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2]。以大夏为国名，乃是沿用唐、宋中原王朝给予夏州藩镇的惯称，在元人纂修的《宋》《辽》《金》三史里，分别立有《夏国传》《西夏外传》《西夏传》，说明“夏”的名称久已家喻户晓，因而反映在汉籍记载中是普遍一致的。但西夏自称“邦泥定”的历史事实，长期晦而不明，一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白上国”的命名含义，近人虽有过解释，我却认为还有商榷的必要。

西夏自称“邦泥定”是在夏、宋战争中提出的。先是元昊称帝，夏宋关系决裂，经过1040年、1041年及1042年三次大战，西夏取得辉煌胜利，宋朝震恐，倾向议和，宋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封建体制，极不欲元昊称尊抗立，愿以经济利益作为其取消帝号的交换。当时范仲淹经略西事，就写了私书给元昊，指出“不避本朝，并建大位”，是宋朝统治阶级感到“惊愤”的事[3]，因此要求元昊说：“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中朝天子侔似，名岂正而言岂顺乎？如众情莫夺，亦有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于本国语言为便，复不失其尊大。”并说：“又大王之国，财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也。”[4]这封私书的擅发，尽管曾使范仲淹受到处分，但后来宋夏议和还是基本上照这个建议定下来的。其事的曲折经过，大体是：庆历二年，宋廷密令边臣庞籍与西夏议和，元昊仍然“倔强不肯削僭号”；庆历三年西夏遣使赴宋，元昊来书“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5]。李焘《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正月癸巳记事也载：“视其书，元昊自称男邦泥鼎国乌珠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并记西夏使贺从勖言：“本国遣从勖上书，无奉表体式，其称乌珠，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6]贺从勖所云改称乌珠的话，显然就是范仲淹曾经对元昊提过的建议，元昊对宋朝不直接称皇帝（在国内仍然称皇帝），这表明元昊在形式上作了极其有限的让步。宋夏进行这一段交涉，告诉我们如下一些事实：第一，西夏提出了自己新定的国名叫“邦泥定”（《长编》作邦泥鼎，《东都事略》作邦儿定，儿同倪，泥倪、定鼎同音）。第二，元昊对宋朝放弃了皇帝名称而改称“兀卒”（《长编》作乌珠），兀卒也写成“吾祖”。《宋史·夏国传上》说：“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许。”[7]其实“兀卒”一名的取义，乃是沿袭了我国北边各族的尊天旧俗。《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记事：“‘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按指宋朝）为‘黄天子’。”历史上活动于祖国北边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诸族，都有尊天的信仰，由于天色是青的，元昊称“青天子”乃所以特示尊贵；而且“天地玄黄”也是汉族的传统说法，《周易·文言传》谓：“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后魏拓跋氏曾改姓为“元”，元即玄也，也就是青色[8]。元昊抱天尊地卑的想法，认为青天子胜过黄天子，这和他以元魏帝裔自居，大事渲染，本来也是非常合拍的。第三，元昊对宋帝只称父而不自称臣，是其祖继迁早受赐姓赵，久列属籍，父男关系本同一体，仍可保持独立，若果称臣便要受封建制度的约束，洗刷不掉旧日的服属形象，对于西夏向宋朝争取平等地位是个大障碍。在庆历三年初夏宋议和之际，宋执政大臣韩琦、范仲淹等就对宋仁宗指出过元昊的这种意图，是“欲与朝廷抗礼”，为“鼎峙之国”；并说：“如更许以大号，此后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当有‘西帝’‘西朝’之称”[9]。很显然，元昊新称“邦泥定”的国名，乃是实际表达了他要和宋朝（自然也包括辽朝）建立平起平坐的新关系。

“邦泥定”既是汉字“白上国”的音读，为什么还要写成“邦泥定国”，赘上一个“国”字呢？这是因“邦泥定”三字在汉语里难以直接体现出“国”的意义，所以才采用同义叠译的办法，使之明确突出。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流行于元代的白话碑，就可以发现同样的例证：如1240年《济源十万紫微宫圣旨碑》里的“也可合敦大皇后”，“也可”即“大”，“合敦”即“皇后”[13]；1268年《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里的“哈罕皇帝”和1276年《龙门禹王庙令旨碑》里的“匣罕皇帝”[14]，“哈罕”和“匣罕”也就是“皇帝”之称；这都是同义叠译之例。

“邦泥定”和“白上国”，对汉族人来说，一为音译，一为意译；那末，从西夏（党项）人来说，根本意义就是一回事。因此，我们只需探讨在汉语里有义可寻的“白上国”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