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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文学终结”近几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美国知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以后,这种讨论就开始了。米勒先生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说:

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拿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因为许多这样的幽灵都是极端的暴力形象,它们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们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仅是在书页上读到……我想,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7]

米勒先生相信:这是电信时代的电子传播媒介的“幽灵”,“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并认为“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的情书”,从而导致文学的终结。文学终结了,“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8]

中国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学者对于米勒先生的关于文学的终结论深信不疑,以至于产生一种恐慌,有人相信文学必然终结,而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也受到根本的威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艺学的边界如果不越界不扩容,文艺学岂不要自取灭亡吗?趁现在的“文学性”还在那里“蔓延”,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蔓延,在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中蔓延,赶快抓住这些“文学性”的电信的海啸中的稻草,苟延残喘,实现所谓的“文化转向”,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吧!文学已经在电信王国的海啸中濒临灭亡了。

米勒先生笃信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他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的独创,也是从德里达那里贩卖来的。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说:在这个电信技术时代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9]

我读了米勒先生的文章,很不以为然。恰好2001年8月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文学与人”的国际会议。米勒先生也应邀来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我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的发言。米勒先生就坐在我的面前静静地听了我的发言,在他的答辩中并没有跟我辩论,他认为我的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他自己在这次会上做了题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的发言,他的主要论点是文学研究既包含全球性因素,也包含地域性因素。他谈到,来自一个地域文化的文学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处于另一个地域文化的人们所接受呢?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他不但没有否定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存在,而且在探讨处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文化如何实现相互理解的问题。他似乎把他发表在中国那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忘记了。(顺便说一句, 2004年米勒先生又一次来中国,他在接受《文艺报》周玉宁的采访时说:文学是安全的。他的意思是文学不会终结。米勒先生改口了,可是他的文学终结论的中国支持者拒绝改口。这就是我为什么还要来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我在那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在刊物发表后,被好几个刊物一再转载。在那篇文章里,我一方面承认电信媒体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引起文学的变化,我说:“的确,旧的印刷技术和新的媒体都不完全是工具而已,它们在某种程度具有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力量,旧的印刷术促进了文学、哲学的发展,而新的媒体则可能改变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10]另一方面,我认为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我提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存在于媒体的变化?还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如果我们仍然把文学界定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的话,那么我认为,文学现在存在和将来存在的理由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诚然,文学是永远在变化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但是,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是在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改变。”[11]我认为米勒先生的“文学终结”论很难说服人。后来的发展是,我的文章遭到一些为米勒先生的“文学终结”论所倾倒的学者的嘲讽,说我提出的观点根本不在米勒先生的层次上,言外之意是我的层次低,米勒先生的层次高。米勒先生和他的支持者的意见长篇大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但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处于电子高科技时代,在文化领域,图像的霸权已经势不可挡,视觉图像统治一切、覆盖一切、吸引一切,哪里还会有文学这种非图像的文字的立足之地呢?文学该到消亡的时候了。

二、文学边沿化与文学终结是一回事吗?

更有的论者把目前文学的边沿化与文学终结混为一谈,认为边沿化就是文学的终结或者是文学终结的预兆。其实,关于文学边沿化问题,多年前我就反复说过,文学的确已经边沿化,并认为这种“边沿化”与中国20世纪的50年代至80年代相比,恰好是一种常态,那种把文学看成是“时代的风雨表”,看成是“专政的工具”的时代是一种“异态”。把文学政治化,把文学放在社会的中心,究竟给文学带来什么呢?经历过“**”的人们,应该都还记得,那时候,几部革命样板戏处于社会的中心,结果把其他的文学都说成是“封资修黑货”, 8亿人只能看8个样板戏,这就是文学“中心化”的结果。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连毛泽东也受不了。1975年毛泽东对邓小平说,现在大家“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12]。文学中心化的结果是没有文学,这难道是正常的吗?这难道不是文学“中心”化的悲剧吗?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创作动不动就引起“轰动效应”的盛况,也是一种“异态”。那是因为由于思想解放运动,人们的思想感情空前活跃,文学更多作为一种思想解放的产物而存在,这也是反常的,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果然,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学就失去了“轰动效应”,也即“边沿化”。为什么要把作为文学常态的文学“边沿化”理解为文学的终结呢?其实文学边沿化是文学发展的常态。一个社会的常态应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经济目标和经济的实践真正成为中心的时候,才能满足人的吃喝住穿这个第一位的物质需要,这个社会的运转才处于常态。可见,文学的边沿化与文学的终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它们混淆起来呢?

三、文学不会终结,给出两个层面的理由

随着电视、电影、互联网络和其他新媒体的流行,文学受到挑战,文学也在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境况,这些很多人说过了,也就无须再多说了。为了回答米勒先生的文学终结的问题,为了说明文学生存的理由,似乎要从两个层面来加以阐述。

第一个层面,如前所述,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那么只要人类的情感还需要表现、舒泄,那么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就仍然能够生存下去。但仅仅这样说还不够。不论德里达还是米勒还是国内的某些年轻或不太年轻的学者,其文学终结的理由在于,由于电子媒体的高度发展,电影、电视、互联网、多媒体的发展,图像(而不是文字)已经统治一切,占领一切,人们对电子图像的喜欢必然超过对文字语言的喜欢,文学作为一种文字语言的艺术必然要终结,而完全让位于电子媒介所宠爱的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的日子迟早要到来。人类的情感表现不需要通过文学这种语言文字形式来表现,完全可以通过人们更为喜欢的电子图像来表现。这样一来,我们必须给出第二个层面的理由,一个文学不会终结的过得硬的独一无二的理由。

第二个层面,文学始终不衰的这个过硬的独一无二的理由在哪里?我在《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学边界三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就在文学自身中,特别是在文学所独有的语言文字中。在审美文化中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场域,这种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这种见解我想可以从生活于公元5世纪至6世纪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受到启发: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有属于自己的“心象”,而不是面对面的直接的形象。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是说文学创作的时候,作家想象和情感凌空翻飞,并且窥视着由想象和情感凝聚在自己心中的“意象”来动笔。这里的“意象”不是外在的直接的形象,是隐含了思想情感的内心的仿佛可以窥见的形象,是内视形象。“内视”形象是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就是说,作家创作出来的形象,在创作前、创作中和创作后,都是内心视象,而不是如现在的电影或电视剧创作那样,要根据演员这个直接形象去创作,或开始于内心视象,而最终要落实于直接的实体性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又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说:“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隐”作为文学的体制,意义生于文字语言之外,好像秘密的音响从旁边传过来,潜伏的文采在暗中闪烁,又好像爻卦的变化在互体里,珠玉埋藏在川流里,因此能“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无极”。这里说的是读者阅读欣赏的时候,所领会到的不是文字内所表达的意义,而是文字之外所流露出来的无穷无尽的意味。进一步说,读者所面对的不是如电影、电视中的演员所表演的直接形象,而是文字语言之内之外的意义、气氛、情调、声律、色泽等。我觉得刘勰所论的正是文学那种由于文字的艺术魅力持久绵延于作者和读者内心想象的审美场域,唯有在文学所独具的这个审美场域中,文学的意义、意味的丰富性和再生性是其他的审美文化无法比拟和超越的。后来司空图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近”是指语言所描写眼前的景物“不浮”而鲜明,“远”是说言外、韵外、象外的意味无穷无尽,这是对文学的这种独特审美场域的很好的解释。还有中国古人谈到文学的时候,总是强调“文约辞微”“言近旨远”“清空骚雅”“一唱三叹”“兴象玲珑”“虚实相生”“不言言之”“不写写之”“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中华古代文论优长之一,就是把文学审美场域的独特性,说得比较细微和透彻。

按照我的理解,对于文学独特审美场域的奥秘,还可以做进一步申说。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思想感情在未经语言文字处理之前,并不等于通过语言文字艺术处理以后的审美体验。不要以为语言文字只是把作家在生活中感触到的体验原原本本地再现于作品中。语言是工具媒介,但语言又超越工具媒介。当一个作家在运用语言文字处理自己思想感情的时候,语言文字实际上已悄悄地在生长、变化,这时候的语言文字已经变成了一种“气势”,一种“情调”,一种“气韵”,一种“声律”,一种“节奏”,一种“色泽”,属于作家的一切都不自觉地投入其中,经历、体验、思想、感觉、感情、联想、人格、技巧等都融化于语言中,语言已经化成一种整体的东西,而不再是单纯的只表达意义的语言媒介。因此,文学语言所构成的丰富的整体体验,不是其他的媒介可以轻易地翻译的。歌德谈到把文学故事改编为供演出的剧本的时候说:“每个人都认为一种有趣的情节搬上舞台也还一样有趣,可是没有这么回事!读起来很好乃至思考起来也很好的东西,一旦搬上舞台,效果就很不一样,写在书上使我们着迷的东西,搬上舞台可能就枯燥无味。”[13]同样,一部让我们着迷的文学作品,要是把它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也可能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我们不能想象有什么电影和电视剧可以翻译屈原的《离骚》给予我们中国人对于历史、君王和人生的沉思。我们不能想象有什么电影和电视剧可以翻译陶渊明的那种“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归隐的感情。同样的道理,对于有鉴赏力的读者来说,难道有什么图像可以翻译唐诗宋词的意味、意境、气韵吗?像王维的诗的那种清新、隽永,像李白的诗的那种雄奇、豪放,像苏轼诗词的那种旷达、潇洒,任是什么图像也无法翻译的。对于以古典小说为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如果我们已经精细地读过原著、玩味过原著,那么你能对哪一部影视作品感到满意呢?不但如此,就是现代文学中那些看似具有情节的作品,也是难以改编为电子图像作品的。你不觉得这些导演、演员、摄影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接近文学经典吗?并不是他们无能,而是文学经典本身的那种“味外之旨”“韵外之致”,那种丰富性和多重意义,那种独特的审美场域,依靠图像是永远无法完全接近的。图像(电影、电视剧等)对于被改编的文学名著来说犹如一种过滤器,总把其中无法言传的无法图解的最宝贵的文学意味、氛围、情调、声律、色泽过滤掉,把最细微最值得我们流连忘返的东西过滤掉,在多数情况下所留下的只是一个粗疏的故事而已,而意味、氛围、情调、声律、色泽几乎等于文学的全部。我们已经拍了电影《红楼梦》,随后又拍了电视剧《红楼梦》,据传还要以人物为单元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但对于真正领会到小说《红楼梦》意味的读者,看了这些“图像”《红楼梦》,不是都有上当之感吗?我们宁愿珍藏自己对于小说《红楼梦》那种永恒的鲜活的理解和领悟,宁愿珍视《红楼梦》的文学独特场域,也不愿把它定格在某个演员面孔、身段、言辞、动作和画面上面。也许有人会说,你所讲的都是古典作品,要是现代的情节性比较强的作品,改编成电子图像作品是完全可以的。可以是可以,问题在于改编者还能不能把被改编的现代作品原汁原味保存下来?我认为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听到吗,多少作家指责电影或电视剧的编导把他的作品韵味改编掉了。图像就是图像,图像艺术的直观是语言文字不可及的;但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作为语言文字艺术的文学,它的思想、意味、意境、氛围、情调、声律、色泽等也是图像艺术不可及的。例如,现在有不少人说,鲁迅的《野草》才是鲁迅最优秀最具有哲学意味的作品,可至今还没有任何人敢把《野草》中的篇章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为什么?因为电子图像无法接近《野草》所描写、抒发、议论的一切。

四、文学指纹和文学人口

我始终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都各有自己的独特的“指纹”,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同的一样。生活中有不少人更喜欢电影、电视剧指纹,但仍然有不少人更喜欢文学指纹,也因此“文学人口”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既然有人喜欢,就有了需要,既然有了需要,那么文学人口就永远不会消失,而且文学人口还由于语文教育因素而永远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中小学的语文课文、大学的语文课文,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时间筛选的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要教这些文学作品,学生要学习这些文学作品。还有,社会上总有那么一群热爱文学的读者,他们宁可不看那些或者吵吵嚷嚷或者千部一腔或者粗糙无味的电影、电视剧,而更喜欢手捧文学书籍,消磨自己的闲暇时光。就是在年轻人中,这类人也是不少的。前几年《中华读书报》曾有一篇文章专门统计当前文学作品的发行量,很多文学作品印到几十万到上百万册。恰好,今天我读到了《参考消息》转载德里达的故乡法国《费加罗报》网站2005年1月19日的一篇题为《法国十大畅销小说家》的文章,作者列了2004年文学作品的销售情况,评选出十大畅销小说家。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他们的高科技电信力量肯定不比我们差,他们的电信王国可能比我们大,电影、电视业也很发达,图像的充斥和占有率也可能比我们高得多,但还是有这么多热爱文学的人们,他们购买这么多文学作品,保持如此多的文学人口。今天预示着明天。文学人口无论在世界哪个国家,都必然会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面,这样,文学人口就永远不会消失。文学人口不会消失,那么,文学和文学研究也就不会在电影、电视和网络等媒体面前终结。难道我们不可以这样预期吗?

德里达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与他们主张的解构主义相关。解构主义力图打破西方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力图冲击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看来,他们现在也要以这种消解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和文学研究。然而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在冲击逻格斯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时候,还是要用逻格斯中心主义甚至教条主义所濡染过的概念和范畴。同样,他们试图消解文学和文学研究,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仍然举文学作品做例子,仍然要用文学研究的术语说明问题。这就像鲁迅讽刺过的那样,他们站在地球上,却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他们苦恼着焦躁着,但是最终仍然离不开地球。

对于中国学界的那些谈论文学要终结的朋友,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的时候,能够不用文学做例证,也完全不用文学研究的名词术语。然而,他们做得到吗?

(《励耘学刊(文学卷)》2005年第1期)

注释

[1]该文曾于2001年9月25日发表于《文艺报》,原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

[2]该文曾发表于《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原题为《文学理论的“泛化”与“发展”》。

[3]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4]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5]网上资料的引文没有注明出处,这里我向这些作者表示抱歉。下同。

[6]朱国华:《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略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条件》,《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7]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8]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9]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0]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11]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12]《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页。

[13]《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