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唃厮啰徙居青唐城，青唐城成为吐蕃族的统治中心，历时将及百年。在这期间由于西夏兴起，东西商旅要通过河西走廊的著名“丝路”时，既苦苛征重敛，且常遭劫掠，风险不测，因此另辟较为安全的东西交通路线，便提到日程上来。青唐城为适应这种需要而迅速兴盛起来了。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说：“西宁州，旧青唐城。元符二年，陇桚降，建为鄯州，仍为陇右节度，三年弃之。崇宁三年收复，建陇右都督府，改鄯州为西宁州，又置倚郭县。赐郡名曰西平，升中都督府。三年，加宾德军节度使。五年，罢倚郭县。”宋朝占领青唐城后，建州置节度使，设都督府，足以说明地位的重要。流传下来的《青唐录》，是宋人李远在元符二至三年（1099—1100年）随军进入湟、鄯地区所写的见闻实录[73]。其叙述：青唐城周围20里，共开8个城门，中有隔城，分为东西二城。唃厮啰部主的宫殿前面有两重谯楼，谯楼后设中门和仪门。仪门内东西为统治者的妻妾契丹公主和夏国公主所分居，房屋为土顶。在仪门以北二百多步为大殿，顶上复瓦，柱梁均加彩绘。殿基高约八尺，统治者座位高出地面一丈多，四面环绕绿琉璃砖，有“禁围”的称呼。凡首领升殿谈话，只许在“禁围”外陈述。殿廷旁边有一座金属冶铸的大佛像，高达数丈，饰以真珠，复以羽盖，辅臣亲要就在佛像两侧处理公务。从上述情况看来，青唐政权显然具有小朝廷的规模，而别开生面之处则是把大佛像放在殿廷里面，充溢着宗教气氛，突出地表达了作为“佛子”的统治者是在“替天行道”，成为后来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先驱。

西城内一条直南大街的西边，有面积亩余的三级祭坛，每三年统治者要在这里举行祭天大典一次。在西城内外居住着部民数千家。而在东城区居住的则是流散及被俘来的各族人，还有西域的于阗、回鹘商人数百家。东西城居民的区分，是一定程度的民族自觉精神的反映。

青唐城外的西郊，建有大寺院，占地五六里，房屋多至千余楹，塑有涂金的大佛像，护以高层的浮屠（塔）。

从青唐城乘善马西行三个日程便到青海湖，湖西地势平衍，是游牧地带，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其人善逐水草，以牧放射猎为生，多不粒食。”在进入游牧区处，立有“铁堠”百余，作为界标。界西黄沙漫漫，要经历两个月途程，才到回鹘、于阗地区。

唃厮啰族所统治的湟水流域，适宜农耕，汉、唐两代曾在此屯田，卓著成效，宋取湟、鄯后，为了解决运饷的困难，也曾重视耕垦，有所收获。例如何灌“引邈川水溉闲田千顷，湟人号为广利渠”。后来他又“提点熙河兰湟弓箭手；入言：‘汉金城、湟中谷斛八钱，今西宁、湟、廓即其地也。汉唐故渠沿可考，若先茸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则人乐应募，而射士之额足矣。’从之。甫牛岁，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为他路最”[74]。政和五年（1115年）知西宁州的赵隆也主持引宗河（指湟水中游）水灌溉西宁城附近川地，增加了水浇地数百顷[75]，还从河州募人到西宁佃种官田，“家选一丁，官给口粮”[76]。生产搞得好，有利社会安定，因此“羌豪信服，十二种户三万六千，愿比内地”[77]。

湟河流域是宋人进入唃厮啰族地区的要道。李远《青唐录》记载：“河州渡河至炳灵寺……三十里至墨城……自墨城西，下坡十余里，始得平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铠；由平壤中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七里，北临宗河桥，西入省章峡，上峻岭二十余里至湟，复由小径下十余里，道出峭壁间……四十里出峡，屈曲下至大川……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又四十里至宗哥城，分东西二垒，广八里。北依山，南枕湟水，比诸城最高。……又二十余里至青唐城。”

这条交通动脉把唃厮啰族和内地的经济交流紧密联系起来，茶马互市占着首要地位。我国西北民族地处高寒，“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78]，故自唐以来，饮茶大行于世。回纥、吐蕃皆以马易茶，需茶至殷，而中原王朝亦借以作为控制外蕃的手段。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和吐蕃在赤岭互市，这是在青海境内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宋代重视马政，收购马匹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方面通过各民族首领遣使进贡，宋朝则给予价值略等的回赐；另一方面是宋朝在沿边设置商务机构，“召募蕃商，广收良马”[79]，以及民间的往来货贩。北宋初年每年得马仅五千多匹，到仁宗的“天圣（1023—1032年）中，蕃部省马至三万四千九百余匹。嘉祐（1056—1063年）以前，原、渭、德顺凡三岁市马至万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马至万五千匹”[80]。其间来自吐蕃地区的马匹占最多数。

唃厮啰族和宋朝的茶马互市，下举数例，可见一斑：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宗哥族唃厮啰、立遵、温逋、斯木罗丹并遣使贡马……估其值得钱七百六十万（文），诏赐袍笏、金带、器币、供帐什物、茶、药有差，凡有（中）金七千两，他物称是”[81]。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宗哥唃厮啰、立遵遣使来献马五百八十二匹；诏赐器币总万二千计以答之”[82]。

熙宁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西蕃邈川首领董毡进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诏依例估价，特回赐银彩及添赐钱，仍赐对衣、金腰带、银器、衣着、茶等……除旧请外，岁添赐大彩四百匹，角茶二百（斤）、散茶二百斤”[83]。

元丰二年六月十七日董毡所遣贡奉大首领辞行，宋神宗对他们说：“归告董毡……今已许汝纳款，此后可数遣人来，任便交易。”[84]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阿里骨进马一百七十九匹，诏户部逐匹估计，于都数内，增二分赐之”[85]。

熙宁七年初定熙河，经略使王韶说过：“西人（按指吐蕃）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惟茶。”[86]“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87]。所以卖茶一项成为中原王朝控制边裔民族的有力手段。除马匹外，这时经由沿边吐蕃输入的货物，品种也是繁多的。王韶在熙宁五年三月曾向宋朝谈道：“沿边州郡，惟秦凤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蕃中货物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欲于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人亦不下一二十万贯。”[88]稍后担任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的李宪也谈道：“卢甘、丁吴、于阗、西蕃，旧以麝香、水银、硃砂、牛黄、真珠、生金、犀、玉、珊瑚、茸褐、驼褐、三雅褐、花蕊布、兜罗锦、硇砂、阿魏、木香、安息香、黄连、牦牛尾、狨毛、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交市”[89]，这个商品单主要是为宋朝统治阶级提供珍贵药物和奢侈品的。宋朝输出的物品凡有关军用的如铜铁之类，禁止外流，唃厮啰政权和宋朝有同盟关系，因此这类物资也能获得特许。例如元丰三年，“董毡欲建一城，来求铁器，且及援兵”。宋朝慷慨答允：“修城铁器已令应副，先具数来；至修城时，当令经略司遣兵照管。”[90]元祐六年阿里骨请求过一批熟铜，宋朝也特许拨赐千斤[91]。

关于河湟吐蕃的社会风俗，《宋史·吐蕃传》有着如下概述：

市易用五谷、乳香、硇砂、罽毯、马牛以代钱帛。

乳香、硃砂非当地所产，把它作为交换媒介，可见西域商品在青唐城一带非常流行。

穿着方面，“贵虎豹皮，用缘饰衣裘。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吐蕃历来珍尚虎豹皮。至道元年凉州吐蕃当尊，获赐虎皮，便欢呼至谢；景德元年潘罗支也为所属首领阎藏乞讨虎皮翻披，即其二例[92]。

饮食方面，“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

居住方面，“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以屋顶盖瓦示尊贵，唯有宫殿和寺院才能这样，比之西夏“有官爵者，始得复以之瓦”[93]的规定，显得更加严格。

宗教迷信十分浓重。“尊释氏，不知医药，疾病召巫觋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信咒诅，或以决事，讼有疑，使诅之。”唃厮啰时期在今青海省地区佛教非常流行，属于藏族宗教史上的所谓“后宏期”，佛教吸收了早来本教的神祇的崇拜仪式，形成喇嘛教，喇嘛教僧人与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结合紧密，互相利用，因此居于社会的崇高地位。

在处理讼诉和刑罚方面：“讼者上辞牍，藉之以帛，事重则以锦。亦有鞭笞扭械诸刑具。”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则说：“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绵果其讼牒物，多者为有理。”

历法纪年方面，“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这是一种简略纪年法。吐蕃历法9世纪初即见于文字记载，它是以五行、阴阳和十二生属相配合来纪年的。自宋天圣五年丁卯（1027年）藏历阴火兔年开始，每60年称为一个“饶琼”；到宋元祐元年丙寅（1086年）藏历阳火虎年，就是第一个饶琼。这正当唃厮啰的统治年代。

其他风俗习惯方面：“唃厮啰更鼓，自昏达旦，三挝而已。”[94]河湟吐蕃族“多并水为秋千戏。贡献为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贰曰，‘心白向汉’云。”吐蕃族有崇尚白色的传统，广泛流传藏族民间的《格萨尔王传》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意识的习俗。

唃厮啰时期，河湟社会安定，青唐城出现了繁荣兴旺气象，这和当时出现的交通新情况大有关系。《宋史·吐蕃传》说：“唃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临谷城在青唐城西40里，为今西宁市西郊的通海区旧林金城，后改宁西城[95]。林金或写作林擒。当时从西域东来的商人，他们为避开西夏河西走廊的旧路，由今新疆东南境，过阿尔金山，进入青海省西北，穿行柴达木盆地，沿青海湖南边，到达临谷城，再进驻青唐城，和中原西来的商贾进行交易。西域商人还可继续由此前往契丹和宋朝的汴京。要去汴京的商旅循湟水先至邈川，再东南行，渡黄河至河州、熙州以达秦州；秦州是北宋和西方交往的门户，华夷走集，贸易兴盛。由此顺渭河东下，出潼关，泛黄河，就直抵开封。

历史上著名的“丝路”，其河西走廊一线，把中原和西域连结起来，历来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但非常的情况仍然出现过。4世纪，河西走廊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由于战祸频仍，旅行的人难以平安通过，便只好另辟蹊径，改道青海地区。例如：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僧人法显[96]，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僧人昙无竭（法勇）[97]，及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宋云等之赴西域[98]，都是避开河西走廊的一段或全程，由青海地区前往的。北周武成元年（559年）乾陀罗人阇那崛多东来长安，也仍是取道青海[99]。

还有吐谷浑王慕利延西奔一事也说明问题。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北魏遣将进攻吐谷浑，慕利延走白兰；魏复命将进讨白兰，慕利延恐惧，驱其部众渡流沙，西入于阗国（今和田），杀其王，复南征罽賔（今克什米尔）。慕利延的统治中心是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的浇河（今贵德县境）至赤水（故城在旧兴海县治）一带地区。慕利延带着大部队西奔，还征服了西域的国家。综合这些事例来看，青海西部地区虽然荒凉，渺无人居，但从这里开辟一条东西通道完全是可能的。

唃厮啰时期，从西域东行的人，避开西夏河西走廊，有南北两道，南为青海路，北为鞑靼路，尤以南道为重要。两条路线的分叉点在今新疆罗布泊之南，有黄头回鹘[100]散居在这一带。《宋史》卷四九○《拂菻传》记载：元丰四年十月，拂菻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赴宋朝贡，其路线是“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鹘、青唐，乃抵中国。”走的就是南道青海路。但《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九所载，据拂菻来使口述的行程则是：“东至西大食及于阗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鞑靼，次到种榅。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擒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其中为《宋史·拂菻传》所无的“又东至鞑靼，次至种榅”九字，羼在里面，不好解释。因为据现代学者研究[101]，种榅即仲云，居住黄头回纥的东北，散布在以哈密盆地为中心的地区，牙帐设于胡卢碛。从这里向东走就是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疆地带，当时属契丹的上京道，为鞑靼族生息流动之所，通过这条位于西夏北侧的“鞑靼道”，便可到达上京临潢府。我的理解，认为“又东至鞑靼，次至种榅”这两句，只是拂菻使者口头谈到有这样另一条北行的路线；而他本身实际所走的则系南道“青海路”。

还有通过西夏境内的南北纵断路。例如从契丹上京道西部鞑靼区，沿今内蒙古额济纳河道南行，经由甘州或凉州，穿越南山，便直达湟水北岸；又如从上京道南下，在狼山及贺兰山的西边，西南向经今腾格里沙漠边缘，进入凉州，也可到达青唐城。契丹清宁四年（1058年）把公主嫁给董毡，“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与唃厮啰约举兵取河西，河西谓夏国也”[102]。所谓回鹘路就是指的后一条纵断路。

青唐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分布着吐蕃部落，虽处于割据状态，但交通联系还是存在的。从青唐城西南行，自唐以来就有和藏区逻些城相连的旧道，至宋代虽已衰废，但不会完全断绝。在青唐城的东南和南方也有往来的途径。例如吐谷浑立国青海，6世纪初益州（今成都地区）就一度成为吐谷浑人和南朝互相贸易的枢纽；吐谷浑派赴南朝的使者络绎于途[103]。说明青海和四川的交通也是通畅的。由青唐城东南出，便到陇南、蜀北，这一带是羌蕃族人的住区，因此宋朝每当西夏侵进时，就担心敌人会从此乘隙而入。宋仁宗时，“利州路转运使张宗彝言：‘西贼（按指西夏）自文州（今甘肃文县）有路直达益州’。”李焘是蜀人，认为所言未免太夸张[104]，但宋朝后来对文州及龙州、清川等处特别注意，“以当西界之路，谨备御也”[105]。《宋史》卷三五三《蒲卤传》谓：“蒲卤……通判文州。有献议者，欲载文州径路达陕西。卤言：‘洮、岷、积石，至文为甚迩，自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也。异时鬼章欲从此窥蜀，为其阴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议遂塞。”

又李远《青唐录》说：“青唐之南有沪戎，汉呼为芦甘子，其人物与青唐羌相类，所造铠甲刀剑尤良。沪戎之南即为西蜀之背，沪戎至蜀有崇山绝岭之国。”卢甘是宋朝的朝贡国之一，地理位置不明，根据这条材料，卢甘可能就在今四川境内的大金川流域一带。宋代科学家沈括盛称过“青堂羌善锻甲”，谓“铁色青黑，莹澈可见毛发”；并说镇戎军藏有这类铁甲一副，“相传以为宝器”[106]。大约即是与“青唐羌相关”的卢甘人的手工产品。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唃厮啰在他的50多年的统治期中，把河湟流域分裂割据的吐蕃部落基本上统一起来。他成了吐蕃族人所拥戴的中心人物，他的首府青唐城在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各族聚居，商旅如云，使东西交通的大动脉重新跳跃起来，并对河湟地区的生产起着推动的作用，也有利于各族的友好和团结。唃厮啰生存的年代正是宋、辽、夏几个政权鼎峙互竞的时期，他作为一个吐蕃族的杰出领袖，在当时祖国历史上，对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有不小的影响。我认为，应该把这个时期的河湟吐蕃族作为在宋、辽、夏以外的第四种力量来加以注视和衡量，这样做，将是有益于更深入地去了解当时祖国的整体历史的。其次，流传下来的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它是从11世纪以来，多数人陆续创作的成品，在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地区广泛流行。史诗描述了格萨尔这个民族英雄保卫祖国、爱护人民、抗敌锄奸、驱魔除怪的英勇事迹。据有些学者研究，格萨尔的形象是以一个历史人物为蓝本集中创造出来的。任乃强先生首次提出格萨尔王就是《宋史·吐蕃传》中的唃厮啰，王沂暖先生从史诗的历史背景出发，也认为格萨尔王是宋代活跃在甘青交界地区的唃厮啰王朝的唃厮啰的写照。《格萨尔王传》是驰骋着丰富想象的文学创作，当然绝非历史的实录，但藏族人民把格萨尔作为唃厮啰的形象来讴歌，只就这一点，便足以说明唃厮啰是一个被人民群众所爱戴的杰出人物。我们应该对唃厮啰和河湟吐蕃的真实历史进行探索研究，使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文化历史，更加充实丰富，绚丽多彩。

附：唃厮啰世系表

（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1]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四。

[2] 《长编》卷一五，咸平五年正月癸亥记事。

[3] 《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辛卯记事。

[4] 以上引文俱见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吐蕃》。

[5] 《宋史·吐蕃传》：至道二年，“凉州复来请帅，诏以丁惟清知州事，赐以牌印”。

[6]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八，载宋神宗给李宪的诏书说：“昔六谷首领罗支、厮译（铎）督输忠朝廷，协力击贼，后终成奇功，杀李继迁于三十九井。”

[7] 《文献通考》卷三三四及《宋史·吐蕃传》。

[8]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9] 《皇宗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六《修水洛城》。

[10] 《宋史》里记述的唃厮啰，清人辑本《长编》改作嘉勒斯赉。按《长编》书里的少数民族人名，清人多加擅改；有关这类情况，本文一律以《宋史》为准，用归一致，不再注明。

[11]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钱大昕《廿四史考异》卷八二说：“《长编》\[赞普\]作钱逋，钱与赞，声尤相近。吐蕃种族，多称折逋。迹赞普之讹也。元时河西贵族，有称甘卜者，或译为钤部，要亦赞普之讹。”按西夏大臣有阿沙敢不，《元史》色目人传，唐兀氏有昔里钤部，其子称小钤部，又有也蒲甘卜、敢按不、钤部、甘卜、绀孛等称皆Sgampo的译音，等于领袖、首领的意义。

[12] 曾巩《隆平集》卷二○及张方平《乐全集》卷二皆载有“绪出赞普之后”和“吐蕃赞普之苗裔”的记述。

[13] 宋熙宁中王安石为相，支持王韶，锐意经略熙、河，安石在和宋神宗的谈话中，一则说：“蕃人但见贵种，则已阮慕附从”；另一处又说：“缘羌惟畏大种”。见《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辛巳及同年五月丁亥记事。

[14] 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477～478页。

[15] 《长编》卷五○七，哲宗元符二年三月庚午记事。

[16] 《宋史》卷二五八《曹玮传》。

[18] 《宋史·吐蕃传》及《长编》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己酉记事。

[19]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谓“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予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20] “兀卒”，党项语译音，又作“乌珠”“吾祖”。《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条：“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

[21] 《宋史·吐蕃传》：“立遵或曰李遵，或曰李立遵，又曰郢成蔺逋叱。”当时吐蕃许多僧侣，在译名上都带上一个“尊”字，这与“和尚”“上人”“喇嘛”的含义相同。

[22] 《宋史》原作温逋哥，《长编》作温布且。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据《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及《太平治迹统类》卷一六改。

[23] 《宋史》卷八《真宗纪》及《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

[24] 《宋史·吐蕃传》及《长编》卷八六，大中祥符九年三月辛酉记事。

[25] 《宋史》卷八《真宗纪三》。

[26] 《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八月辛酉记事。

[27] 《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壬子记事。

[28]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9] 《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六月丙寅记事。

[30] 《梦溪笔谈》卷二五。

[31] 《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癸卯记事。

[32] 《宋史》卷三二四《刘涣传》。

[33] 《辽史》卷一六《圣宗纪》。

[34] 参拙著《西夏史稿》，93页及100页小注⑤，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35] 《辽史》卷八九《耶律庶成传》。

[36] 《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九月乙亥记事。

[37] 曾巩：《隆平集》卷二○。

[38]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河州条，谓历精城在河州西，与西宁东境相接。

[39]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七及《宋史·吐蕃传》。

[40] 《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王韶在熙宁元年上《平戎策》说：“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掠扰。……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

[41] 《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辛卯记事。

[42] 按《宋史·王韶传》把木征误作瞎征，中华书局标点本对此作了校正，木征是瞎毡的长子，唃厮啰的嫡长孙。

[43] 《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44] 《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庚辰记事。

[45] 《长编》卷二四七，注引吕惠卿撰王韶墓志。又同上书，熙宁六年十月辛巳记事：“宰臣王安石等以收复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各已降附，上表称贺。”

[46] 见《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丁亥记事。戴锡章《西夏纪》卷一五，注引。

[47] 《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读史方舆纪要》卷六○，河州条下，谓定羌城在州南90里，本吐蕃所置阿诺城；宁河城在州南60里，本吐蕃所置香子城。按结河族，他书又作结河川，旧史称在兰州之南的马衔山附近，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名结（音戈）河者有二，一在令河政县境。

[48] 《西夏纪》卷一五，熙宁五年正月条下，注引《长编》。

[49]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三。

[50] 以上引文见《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七。

[51] 《宋史·吐蕃传》。

[52] 《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六月乙亥记事。

[53] 《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辛未记事。

[54]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三，又张舜民的《画墁集补遗》卷三，亦有相同记载。

[55]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七，元丰五年三月五日诏。又《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戊申记事，李焘原注引《旧录》云：“始董毡以鬼章为将，阿里骨为相，倚二人为重。”

[56] 《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子记事：“阿里骨差首领结厮鸡赍到蕃字，译称：蕃家王子结施揽哥邦彪篯阿里骨文字，送与熙河赵龙图……”经熙州奏报上去，当即受到了申斥。“诏：赵济回答阿里骨文字，不先奏及便称为蕃家王子，特放罪。”这时阿里骨匿董毡之丧未报，故称蕃家王子，至于董毡在位当然是称蕃家王子。

[57]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二一，元祐元年六月十六日，宋帝诏语有“闻卿主管以来，颇竣刑杀，部族之众，谅不遑宁……”云云。

[58] 见《长编》卷四○○，元祐二年五月癸丑记事。

[59] 见《长编》卷四○○，元祐二年五月癸丑记事。

[60] 《长编》卷四○二，元祐二年六月甲申记事。

[61] 《长编》卷四○二，元祐二年六月甲申记事，李焘“原注”引张舜民撰《游师雄墓志》。

[62] 《宋史·吐蕃传》。

[63] 《宋史·吐蕃传》。

[64]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三三及三四。

[65] 《宋史》卷一八《哲宗纪二》。

[66] 《西夏纪》卷二一。

[67] 《宋史》卷三二八《王厚传》。

[68]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招纳青唐，用王厚经置，费钱亿万……而湟州戍兵费钱一千二百四万九千余缗。”又同书卷一九○《兵志四》载：赵挺之在崇宁五年说：“湟、鄯之复，岁费朝廷供亿一千五百余万。”

[69] 《梁溪漫志》卷六《青唐燕山边费》，载童贯对河北转运使吕元直的谈话说：“贯昨收复青唐时，朝廷支降一千八百万贯，辟置官属六百余员；每一次犒赏，得金孟重五十两者比比皆是；至结局第功，上等转五官，升五职，其下增秩亦如之。”又《宋史·兵志四》载赵挺之还谈到，既取湟鄯，蕃民死亡剩下来的田地，被“将官、帅臣、千州多召闲民以居，贪冒者或受金乃与之地，又私取其羊马驼畜，然无一毫租赋供官”。

[70] 《宋史》卷一九○《兵志四》。

[71] 《文献通考》卷三三五《四裔考·吐蕃》。

[72]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四二。

[73] 《青唐录》旧作一卷，见《说郛》涵芬楼本第三十五册。李远，《宋史》无传，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记：“远，绍圣中武举人，官镇洮，奉檄军前，记其经历见闻之实。”

[74] 《宋史》卷三五七《何灌传》。

[75]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八二。

[76] 芈一之：《青海地方史略》引《西宁府新志》，81页。

[77] 《宋史》卷三五○《赵隆传》。

[78] 《青海地方史略》引《滴露漫录》，76页。

[79] 《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五。

[80]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马政》。

[81]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

[82]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二。

[83]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三。

[84]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五。

[85]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二四。

[86]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87]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马政》。

[8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四。

[89] 《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庚辰记事。

[90]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六。

[91]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二四。

[92]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五。

[93] 曾巩：《隆平集》卷二○。

[94] 《渑水燕谈录》卷二。

[95]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陕西秦凤路西宁州条下。

[96] 法显为了绕过当时地方势力争夺的中心姑臧（今甘肃武威），乃从长安经今兰州、西宁、大通、门源，越祁连山到张掖，再循河西走廊进入今新疆地区。参日本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30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97] 昙无竭经今兰州、乐都、西宁、海晏进入柴达木盆地，到达今新疆吐鲁番。见释慧皎：《高僧传》。

[98] 宋云从洛阳西行，经今乐都、西宁、湟源，越过日月山，穿行柴达木盆地，到达今新疆鄯善县，见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99]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

[100] 《元史》称为萨里畏兀儿，日本白鸟库吉在《西域史上的新研究》中说：“萨里”即突厥语的Sari或Sarigh，系“微黄”的意思。

[101] 参日本前田正名：《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载《史林》第42卷1号，1959年。

[102] 《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九月乙亥记事。

[103] 参《青海历史纪要》，18页。

[104] 《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一月乙亥记事。

[105] 《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四○。

[106] 《梦溪笔谈》卷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