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读《吴天墀文史存稿》

罗志田

有幸拜识吴天墀先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概是经刘复生、蔡崇榜兄先容（或亦有陈力兄的美言），得面聆雅教，有胜读十年书之感。记得前人说过：“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此说应很久远，在宋代大儒程颐的口中，已是“古人言”了。[1]与高人晤谈，本是难得的机遇。是否获益，则全看缘分。有缘则能有所悟，似知似觉之中，学问已经长进，往往胜过自己读书。

余生也晚，不少大师已归道山。且老先生大多谨守不好为人师的旧训，不叩不鸣。读大学时尚不悟高人言传的紧要，往往仅向授业的老师请教，又错过了一些机会。大学毕业后，渐有所悟。曾到北大进修半年，北大的课仅听了一门，却蒙周鸿山先生引介，常到清华园向吴其玉先生请教，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获益匪浅。在美国念书时，蒙吴老先生介绍，又得以向他昔年的弟子刘子健先生请益，更领会了当面言传可以使人通达的微妙。回国之后，已知珍重类似的机会，而老先生却又少些了。然而机遇总是有的，拜识吴先生，就是我学问之路的一大缘分。

先生治学本目光四射，或也希望道术能传，故对各方面的后学皆不吝点拨，循循善诱，使人如沐春风。有段时间，常去请益；驽钝如我，亦觉学识皆进。而先生并不拒人于门墙之外，有时兴之所至，竟自扶杖叩门，说是“来看看你好不好”。那时我住五楼，先生已年逾八十，拾级而上，即使体力能支，亦非老人所宜。感动之余，也不免有些后怕。惟自己文债日多，登门向先生请教的次数渐少。后来也曾起念要为先生做一口述史，终未付诸实行，留下永远的遗憾！

那时承蒙先生赐赠《吴天墀文史存稿》一册，捧读再三，眼界大开。家中书架上也有先生自称“业余写作”的《西夏史稿》，却是1980年初版时赐赠内子的。原来先生落难时曾长期住在四川大学十四宿舍，内子家也在那里，或因对先生执礼甚恭，而获此厚赠。《西夏史稿》我仅翻阅，惟对《文史存稿》，每读便有所得。

读书受益，本有很多种，有的书给人以启发，有的书叙述事情的原委，有的书示人以可用的材料，有的书则直接告诉我们：书不可以这样写。吴先生的书，属于第一种，不分专业，皆开卷有益。其言传亦然，不论何人，有缘即有所悟。而读先生书，又不能不论世知人。

一、与时代和社会相感应的通儒

在我念书的时候，吴先生便是位传奇式的人物。那时只听说先生在1949年前曾任县长，是青年党的中央委员，也是抗战后第一届国大代表，后遂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在那个时代，能有工作名曰“参加革命”，“反革命”自然也就没有工作，只能长期靠拉车谋生。后经老师徐中舒先生援引，进川大历史系资料室，才稍稍回归史学，然亦长期不顺。我在与先生接触稍多后，又知先生任县长之前，还曾任西康省政府秘书，为省主席刘文辉写讲稿三年多。中江李鸿裔曾挽曾国藩，说他“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若不计事功之大小，吴先生在国难（对日抗战）时之所为，庶几近之。理想型的士大夫，从来不必有专长，却也随时预备着召唤。以过去的观念看，先生亦所谓经世致用之才乎？

以前仅从先生自撰的《往事悠悠》（见本书代序）中略知其经历，最近读了先生长子杨泽泉（随母姓）世兄自印的《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以下所述先生经历，《往事悠悠》外，多本此书）一书，始知先生的人生，远更坎坷，仿佛应了那句老话：不如意事常八九。

吴天墀先生1912年生于四川万县，七岁入私塾，八岁父亲就去世。入小学后，时断时续，辗转多校。甫入中学一年，母亲也因病弃世，先生竟不得不“自立”，只能在同学扶助下继续学业。适逢过年，竟无家可归，还是同学何其芳邀至其家暂住。先生于年三十夜草草葬母，在寒夜中孤身步行二十余里，二更时分才找到何家。人生冷暖，集于一日，终生难忘。

后先生投靠在涪陵的母舅，得其资助，读完中学，又考入四川大学。也因此，先生常对人说是来自涪陵，以致不少人也误认先生为涪陵人。或许万县已是不堪回首的伤心地，然先生仍以“浦帆”为别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代替了本名），寄寓其怀乡之情。盖万县古为南浦郡，据先生的自述，这名字表示他还希望“有朝一日能扬帆游弋于大江之滨的故乡”。不料帆从南浦起，漂泊此一生。无家之乡，终生难归，只成一位“从名分上讲还算是万县的人”。言似平淡，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不过，当年四川各地的教育水准不低。先生虽家境不好，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段读书经历，他自己说得较少。惟从小学起就能常考第一，必以能文称；尤其旧学渊深，诗做得相当好，得蜀中士风之正传。[2]如1962年初春曾有《闲居独学》一首：

竟日不出户，寂寞守空斋。春风岂虚到，柳眼又新开。竞食鹅儿闹，窥帘燕子来。陈编看不厌，暝色上莓台。[3]

时先生落难于四川大学十四宿舍，那是一片由过去慈惠堂火柴厂旧址改建的简陋平房，须用公厕。先生所居小屋，适为其邻。地面潮湿，杂草稀疏，藓苔错落，实非宜居之地（莓台既是用典，也是写实）。而其诗不怨不怒，字面疏淡，有老杜之风，诚可谓“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4]不见其人读其诗，也可略知其襟抱。

先生在中学就熟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考大学时便以一篇《六经皆史论》获第一名，给主考老师以深刻印象。入高中适逢“九一八”事变，遂有书生报国之志，与同学一起在成都《大川日报》上创办《满蒙藏周刊》，并自撰《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前后后》一文连载之。考入川大后又在校刊连载《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一文，实亦中学时所作。

那时先生已参加青年党的活动，同时又学习世界语，两者都是当年的“四川特色”（四川不仅是青年党的大本营，也是世界语在中国的重镇，如卢剑波、巴金等，都曾是名扬中外的世界语健将）。从《文史通义》到世界语再到青年党，仿佛相隔甚远，却印证着一个身世坎坷的漂泊少年，正成为胸怀天下的士人，既温故知新，又放眼世界，并表露出经世致用的倾向。这位青年士人有传统的积累，却又是现代的，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工诗文，习世界语，参加青年党，关注着四川周边最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区域。

吴先生1934年考入川大，读书期间的一个大变化，是国民政府因预备抗日而真正进入四川（四川在北伐时虽然易帜，仍成功抵制了中央的进入，维持着“北洋”风格的统治）。外来中央政权与明显带有“北洋”特色的地方政治，有着种种或隐或显的紧张和冲突（其实此前入川的红军，也带来很多新风尚，不过其在川内影响更多是区域性的）。而四川的青年党，在与国民党竞争的同时，也就自然接上了所谓“地方军阀”的地气，逐渐显露出一些独特的地方性认知。这类“地方性知识”，是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四川政治、四川文化和四川读书人的必备基础。

吴先生大学毕业后在《史学季刊》上发表的《张詠治蜀事辑》，便是一篇学以致用的力作，既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又深具上述的“地方性知识”。针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流传说法，先生以为，其实并非蜀人之好乱，而是其处境常驱之乱。盖四川“民性脆柔，易启奸蠹之虐；积忿蕴怒，不敢与校。及至生事艰困，不可复忍之时，铤而走险，遂归必然”。此大体本苏辙《蜀论》所言，而略去小苏将蜀人与秦晋之民的比较，但仍秉持其“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之意。

文章指出，历代“治蜀苟得贤者，使其民有以乐生送死，则心悦诚服，从风而化，其效亦至易睹”。故“历代蜀乱之责，常不在蜀人之本身，而系于治蜀之得失：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治则蜀人安以乐，乱则蜀人危而苦”。思安恶危、趋乐避苦，本人之常情，蜀人自不例外。而其被“处境”驱之乱，乃因“地偏一隅，山川修阻，朝廷之政令难达，上下之情意易乖”。先生晚年修改此文，更明言宋初朝廷对四川“猜防控制，深怀戒心，有不可终日之势。惟张詠守蜀，擘画经理，能洽民心，使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有所消除。情意既通，政化易行，从此川蜀局势，步入正轨”。

此所谓蜀人之“处境”，稍近西人近年爱说的context，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山川修阻”，仅是自然的一面；“上下之情意易乖”，则更多是人为的一面；而“生事艰困”到无法维持常规生活，则是其社会的一面。三者结合起来，大致近于史家所谓“思想语境”了。任何时候，若治蜀得人，便可消除“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也就不会出现“乱先而治后”的现象。反之，则川蜀局势便很难“步入正轨”。

先是教育部于1938年撤川大校长张颐，而代之以程天放。张为蜀人，而程则被视为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囊中人物”。当时川大师生曾有较大规模的“拒程”举动，吴先生想必也有感触。此文无一语述及时政，然似乎处处皆针对当时川局而言。无怪不久之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忽聘请天墀先生作他的秘书，专门负责撰写讲演稿。此前两人并无过往，据说刘就是读到《史学季刊》上的文章而知先生之名。我的猜想，或许刘文辉深感吴先生说出了他（以及其他地位相类的四川军人）想说而没说出的话吧。

那是1940年秋的事，此后先生担任西康省政府秘书达三年多。在讲话不靠念稿子的时代，为大人物写讲演稿，是一种“代圣立言”的工作，要能体味其心胸思路。如先生晚年自述，既“要去揣摩一个军阀的心态，作些冠冕堂皇的议论”；还要言之有物，使讲者有临场发挥的余地，能“表现自己的才华”。[5]对一般刚毕业的书生，这是相当困难的。而吴先生本通人，虽进入状态有些困难，毕竟素怀经世之志，对川康政治有切身的体会，又有历史文化的积累，后来显然比较得心应手。盖此乃双向的选择，不仅要起草者能写，还要讲述者能接受、能认同。若非此道中人，很难持续写出合适的“代言”。

这些讲稿都是时代的痕迹，对研究吴先生和刘文辉，以及当时的川康政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应集结起来，出一本代拟刘什么公奏议集一类的书。据说刘文辉当年就有此意，大概是不希望先生多年都“白辛苦”了。我也曾向先生言及，但先生说并未留稿，一笑置之。想想也是，若曾留下，历次“运动”岂不更添罪状，恐早难生存了。惟雁过留痕，将来若要给先生写传，当去查那时西康和四川的报纸，必有所获。

刘文辉还是那种知人辛苦的长官，遂在1944年任先生为芦山县县长。至抗战结束后，先生自动辞职卸任。中国的传统，能读书也就能做官。然而官也有很多种类，一个读书人究竟是否具“百里之才”，这是直接的考验（在此基础上，还有“方面之才”的更大考验）。而芦山地处偏远，民风剽悍，产鸦片，匪盗出没，至少不是所谓“卧治”可了。张邦炜先生后来曾就此询问过吴先生，据说先生笑了笑，然后回答：“不会做，做不好。”[6]

这话要细心体味。吴先生在1946年曾撰文说，离开芦山回成都教书几个月，体貌较前丰腴，“于是我才感悟到，以前数年的官吏生活，对于自己的身心两方都未必相宜”。[7]可知“不相宜”的觉悟还是后出，此前并无太多不称职的感觉。“不会做”意味着必曾努力尝试，“做不好”则既是述实，也含谦逊。实际上，先生在同一文中又说：

生活在内地的多少带有农村气息的小城市中，物质的享受和便利种种固说不上，但邻里往还，情谊是亲切的；彼此内心都能关照，精神上不感孤立迫胁；人格所能代表的价值，相当的被人公认，信用也能流通无阻。尤其是我们若能置身于乡野之间，绿畴平衍，苍穹悠悠，我们的心思也随之而活泼丰富，自由自在，并不感觉到有什么“窒碍系缚”。[8]

这应当就是不久前在雅安、芦山的生活体验，只要步出衙门，心思就会得到解放，是颇足留恋的记忆。不过，所谓小城生活不感“窒碍系缚”，是广义的；若仅言政治社会，先生终感其陋浊，乃抽身他去。

离芦山后，吴先生回成都教书数月，又赴上海任职于前川大老师何鲁之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这是一个青年党的文化机构，先生当时已涉入党务渐多，被选为中央检审委员，后并以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为中华民国制宪。不过，也是在开会期间，先生进一步感到自己不适合干政治，乃就商于适在南京的老师徐中舒，希望回川大教书。在徐先生支持下，很快落实了教职，正式结束了参政的活动，回到教书治学的生活。那一年，先生34岁。

然而，终因曾有一段从政的经历，在天下巨变后，先生遂不得不办理“自新”登记，成了“管制分子”，日常“学习改造”之余，只能以拉架架车（板车之一种，窄而长）为生。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从佛学大师王恩洋致先生诗中“能死非勇能生勇”一句[9]，稍可领会。人生不顺，若到了生不如死的程度，便无所谓什么“求生的本能”。那时的存活，是名副其实的苟活。所谓忍辱负重，有些人靠修养，有的人靠责任感（因还有家人在），的确需要勇气。

以后见之明看，先生少负才名，读大学时已崭露头角，若潜心学植，专意研究，或早已硕果累累，似乎有些可惜。惟不曾落难之人，不容易了解一份优厚的薪水对身负养家糊口责任之人的吸引力；而国难之时，国家民族和乡邦的召唤，更让有志者无法拒绝。抗战期间，亡国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读书人。书生报国，写文章是一种方式，参与政治是另一取径，且更直接。先生素负经世之志（他后来从一生读书教书的刘咸炘那里看出其“抱有经世致用的宏愿”[10]，若非心同理同，焉能见此），高中时便开始参加青年党的活动，投笔从政，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而且，在时人眼中，吴先生本非所谓“迂儒”，读书时就是学校中著名的干才。他大学毕业时，便被校长张颐介绍到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那里任“座谈会”[11]干事，与包括张颐本人在内的名流一起受薪议政。尽管先生自己很快感觉不适，又设法回到川大历史系任助教。但在张颐眼中，先生显然就是可以一展抱负的青年才俊。

我的感觉，吴先生的议政从政，既不是向往的，也不是被迫的，更不是有些人理解的误入歧途。澄清天下，从来是读书人的传统责任。先生之所以屡进屡出，是总期望自己能对国家民族和乡邦有所贡献，或也盼望政治能更清明，使他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虽其随时准备接受召唤的心态不改，却总是不断认识到自己并非此道中人；一次次的参与，一次次的退出，终于让先生明白，他其实属于另一个世界。

二、目光四射的大家

我读书时吴先生的另一传奇，便是听说徐中舒、蒙文通二先生都曾说过，川大历史系培养出的学生，吴天墀是最好的。那两位都是一言九鼎之人，所以吴先生在川大的地位，便不必以论著计了。先生后来得名，似乎多靠那本《西夏史稿》。其实先生治学一向目光四射，西夏史仅是他在特殊环境下的“业余写作”，不过小试牛刀而已。盖先生虽从少年时就关注西藏，又曾身往西康，西夏史却非其所素习，真正用心用力的时间，也就几年而已。正如刘复生兄所说，“在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内容”[12]。

以我外行的陋见，吴先生真正最关注的，是在厘清中国中古时代宏观演变的基础上，再现宋代和四川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史。以先生的学力，若治学环境稍顺，不知会写出多少超过《西夏史稿》的鸿篇巨制。另一方面，由于家境贫寒，不能不从小加倍用工，致眼睛深度近视，视力越来越差。晚年虽境遇稍好，看书则较他人远更费力。史学不比其他，论述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目疾导致的困难，也使先生的著述，未能达其素志。

吴先生治学，非常强调“目光四射”（这话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听到）。他常教导学生说：“如果研究宋代历史，而对其前的汉唐，以及其后的元明全无了解，则宋代历史是研究不好的；如果研究宋代的某一专题，而对宋代的整体历史缺乏了解，那么这一专题你也就难以研究深透。”这大体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下左右读书。而先生的目光，更远射及欧美。他晚年编写五代学术文化系年，便拟在“附录”里纳入世界学术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包括“某年某月牛津大学成立”一类，以便读者知所参照。[13]这样开阔的视野，是研究中国所必需的，却也是很多中国史研究者所缺乏的。

且吴先生目光所及，又不仅限于书面史料的领域。他自己阅历丰富，故对史学有着特别的体认，如其《治学小议》所云，搞社会科学，“不当忘忽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先生引张居正所说“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一段话，强调“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史家“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便做不好学问。这是真正天下士的通达识见，没有自身的经验，体会很难亲切，非一般不出书斋者所能喻能言。而其著述，也能常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色。

1.初试锋芒

从大学毕业到任职西康省政府，不过两年，还辗转几个机构，吴先生发表论文六篇，而大部分或写于，至少也酝酿于大学读书期间。仿佛稍给时间，先生便能撰文。盖因其积累厚重，眼光敏锐，善发现问题也。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复原先生当年的苦读情景，但从其读书时代所撰文字，可略窥其眼界的开阔。大二时修明史，曾撰《明代三吴水利考》一文，后来毕业论文写长了，一时难以结束，遂经指导老师蒙文通先生同意，以此文代之。时顾颉刚先生在成都办《责善》，向蒙先生索稿，蒙先生即荐此文以应之。文通先生是吴先生大四那年回川大史学系任教的，同年还来了徐中舒和常乃惪（教历史哲学）两先生，川大史学系的阵容为之一变。三位老师对吴先生都有直接的影响，初期尤以蒙、常二位的影响为显。

先生在1941年刊发的《烛影斧声传疑》一文，是20世纪宋史研究史上一篇重要的考索文章，直接质疑关于宋太宗继位的所谓“金匮之盟”（过去多视为信史），该文便明显可见常乃惪的影响。文章起始就提出一段“理论”，明言全文皆秉此而申论：

历史的本身，不管是在遥远的古时，或是在亲身经历着的现代，我们都无从直接获悉其本来的内容。我们平日自以为深知熟晓的历史，实际上只是一串事情的轮廓或影像，并由这些轮廓或影像以推知其内含的意义。换言之，我们不知道历史的本身，只知道许多的史实所构成的关系。古今的史家写述他的著作，便是就他所见所知的这种史实间的关系加以选择，再组合为一适当完整的体系而已。所以严格说起来，任何人都不配说知道历史，只能说见到一些偶尔遗留下来的史实的断片。史家把这些断片适当地联系起来，便造成了所谓历史。[14]

进而言之，若史家连缀出的成品“与一切传下来的史实间的各种关系，最能适合而无矛盾”，便成为一般人认为真实可信的历史；反之，“有的著作虽亦有所根据，然而与所传的最大部史实皆枘凿不合之时，我们就可断言它是可疑的历史”。不过，吴先生无意“解决”这个历史疑案，而是尽可能把“有关这疑案的各方面情形，显露其最原来的状态，使大家了解它在宋代史上的意义及其所发生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理论，刘复生兄已注意到，似带有“后现代”味道。[15]这些见解，实多本常乃惪的史观，而常先生比较强调史学的相对性，与今日所谓“后现代”，确有相通之处（不过当年的中国史家，则更多是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常先生1929年曾在上海大夏大学教史学方法，编有讲义。估计后来在川大所授历史哲学，便多采纳其早期讲义，再后乃撰写成系列论文，集结成《历史哲学论丛》一书。[16]吴先生所说的理论，大体都可见于该书之中，应是得于课堂之上。

常乃惪1930年初曾发表《印象主义的历史观》一文，约即撰于上海教书期间。该文已明言：“历史是主观的、相对的，而不是客观的、绝对的。”而“真的历史，不是对于过去事迹的叙述，乃是将过去事迹经过人为的选炼而表现出来的”，即史家将“许多乱凌无序的史料加以选取和组织而成”。则“写出的历史，只代表他们对于过去事迹的印象，而并不就是过去事迹的本身”。这样，就“必须分别历史的材料与历史本身的不同”。当然，史家“尽可因主观印象的不同而放大或缩小”史料，“但他绝不能不根据事实而平空捏造材料”。[17]类似的见解，后来在《历史哲学论丛》表述得更系统而详尽，但基本倾向在这里已说得相当清楚。

常先生强调，“事实为一整个流动的有机过程，而史料则不过一片段的僵化遗迹”。对搜得之史料，必须经过一番综合工夫，才能构建出史实。[18]同时他也指出，就算后人“不能完全了解过去事实的究竟真相是如何，但一定是有这种事实，才能投射我们以影像”。[19]或在此基础上，吴先生从操作层面提出，“一件事之作为，必然产生出它与别方面牵涉的关系，亦必然的给予后来以影响，在有意无意间显示出来，是遮掩不住的”。而史家“研究一件不容易为人知悉的事情，往往只有从这些地方着手”。换言之，任何行为，发生了，便有迹可寻，“决不会全然掩饰过去”。当侧重其“相关联的这些地方，细心地加以探索”，至少可以证知其事的一部分意义。[20]中国史学那“见之于行事”的传统，不仅体现在最后的表述上，从史料的搜集、解读就已开始，须贯彻始终。

按常先生乃青年党先进，与吴先生的关系，超出一般的师生。尤其他在阐述方法论时，往往带几分以史经世之意，更容易两心相通。《烛影斧声传疑》似为吴先生唯一一篇先阐明“理论”然后进行论述的文章，可知当年常先生的课程，在方法上对吴先生的冲击必甚强烈。

关于宋太宗继位一事的考辨，先生原文具在，无须多作陈说。而吴先生对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关注，也始于此时，且已有成系统的看法，虽仅表现在一个注释之中，与前引《张詠治蜀事辑》一文的见解，颇相关联。盖秦汉以后的四川，有一个特点，遇中原板**，便易出割据之主；惟大都不过二代，俟中原平定，又复归治下。历来史家多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对“割据”不免有些先入为主的不亲热。然而从被统治的人民一边看，见解或就不同。吴先生便指出，王小波、李顺起义，与宋初四川“人心思旧”相关。[21]

2.宋代四川的特殊地位

先生有数篇文章述及他对宋初四川社会的体认，包括经济、文化的发展。若综合其零散论述，可知孟知祥、孟昶治下的后蜀，或是一片安宁祥和的福地。先生爱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一段话，其中说到“蜀虽阻剑州之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连城池都不甚看重了，颇能体现其文治的一面。[22]这样的地方，当然难以抵挡中央政权的大军，恐怕也为造反者提供了方便。而北宋四川地区的发达与否，就在于是否掠夺孟蜀时代积累的财富，以及是否扶助此前运行于民间的建制（institutions）。经过张詠治蜀，四川在朝廷眼中由他人（the other）转化为自己人，川人也以食毛践土之人自居，四川乃一跃成为文化、经济的重地，到南宋则更显重要。

此文撰于国民党入川后，那时特意为孟蜀这一向被视为“割据”的政权说话，恐怕多少有其时代的今典在。大概从读大学时起，吴先生就确立了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即宋史和四川史。在我向先生请益时，先生便曾不止一次说到他素有广搜宋代四川文献，以增补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之志。从先生早年发表的论文看，这一研究“项目”开始甚早，还在1938年，已有《宋代四川藏书考》发表，晚年又将其增补修订再刊。可知先生虽然在万县无家可归，成了“名分上的万县人”，却始终关心着更大的家乡，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川人。

《藏书考》初刊本一开始即本刘咸炘之论述[23]，强调“四川在宋代所表现的重要性，占着了文化史上光荣的一页”。并引清光绪《丹棱县志》，说“两宋时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县志并引明代杨慎之说，宋代制策入等者仅苏轼、苏辙、吴育、范百禄、李垕五人，蜀居其四，而眉州占其三。修订版进而说，宋代四川的印刷、造纸等工艺“表明，四川文化学术的发展，比国内其他地区显得更为优越”；从宋代四川藏书丰富这一点，可了解到“四川在宋代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24]

从先生多文所引的材料看，宋代的四川，似乎是一个农工商综合发展的地区。这里人口集中，“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同时工商业非常发达，“药市之集尤甚焉，动至连月”（《宋史·地理志》）。从《文献通考》所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额，可知北宋前期商税最高的地方主要在川峡四路（含今陕西汉中和湖北恩施等地），其中岁额最高的（40万贯以上）全国三处，此占两处；次高的（20万贯以上）共五处，全在此地区；再次的（10万贯以上）全国19处，这里也占16处。在这样的地方，出现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就很自然了。

那时四川民风不张扬，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宋史·地理志》）。大概川人好面子而不诉诸争斗（川语所谓“假绷”），善自得其乐。文风亦相类。南宋人青阳梦炎说：蜀士“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衒，而人莫知”。这样人自耕读、无意仕进的现象从孟蜀延续到宋初。苏轼说，他的伯父苏涣中进士归来，“乡人叹嗟”，才逐渐“释耒耜而执笔砚”（《谢南省主文启》）。

按苏轼所谓“释耒耜而执笔砚”，或隐喻着学之“为己”向“为人”的转变，即为“上进”而读书。盖苏家所在的眉州，文化一向发达。绵延达三百年的“孙家书楼”，由孙长孺建于唐代。大致就在苏涣中进士前后，孙家后人孙辟又重建书楼，并在东山设立“山学”，聚集四方学生，定有“公养之法”。曾在此任教的范镇著《东斋记事》，也说张詠治蜀前，“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在吴先生看来，这是“一种委婉的修辞语言，实际是蜀人深受猜嫌，没有政治地位，和朝廷联系的渠道很少，做官不容易，因此向隅了”[25]。以耕读自得其乐的四川读书人，其实也是愿意“上进”的。整个宋代，眉州中甲乙科进士的近九百人，而明代则不到四十人，足见榜样和鼓励的重要。

先生晚年介绍刘咸炘的史学成就，便以“宋史和蜀史来作例证”，强调“两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如果宋代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而四川又在宋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则“宋代四川在祖国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便不言而喻了。

视宋代为中国文化的高峰，是严复、陈寅恪等人持续的看法，就连对宋儒向不欣赏的傅斯年，也说过“北宋为中国史学最发达时代”（《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而在刘咸炘、蒙文通等先生眼中，南宋史学亦自不弱，甚或更强。两宋史学中，蜀为一大宗，且传承尤明晰可辨——北宋新学、洛学、蜀学三大派，惟蜀中苏氏重史学（长于史论）。而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负责唐代）又传长编考异之法，为李焘、李心传继承，宋末辗转流向东南，开后来浙东史学一派。[26]蜀学之长当然不仅史学，但四川以及蜀学在宋代的重要地位，确实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承认。

至少从秦汉起，四川文化确有其独立特性。天学、易学、道家学说、中医等，都比外面更“发达”。今日所谓“文学”，更是传承悠久的强项。这样博杂的学术氛围，使四川学人对“六经”等儒家经典的理解，也与外面不甚一样（有同有异）。或可以说，蜀学一个重要特色，即经学也常与作为中原（或后来的江南）学术主旋律的经学不那么一致；甚至经学本身的地位，都不像外面那样可以不证自明地存在。[27]

注意到四川特色的学者，言蜀学时有意无意间都会凸显经学以外的学问，例如史学；或更承认儒家以外学说的重要性，例如道家。其实两者本也相通，所谓“道家者流，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道学渊源深厚，史学便容易出色。而经学的不那么一枝独秀，以及经学本身的独特风采，都使蜀学可能被“误解”，蜀中学者也更容易被视为“异端”，既可能是基本的规范有所疏忽，同时也因不受牢笼，思想更为解放。

在一学独尊的时代，异端往往是独特的代名词。四川学问，特别涉及经学的独立见解，其实是长期的特色。在宋代有龙昌期（详后），在晚清尤超越汉宋（那时蜀中的汉也是偏向今文家的汉，宋则是超乎微言大义的宋）——一般以为长于经学的廖平，在晚清时便被视为离经叛道，从教书的学校被开除了；吴虞亦然，他在清末编的《宋元学案粹语》，则被认为曲解了宋儒，同样被四川的学政处理。两人显然都对经学、理学有着深厚的兴趣，其见解却不被外间认可。可见四川不仅是非经学的门类更发达，经学在四川，也从来都有一些特别之处。

梁启超早就说过，“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正因幅员甚广，“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区域发展不同步的程度，甚至“有相距至千数百年者”。故欲“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各地“发达的次第”，全面认识整个的中国，打破“旧史纯以帝王宅都之地为中心”的叙述方式。[28]

吴先生也强调，“我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尤其在古代，“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带有特殊性是突出的”。[29]可知他是把中国历史上区域发展不同步的现象提到意识层面，带着天下的通观，从古今中外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宋代四川的史事。当然，与刘咸炘、蒙文通等川籍前辈一样，吴先生在学术戒律允许的前提下，偶尔也“以学谋私”，弘扬因独立特性而常被误解的四川文化与学问。而先生自己的特点，又更重视中央政权对四川的态度，体现出“天下士”的关怀。

那时吴先生也关注着宋儒的风操和王安石的变法[30]，多少都表现出某种以学“经世”的倾向。这一时段的论文，字里行间已显出先生对中古历史其实有着更系统的看法，而以睿智见长。从1947年起，先生一面在川大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先后还在成都理学院、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和东方文教学院教书，1949年并曾到三台县的川北大学任教半年，看得出是养家不易。但这三年期间，先生除在报刊发表数量不少的读书笔记外，却未刊发正式的研究论著，与大学初毕业时迥异。部分或因从政期间缺乏学术积累，也可能是先生正致力于规模较大的著述。

3.走向平民社会：中国的中世与近世

现存未曾完稿的《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是一篇气象宏阔的大文字（仅成其半，约五六万字）。从其使用的表述方式（略带文言味道的白话文）、所引用的材料及其对话的论著看，此文撰写颇早。由于先生自己和他人似乎都未曾公开提及他进行了这一题目的研究，我甚至猜想这就是先生那篇没来得及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31]，到1946年回归学术后又重拾修改，大致完成上篇，便身逢巨变，就此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