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艺学学科的发展的确遇到一些问题。在文艺学学科辛勤耕耘的部分学者,出于对自己所从事学科的关切,而进行了各种反思。我个人认为,对文艺学的反思,是文艺学学科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表现,因此是有益的。但是,当前的反思中出现一种倾向,那就是某些学者想要大大扩大文艺学的边界,把从外国“进口”的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列为文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甚至有用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来取代文学问题的倾向。那么我们就要问,文艺学自身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何要把文艺学原有的对象——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排除在外?自然,文艺学存在着脱离现实的问题。搞文艺学的人却很少阅读新出现的文学文本,缺乏对新的文学经验、文学问题的深刻分析,结果在课堂上,在论文、著作中,一味重复过时的文学事实,使得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了无新意。一个学科如果脱离实际,那的确是很危险的,的确需要反思。

文艺学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局面。那么如何来摆脱当前的危机?有的学者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更深入地学习西方,把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真正学到手。但陶东风教授的意见不同,他在其论文中说:“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的、积极的学术联系。”[3]陶东风的话毫无疑问是对的,我很赞成他的这个主张。但问题在于陶东风教授想重建的文艺学与生活的学术联系是指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敢苟同陶东风教授的看法了。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陶东风和他的一些同道者对于文学本身并无兴趣,他们的兴趣只是对于“文艺学的方法”,他们认为“文艺学研究并不取决于对象是否属于纯正的文学(何况‘纯正’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历史性的),而更多地取决于研究方法与研究旨趣。”他们还认为这种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所谓“文艺学研究”,“离文艺学的研究更近一些”。[4]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文艺学之所以能够成立,难道不是它有自己的独特的对象吗?文艺学研究的对象难道可以脱离文学和各种文学问题?而且这种脱离文学和文学问题的一类研究,如什么城市广场、酒吧、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美容、时尚杂志、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等研究,反而比研究文学和文学问题的研究更是文艺学研究的吗?这样的逻辑是可以成立的吗?问题出在哪里?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想起了另一位学者的一句话:现在已经不是文学时代。是否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文学时代而不需要文艺学的研究呢?于是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今天是否还有文学?今天面对的文学问题是比过去简单还是更为复杂?文艺学是否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文学家园而不得不选择文学以外的对象来“苟延残喘”?

(顺便说句题外的话。我和曾经是我学生的陶东风争论问题,纯属学术讨论。从我们建立起师生关系以来,我们的学术观点常有不同,讨论甚至争论是常有的。我认为这是最为正常的最模范的师生关系。我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这表明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一心一意追求真理基础上的。如果我后面还要写文章与某些青年朋友讨论问题,也要作如是观。无端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回答上面这些问题,我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到网上查一查近几年文学图书出版的情况,看看文学是否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看看是否还有文学问题可供我们研究。

我首先发现的是,凡是与**有关的文学作品的印数特别大。例如,贾平凹自己说:“《废都》的各种盗版版本,包括海外的,加起来总印数至少有1200万。我自己就收了很多我的书的盗版。《废都》已经收了40多种,今年就收了3种,我都放在书架上。”另一则消息也引人注目:“正当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火爆图书市场的时候,另一位倍受读者关注的20世纪70年代女作家周洁茹在近期悄悄推出了一部长篇网络小说《小妖的网》,该书尽管在出版过程中没有向外界透露,但是首印2万本还没有来得及出厂就被订购一空,出版社只得临时不断刷新加印数字,在4月底到5月初上市短短几天,该书的印数已经直逼10万册,而加印的势头依旧强劲,调查全国各地图书市场,得知该书一上市就脱销,到底何时饱和至今难以预测。”[5]这里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无“性”不成小说?性与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所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妓女写作”是怎么回事?这类小说畅销与消费主义的流行有何关系?等等。问题是我们的文学批评是否真正地进入到这些问题领域呢?文艺学是否要关心这些问题呢?

接着我又发现,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畅销。我想到了撰写“帝王系列”而闻名的二月河。网上有一段文字专门探讨二月河的稿费收入。“以二月河为例, 199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拿到《雍正皇帝》第一部时还犹犹豫豫,给二月河的稿费只有千字25元,没想到当年售出1万多本。后来,出版社付给二月河的稿费也涨到千字45元。当时的版税比较低,二月河只能拿到1%。到1995年,《雍正皇帝》行情看涨,每套定价58元,当年销售8万套,该社主动将二月河的版税从1%调高到6%。到199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该社又把每套图书的定价涨到80元,当年售出多达25万套。据周社长介绍,仅此一部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共销售出50万套书,总码洋约2000万元,一共付给二月河150多万元。国家规定的版税在8%~10%之间,但对于那些炙手可热的作家来说,他们并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一般来说,由作家和出版社共同商定, 12%是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比例。比如,二月河2000年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订合同,于今年推出《二月河文集》,包括其已出版的三部作品,每套定价310元,目前已售出3万套。合同规定,出版社在五年内销售不少于10万套,并按12%的标准付给二月河版税。仅此,出版社就要支付330万元。”现在畅销的历史小说何止二月河一家,像《张居正》《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等长篇小说也印数不少。这里留给我们许多思考。例如,在如此强烈追求现代性的社会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走进历史?现代的历史题材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新鲜的文学经验?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我们应如何去把握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时代真实的统一?历史题材的作品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如何体现当下的价值?历史与文学的联姻是必然的吗?对于历史的戏说、反说、歪说等我们应该怎么看?历史题材的创作与现实的消费主义在哪里实现沟通?历史也是可以消费的吗?等等。

我们再来看看贴近现实的文学创作是否也赢得了读者的青睐?我想到现实感极强的山西作家张平。网上写道:“《法撼汾西》之后,张平又接连写出了《天网》《孤儿泪》《抉择》等具有强烈震撼性的作品,并一一由《啄木鸟》杂志率先刊出。如果说在《法撼汾西》之前,张平的创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那么由《法撼汾西》《天网》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则促使张平看到了老百姓对现实题材作品的渴望,从此义无反顾地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当初《法撼汾西》不曾出版,张平可能就不会一鼓作气地写出后来的《天网》《抉择》《孤儿泪》《十面埋伏》等好作品。而目前,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抉择》就已多次再版,印数高达20万册。据群众出版社总编谢先云介绍,张平的其他作品也都一开机就是2万册,且往往都是一版再版,市场非常看好。据易社长透露,张平的下一部作品正在创作之中,这是一部反映人事制度改革的小说。张平选择的仍是群众出版社,为此他已拒绝了其他一些出版社抛来的绣球。”又一条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最近在出版畅销书《省委书记》时,充分挖掘《省委书记》的书稿被多家出版社争抢的特殊背景,将宣传的诉求点放在《省委书记》几经周折终于落户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关注点上,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宣传造势中,他们使出了一招其他出版社还不曾想到的‘杀手锏’——在北京举行了《省委书记》印数公证仪式,由北京市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当场宣布《省委书记》的首印数为17万册,由于此举在出版界尚属首创,因此很快成了热点新闻,业内报纸刊登后,其他报纸纷纷转载,为该书的畅销铺平了道路,该书在半年内发行了近20万册。”看来写现实的题材,只要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加上媒体的宣传造势,也会赢得众多的读者。这里留给我们的思考就更多:当前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存在什么问题?写实的作家应如何去赢得读者的心?文学在反映现实的时候如何从浅层次进入深层次?现实生活中那么多英雄人物、先进人物为什么没有受到作家的青睐?反腐倡廉为何在文学虚构中得以轰轰烈烈地进行?文学的现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怎样的?文学的现实题材在获得现实的品格的同时如何去获得永恒的艺术品格?在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中,为什么老是写人们如何弄钱而不用浓墨重彩去写人们为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所进行的努力?三农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应该如何写才能具有文学性的魅力?

我随后又想探问一下那些具有比较纯的文学性作品是否拥有读者。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这本书2003年6月首次印刷,印数3万,到2003年12月,已经第12次印刷了,印数逾35万。最令人吃惊的消息是: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传出消息,目前国内人气最旺的外国作家作品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作品总印数已达201万余册。从2001年2月推出《挪威的森林》到2004年2月《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面世,上海译文出版社对村上春树作品的引进、出版已历时3年整。3年里,共出版了包括村上春树全部小说在内的作品25种。 25种作品中,印数最高的是《挪威的森林》,已发行90余万册,而且3年里一直保持着每2~3个月销售5万册的速度,已从畅销书转化为长销书。其次是去年轰动一时的《海边的卡夫卡》,半年里重印4次,印数24万余册。其他各种村上春村作品印数也都在2万册以上。谁也无法否认杨绛和村上春树的作品具有纯正的文学性。这里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不是说现在是视觉和图像时代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迷恋文学文本,去阅读文学语言作品呢?难道这些人的家里没有电视和电脑吗?像杨绛的《我们仨》和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究竟有什么吸引人呢?这些作品究竟对于我们的现实有何补益?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文学性?文学是否离开电视、电影就完全不行?文学和其他媒体的关系是怎样的?文学是否只有依赖电视、电影才能生存?电视与电影离开文学行不行?

我查了儿童文学方面出版的情况,令人吃惊地发现:“从1997年到2000年,罗琳女士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推出了《哈利·波特》系列的4部小说,按夸张的说法,这些作品甚至拯救了淹没在9·11泪水中的全球经济,据说它带来的相关产业价值已突破2000亿美元,而2亿多册的销量更是使罗琳一下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在中国,仅《哈利·波特》第4部,在2001年上半年已卖到38万册。这里留下的思考是,儿童作为语言作品的阅读者,我们的作家应该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作品?怎样的作品能赢得儿童的心?《哈利·波特》系列风行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中国如何才能产生我们自己的罗琳?

我想,如果我坚持查下去的话,还会有更多更惊人的发现,并提出更多更深刻的文学问题?近几年文学图书的出版仍保持在图书总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百分之十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下中国文坛一些学者跟着外国人在叫喊,说文学已经终结或即将终结,文学本身已经不存在。现在,文学为了苟延残喘,只好以“它的华丽词藻游走在电视的广告词中,它的浪漫**出没在时尚杂志和报纸的专栏文章中,它的叙述技巧活跃在电影和电视剧的脚本中,甚而出现在电脑游戏的程序的设计中。”[6]但是,我在互联网上得到的数字,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不是任何人想抹杀就能抹杀掉的。当下的中国文学生存着呼吸着活跃着,文学仍然是千千万万人的精神食粮。特别是在那些穷乡僻壤,每一个图书室,每一本文学书籍,都会给他们带来精神鼓舞和慰安。文学可能会随媒体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但文学没有死去,看来也不会死去。与此相联系,文学图书凸显出来的文学问题,与过去相比,不是更少更简单,而是更多更复杂,而认真去研究它的人太少。文学是文艺学的家园。文学正在呼唤文学研究专家去研究它,呼唤文学批评家去评论它,呼唤文艺学去概括它。也许有的学者会说,你上面所列的这些文学问题,应该由现代文学研究者或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去负责解答,与我们文艺学无关。然而真的无关吗?文艺学的理论概括难道可以脱离生动活泼的文学经验而孤立地学院式地进行吗?文艺学的理论概括难道不是根植于文学事实和文学经验的土壤中吗?

在文学仍然生存发展和文学问题更为复杂的现实中,文艺学的反思不是呼唤文艺学向现实的文学事实进军,向新的文学经验进军,而是呼唤文艺学研究脱离文学这个当然的对象而走向什么“日常生活的文化”——酒吧、广告、时装表演、眼睛美学、身体美学、时尚杂志、城市广场、城市规划等,从而把文艺学变成为一门无家可归的学科难道是合理的吗?我们似乎可以说,当那些呼唤文艺学抛弃文学对象而选择什么“日常生活审美化”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正在高谈阔论什么“文艺学新范式”的时候,那么认同文学和文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可能首先要抛弃他们了,既然他们目无文学,那么与文学同根生同成长共命运共甘苦的文艺学为何要认同他们呢?他们研究的那些东西叫什么“学”都可以,但千万不要叫“文艺学”,因为那些研究与文艺学无关。

我的意思无非是文学理论的边界虽然是在移动的,不断地移动的,但是文学理论是随着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的移动而移动的。文学总是文学。文学不可能是日常生活里的几乎所有一切具有一点文学性的东西。

(《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