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初期的河湟

西藏兴起于公元7世纪初年，极盛时期版图辽阔，武力强大，堪与大唐帝国相媲美。

西藏奴隶制政权极盛而衰，出现崩溃瓦解局面来得很快。9世纪中叶，达磨赞普统治时期，内乱频仍，本、佛二教互哄；各地奴隶、平民起义不断，对吐蕃奴隶主贵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给予沉重的打击。从此，逻些政权便失其发号施令的作用，吐蕃奴隶制全面瓦解，逐步向封建制过渡，吐蕃领域出现了为数众多、分立割据的地方势力。

汉族史家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吐蕃源出西羌，或者羌族的一支进入西藏高原与原有居民长期融合同化，便形成了隋唐时期的吐蕃。吐蕃势力崛兴，向外扩张，兼并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特别是把分布在今青海、甘肃、四川一带的羌族，加以服属，强迫同化，也被称为吐蕃；他们既是吐蕃化的羌人，与早先羌化的吐蕃人在社会地位上是有所不同的。唐宋以来，汉族人对这些和他们住地邻接的吐蕃化的羌族，有时称为吐蕃，有时叫作羌人，甚至学者文人，崇尚简雅，称“蕃”作“胡”，也往往而有。例如《宋史》卷四二九《吐蕃传》所叙的吐蕃，指的乃是河、湟、洮、岷等地的吐蕃化羌族，而和西藏本土（元代称乌斯藏）的吐蕃则是很少关涉。如果根据具体史实进行分析考察，当时分布在今青、甘、川一带的吐蕃族，除羌族成分显居首位外，还有绝非少量的汉族成分，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河西陇右地区，中原王朝设置州县已久。8世纪50年代，唐朝发生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尽撤河西戍卒内援，造成边防空隙。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吐蕃》条：“吐蕃乘虚，遂取凉、陇，华人百万，陷于腥膻。开成（836—840年）之际，朝廷遣使还番，过凉、肃、瓜、沙，城邑如故，华人见汉旌使，齐夹道泣诉，问：‘皇帝还念陷蕃生灵否？’当时已经再世，虽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后唐天成（926—930年）中，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派遣大将拓跋承海朝贡，承海对唐明宗说：凉州旧有郓（今山东郓城）人二千五百为戍兵，因黄巢大起义，阻绝留居，超和城中汉户百余，都是戍兵的后裔。还说凉州城中有县令、判官、都押衙、都知兵马使，衣服语言略如汉人。这时“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1]。这仅是汉族人被吐蕃同化未尽的遗迹，至于更多数的汉族人则早已变成吐蕃人而不复辨识了。所以宋初张齐贤就明白谈道：“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语，颇识文字。”[2]河、湟、洮、岷一带，也是古代羌族生息的地区，唐时吐蕃统治其地既久，羌族自然成了吐蕃，而其间有不少的汉族居民也是如此。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王韶经略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征服吐蕃，“拓地二千里，招附三十余万口”。王安石便对宋神宗说：“今三十万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为汉人；此本皆汉人故也。”[3]这些事实使我们看到，唐末以来今青、甘、川一带的吐蕃，在体质和文化风习上已渗入了其他各族（主要是羌族，还有汉族、回鹘族等）的成分。

在吐蕃奴隶制瓦解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佛教徒深受压迫，在藏区立足困难，纷纷逃徙，一部分北走西域，经于阗（今新疆和田）向东，进入河西走廊，定居甘、凉一带；而更多数的佛教徒则逃奔今青海东部地区，与各地世俗封建势力结合起来。这些喇嘛教僧侣，能阅写藏文，讲经说法，引古证今，出谋划策，是那些封建割据势力不可少的神学导师和统治助手，他们互相勾结，沆瀣一气，逐渐形成带有政教合一意味的封建主专政形式。

处于大分裂状态的五代时期，吐蕃和中原王朝只有稀疏的联系。例如：梁开平二年“二月，以吐蕃入朝使嗢末首领杜论悉伽、杜论心为左领军卫将军同正；嗢末苏论乞禄为右领军卫将军同正”。“后唐天成二年十一月，遣使野利延孙等入贡，并番僧四人，持番书二封，人莫识其字。”这里所说“番僧”当指喇嘛教僧侣，“番书”则指藏文文书。长兴三年七月，“复遣使入朝，引对于端明殿。问本番牙帐去京师远近。对曰：‘在泾州（今甘肃泾川）西二千里。’”周广顺二年九月，河西节度使申思厚“奏：‘自泾州安国镇至西凉府沿路，三处控扼，各立州名，欲补大首领为刺史。又管州界部落大首领三十余人，各赐空名告身。’并从之”[4]。

北宋王朝建立，社会较前安定，和沿边吐蕃的关系日益加强，吐蕃部落多进贡马匹，以换取自身需要的物资；有的还献纳土地，愿意归属，或者请求授给官称封号，以示尊荣，等等。西凉府的吐蕃首领表示倾向宋朝，甚至主动“请帅”[5]。双方关系一般协调，大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吐蕃生产落后，需要生活物资殷切，建立起亲善友好关系，对取得经济上的好处便有保证。二是党项族兴起，正在扩大他们的割据政权；党项贵族犷悍好战，对不相统一的吐蕃部落是严重的威胁，为了抵抗西夏进犯的共同利益，宋朝和吐蕃实有相互联系、加强合作的必要。从整个北宋时期来看，吐蕃和宋朝大体维持着同盟的关系，基本原因在此。

西夏政权的奠基者李继迁，纠合党项贵族和宋朝斗争20年，搞得宋统治者晕头转向、手足无措，终于夺取了西北重镇的灵州，接着又攻占了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吐蕃族大首领潘罗支向外扩张势力时向李继迁伪降，实行突击，李继迁因伤致死，这是对党项贵族向外扩张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后来宋朝统治者谈到这件事，引以为慰，十分欣赏[6]。李德明继立，他策动部落势力又袭杀了潘罗支，宋朝支持潘罗支弟厮铎督统率部落抗御西夏，但没有成功，西凉府终为西夏所攻取，从此河湟地区的吐蕃族的地位就突出和重要起来了。因为唃厮啰政权在11世纪初期的建立，是吐蕃贵族由分散而基本统一，由衰落而逐步兴盛的转折点。在唃厮啰势力尚未形成的时期，吐蕃人数虽众，分布虽广，但组织涣散，一盘散沙，是十分落后的；汉、唐两代成为统治中心的关中地区，这时从仪州（今甘肃华亭）、渭州（今甘肃平凉）、泾州（今甘肃泾川）、原州（今甘肃镇原）、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镇戍（今甘肃固原）、秦州（今甘肃天水）以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夏州（故治今属陕西靖边），都有吐蕃部落的分布。他们聚族而居，大的数千家，小的百十家，各有部落首领，互不统摄[7]。宋琪在宋太宗时论述过吐蕃风俗，说与党项类似：“其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人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其俗多有世仇，不相来往，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为患。”[8]后来韩琦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也谈到吐蕃部落分布的情况说：“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者谷、达谷、必利城、腊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故不能为中国（按指中原王朝）之患。”[9]根据上两段论述，使我们知道：在宋统治阶级眼里，吐蕃族帐分散，势力微弱，对他们不会构成威胁。但强劲好战的西夏，不断入侵，而且与契丹互相勾结，产生的危害程度就相当严重。吐蕃与党项族类相近，风俗与习惯略同，而他们的战斗力量又远难比上西夏，如被西夏兼并或拉拢过去，后患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宋朝为了防备这一着，便决定和吐蕃结盟通好；吐蕃十分关注实际的经济利益，一般也总是倾向于联宋对夏，除非宋朝给予他们直接的危害，态度很少动摇。另外，我国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上，经过唐末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之后，辽、宋和西夏都相继建立封建政权，完成了局部的统一。刚跨入封建制的吐蕃农牧主阶级，面对着这种列国鼎立的新形势，自然要激发出民族自觉和统一团结的热情，他们回忆吐蕃王朝焜耀一世的过去，而憧憬于未来，产生了步武前人的想法。11世纪初年河湟洮岷一带的吐蕃首领纷纷从事建立“文法”的活动，其中获得成功的就是唃厮啰[10]。他领导河湟吐蕃（青唐羌）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和有影响的吐蕃民族政权，他一直深受吐蕃族人的拥护和爱戴，据说数百年来藏族民间演唱歌颂的格萨尔王就是他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