相比较，乃是一个颇为逊色的次等政权，它为增强地位、扩大影响，有利于助长抗衡宋、辽的声势，就特别需要和相邻的“蕃族”加强联系，以争取他们的同情与合作。元昊自陈称号皇帝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受到“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诸族的热烈拥戴，“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29]，显然是打起团结蕃族的旗帜，来和宋朝对话以至对抗的。宋朝拒绝了元昊的要求，他遣贺九言致“嫚书”，一则曰：“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再则曰：“妄乱蕃族，谅为不可”[30]，以蕃族代表的资格说话，指责非蕃族的宋朝无权干涉。西夏统治者一方面要和宋朝立异，在另一方面也就要和相邻的蕃族求同，借此扩大声势进而孤立宋朝。西夏称“白上国”，适应了诸邻族尊尚白色的风俗，这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对西夏的内部统治和对宋的斗争显然也是大有帮助的。以上是我对“白上国”含义的理解，并希读者指正。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1] 《介绍西夏陵区的几件文物》，载《文物》，1978（8）。

[2] 《宋史·夏国传上》。

[3] 《东都事略》卷一二七《西夏一》。

[4] 《范文正公全集》卷九《答赵元昊书》。

[5] 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夏国传上》。

[6] 按《长编》一书，其中有关少数民族音译名称，多遭清人擅改，非复李焘原书所记。

[7] 《宋史》卷三二○《蔡襄传》：“元昊纳款，始自称‘兀卒’，既又译为‘吾祖’。襄言：‘吾祖’犹言‘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赐之诏，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语邪？”议者大约就是指的蔡襄。

[8] 陈述：《哈喇契丹说》，载《历史研究》，1956（2）。

[9] 《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二月乙卯记事。

[10] 作者曾以“邦泥定”译名问题向徐中舒先生请教。徐先生说：汉语和藏缅语族关系密切，“邦”“定”二字似亦可用汉语字义加以解释，因为邦即国，定为上，顶、颠等汉字均有“上”义，如《诗经·麟趾》的“麟之定”，定即是额；如果“泥”字能在西夏文或藏文里有训“白”的旁证，那“邦泥定”三字从意义方面说，也是和“白上国”相适合的。又据任乃强先生说：“定”与顶同，ding在羌藏语中有“最上”之义；尼泊尔称尼巴、尼族、尼人，尼（泥）字也含“白”义。我把这些新颖的意见，附记于此，以供参考。

[11] 此文收在聂氏《西夏语文学》第一卷，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于1960年出版。1935年3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2期，载唐叔豫汉释文，题《关于西夏国名》。

[12] 此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西夏部》引文，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16册，3页下。今本《石林燕语》（《丛书集成初编》）卷八作“称南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其“南”字应为“男”之误。

[13]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7页。

[14]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23、25页。

[15] 《宋史·夏国传上》。

[16] 此据《宋史·夏国传上》。《宋太宗皇帝实录》卷二九，则作“诸侯狡恶不可制，臣但羁縻而已。”

[17] 参见《再论西夏语言及其国名》，见《西夏研究》第2辑，1933年。

[18] 《史记》卷六○《三王世家》，褚少孙补文转引。

[19] 《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记事：鄜延路经略使范纯粹奏报宋廷说：“昔元昊叛时，虽数遣人求和而故为悖慢难从之义，朝廷不从，则语曰：‘我求罢兵而南朝不许。’”同一奏中也提到梁乙逋用事，屡寇宋边，每语人曰：“嵬名家人管国事有此功否？南朝曾如此怕否？”西夏有时亦称宋为“南国”，见《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至西夏称辽为“北朝”“北边”，记载极多，不赘举。

[20] 《宋史》卷一《太祖纪一》与同书卷一○○《礼志三》；及《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四月甲辰记事。

[21] 《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记事。

[22] 《淮南子·天文训》：“西方金也，其神曰太白，其兽白虎。”《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西方者金。”《白虎通·情性》：“西方亦金，成万物也。”《论衡·物势》：“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

[23] 《后汉书·虞诩傅燮传赞》：“先零扰疆，邓崔弃凉，诩燮令图，再全金方。”《晋书·姚弋仲载记论》：“弋仲越自金方，言归石氏。”又《白孔六帖》：“金方戒序，白帝用事。”各书所云金方，皆是指的西方。

[24] 此碑文最早收载《嘉靖宁夏新志》，乾隆《甘肃通志》卷九二及罗福颐编《西夏文存》均加转录。

[25]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里，也有“大夏开国，奄有西土”的话，西夏统治者一贯在“西土”和“金方”上大做文章，不待说“上白”的道理也自然引申出来了。

[26] 参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六期。又《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吐蕃传》：“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

[27] 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六，及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统万城遗址调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1）。

[28] 据宋叶廷珪《海录碎事》的《地部·夷狄目》载：“秦人呼鲜卑为白虏。”

[29] 引文俱见《宋史·夏国传上》。

[30] 《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