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蜀于中国，常乱先而治后，来世俗之讥久矣。窃尝私求其故，以为非蜀人之好乱，而其处境常驱之乱也。地偏一隅，山川修阻，朝廷之政令难达，上下之情意易乖；而民性脆柔，易启奸蠹之虐，积忿蕴怒，不敢与校，及至生事艰困，不可复忍之时，铤而走险，遂归必然。若有枭杰从而乘之，倚险自雄，逞用干戈，陷国家于崩离，贻民族以奇祸，则前史所屡见者是已。虽然，治蜀苟得贤者，使其民有以乐生送死，则心悦诚服，从风而化，其效亦至易睹：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蜀汉之诸葛武侯，赵宋之张忠定、赵清献，迄今人念其劳，祠祀不衰，皆其证也。是以历代蜀乱之责，常不在蜀人之本身，而系于治蜀之得失：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治则蜀人安以乐，乱则蜀人危而苦。夫思安而恶危，趋乐而避苦，人之情也。好乱岂得谓蜀人之性哉？梁时罗研为益州别驾，群盗大起；或嘲之曰：“蜀人贪乱乐祸，一至于此！”研对曰：“蜀川情弊，实非一朝。今百家为村，有食不过数家，而穷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缚之吏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怪者！若家蓄五母鸡，二母彘，床有百钱布被，甑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接馆于后[1]，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2]每诵斯言，以为足雪蜀人之谤，而为有政者所当深长思也。宋代蜀乱频发：太祖时有全师雄之反叛；太宗时有王小波、李顺之起义；真宗即位，又有刘旰（旰一作旴）及王均之兵变。皆声势浩大，震动一时。究其事变发生之原因，则“政失其人，枉政残剥”[3]，有以致之，其咎不在蜀民。王辟之云：“蜀虽阻剑州之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文学，而世人以为蜀人好乱，殊不知公孙述及刘辟、王建、孟知祥辈，率非土人，皆以奸雄乘中国（按指中原地区）多事，盗据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向使无加赋之苦，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4]辟之齐人，于蜀不至阿讳；身处当代，指斥宜无虚诬。则其所言蜀乱之症结与其责任之所在者，可谓明白公允矣。宋张詠两度守蜀，适当艰危，前后七载，所行善政，不一而足。去则民思之，死则民祀之。方诸葛武侯之治蜀，亦无所愧。故世人以此知詠，詠亦自认而不疑。大抵北宋灭蜀，凡七八十年间，西蜀扰攘多事，赵宋猜防控制，深怀戒心，有不可终日之势。惟张詠守蜀，擘画经理，能洽民心，使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有所消除，情意既通，政化易行，从此川蜀局势，步入正轨，经济生产丰盛，人文政风得展新猷，迥异于前矣。兹从旧籍，辑述此文，钩稽张詠当时在蜀行施大端，以存史实，虽难免疏舛，抛砖引玉，亦关心蜀史者所不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