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现在我们讲大众文化的二重性。在大众文化的二重性这个问题下面,我准备分四个题目来讲:第一个是大众文化流行符合群众的需要;第二个是历史启示我们大众文化作品也可以成为经典;第三个是大众文化产品的确有二重性;第四个是大众文化的品位追求。这四个题目中的第三个将作为我们今天演讲的一个重点。

一、大众文化的流行符合群众的和现实的需要

大众文化流行,这是一种群众的需要。我们首先要对当下的大众文化有一个界说。我这里所说的当下的大众文化和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大众文化与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大众文艺都是不同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当前流行的大众文化,是指以电子媒介等工具为承载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在当前已经形成了一种汹涌的潮流。从电视连续剧到电视广告,从网络、手机短信到迪厅,还有电视屏幕上各种层出不穷的节目。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娱乐节目,现在被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超过了,于是他们也要弄相似的节目。这些娱乐节目每天晚上都有,比如说,在北京,中央台十几个频道,北京台十几个频道,再加上各省市都有一个到两个频道,合在一起就有上百个频道。你想看什么电视连续剧,看什么娱乐节目,什么都有!比如说,在我家,我跟我老伴还有一个小保姆小郭,分别包着两个电视机,我看一个,她们看一个。她们看的是什么呢?她们看的都是侦破片,就是有个案件,有悬念,就有警察介入侦破,要把这个案件弄个水落石出,情节非常曲折生动,里面有凶杀、有恋爱。她们要看得很晚,而且有时一边看一边还要流眼泪,流完眼泪之后她们还要讨论一番。我家的那个小保姆小郭,本来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她来我家6年以后,通过看电视,她什么都懂了,清朝有几个皇帝,哪个是好皇帝,哪个是坏皇帝,慈禧太后是怎么回事,孙中山怎么闹革命,什么是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是怎么回事,她都弄清楚了。而我抱着电视机看什么呢?我就喜欢看球赛,比如说现在,北京台每天晚上正在播世界乒乓球比赛,今天我从《联合早报》看到了消息,新加坡队打得不错,也进入十六强,中国队肯定要拿冠军,这是没问题的。不管什么球,篮球、排球、足球、棒球、羽毛球、乒乓球,我都喜欢。一有球类比赛的直播,我就看,我就锁定那个体育台来看。总而言之,现在有各种新时尚、新的文化娱乐节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此起彼伏。电影院与过去相比,也更电子化了。宽银幕,看得十分清楚。这样,现在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这种大众文化,就成为大家评论的对象,成为了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现在正在放映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有叫好的,也有骂街的,不同意见在网络上交锋,在报纸上交锋。这些文化现象不必多说,大家都是知道的。

那么,对于当下流行的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化,应该怎样看呢?我认为当下流行的大众文化是群众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大众文化的流行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是由于群众需要这种流行文化,需要这种大众文化。中国社会生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80年代以前,或者在8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劳动中,而且负担很重,剩余时间很少。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有时候星期天还要到单位去加班,剩余时间是很有限的。如果你是一位老师,晚上还要备课;你是一个工人,也许还要上夜班;你是一个干部,还要去办公室坐班,表示你很勤劳,你很敬业。但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属于大家的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机构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实行五天工作制以后,人们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以外,除了那些很特殊的工作族群以外(比如说警察,他们晚上也要去上班),普通人在一个星期内起码有50个小时的闲暇时间。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因为在中国不像在你们新加坡这么辛苦。老实说,北京与新加坡相比,工作的节奏是很缓慢的。在北京,如果你早上8点上班的话,那么下午三四点就可以下班回家了;如果你9点上班的话,那么下午四五点就可以回家了;如果你是10点上班的话,前面已经空了2个小时,那么下午五六点就可以下班了。所以在中国办事情,你去得太早是找不到人的,去得太晚也是找不到人的。总的来说,工作是比较悠闲的。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他们工作在家里,随心所欲,想多干就多干,想少干就少干,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老师,还有一些中学老师,都是如此。中学老师也不像你们这里这样上那么多课。比如,那天我与戈艳老师聊天,我问他一周上多少课,他说一周有40多节的课,这吓了我一跳,因为这个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一个小学教师一天上三节课,五三一十五, 15节课,怎么会有40多节课呢?所以说你们新加坡人还是很敬业啊,也很辛苦啊。在中国,人们的闲暇时间这么多,那么如何来打发这些时间呢,对大家来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然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各种安排,但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娱乐消闲这是很多人的选择。既然是娱乐消闲,人们就喜欢看那些通俗的、轻松的、幽默地、微微有点刺激性的,而不愿意看那些板着面孔教训人的东西,不愿意看那些太沉重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了。文艺具有娱乐消闲的功能是文艺理论的一个定律,古罗马的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说:“如果是一出毫无益处的戏剧,长老的‘百人连’(百人连为古罗马武装部队的单位——引者)就会把它驱下舞台;如果这出戏毫无趣味,高傲的青年骑士便会掉头不顾。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4]尽管贺拉斯是古罗马帝国的正统理论家,但他在指出文艺的“劝谕”作用的同时,仍强调“乐”的重要。毛泽东强调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但他也讲文艺的“消愁破闷”的作用。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后,他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十分关心他的失去了丈夫的儿媳刘松林。1959年,刘松林大病,毛泽东写信用李白的诗鼓励她:“你身体是不是好了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连雪天。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15]我长期持这样一个看法,文艺的本质是娱乐的,战争时期把文艺说成“武器”,是文艺的功能性借用,并不表明文艺的本质特征,就像我们的牙齿,它的基本功能是咀嚼,但在与敌人进行肉搏时,也可以用它做武器,把敌人的耳朵什么的咬下来,这是功能性借用,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在和平时期,文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它的本性:审美、娱乐、休息、消闲……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大众文化也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既然有这种需要,那么我们就满足人民群众这种需要。大众文化的流行与当下人民群众的需要密切相关。如果人民群众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电视台的娱乐节目没有观众,那么大众文化如何能够流行起来呢?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潮流,汹涌澎湃,其原因就在这里。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之前就提出来了。1961年是中国的一个调整年。那一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作放慢点,不能冒进。各行各业都在调整政策,文艺界就提出了“文艺八条”。这“文艺八条”是很宽松的,比如说你写作,不仅可以不写英雄,写什么都可以,写小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也可以。在1961年,周恩来就说过:“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16]周恩来这些话虽然很简短,却包含了深刻的道理。就是说,一个人在劳动和战斗的时候很辛苦、很紧张,辛苦到受不了,现在劳动和战斗结束了,在劳动之余,战斗之余,就要求精神上放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的文艺娱乐作品,仍然是直接写紧张的劳动与战斗,搞得很紧张很枯燥,那么他们就达不到放松的目的。这个道理,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群众有了闲暇的今天,就更明显不过了。所以,文艺消闲娱乐功能的突出,是现实的需要,群众的需要。

大众文化流行不但符合群众需要,而且也符合文化生产者的需要。现在提倡文化产业,流行文化往往由文化生产商来制作,因此要给文化商家以发展的空间。大众文化不能完全按模子来搞。中国已经市场化了,或者说,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指制造各种各样的物质的产品,也指制造精神文化产品。精神文化产品也被称为文化产业,也是经济,也是产业。现在搞文化产品,比如说像剧团、电影院、期刊编辑部、报纸编辑部、广播电视台、制片厂、电视台等,统统都推向了市场。过去都是政府包起来的,现在,把你推向市场了,让你自负盈亏,国家不给钱了,你们自己养活自己。文化商家的重要目的,也是赚钱。关于艺术生产问题,马克思当年就在《剩余价值理论》这部著作中说过:“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17]马克思所讲的道理很深刻。同样是文学作品,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即人的天性的能动的表现,就像春蚕吐丝那样;也可以是生产劳动,即为资本创造价值,为商家赚钱,也为自己赚钱。虽然马克思所讲的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但我们现在也是搞市场经济,因此我们用马克思关于文学生产的道理来反观当下的大众文化,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当下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制作者已经是文化商家,他们不能不为自身的利益考虑,这就面临一种选择:如果我一味地搞“主旋律”的作品,或者是教训人的作品,缺乏情趣,群众不喜欢看,收视率很低,那我制作产品的成本都拿不回来,我这样搞下去不就赔光、赔净了吗?那当然是不行的了。于是他们选择具有自己的制作空间,自己的发挥空间,小心翼翼地揣摩观众的口味,投合观众的喜好,搞一些非主旋律的有趣味性的产品,力图打开销路,以便能收回成本,并希望能大赚其钱。这些策划啦,导演啦,演员啦,编辑啦,所有自负盈亏的这些文化产业单位的领导啦,他们也不傻,为了单位能生存下去,为了能“增加资本的价值”,尽量搞通俗一些、轻松一些、幽默一些的东西,尽量搞出些兴趣来,搞出些滋味来,有可读性,有可看性,甚至微微有点刺激性的东西,反正是搞“生产”,而不是春蚕吐丝,就是挨骂也要创造票房价值,要能赚钱。有人认为这是政府“逼良为娼”,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既然是搞文化产业,既然把生产大众文化的生产单位都推向市场了,你当然要给人家生存空间,要人家自己走自己的路,你不能下很多政策条文,这也不许做,那也不许做。所以就像贺拉斯所说的,在“寓教于乐”之后,还要让索修斯兄弟赚钱。所以一方面要“寓教于乐”,另一方面还要让出版商赚钱,要给这些人一些生路,这样大众文化才能发展起来。

所以,我认为当下大众文化流行一方面是群众休闲娱乐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文化产业要创造价值的这一现实的需要。这两个需要结合在一起,各类大众文化产业才能繁荣起来,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二、历史的启示——俗的可以变成雅的

历史启示我们,大众文化作品,虽然是通俗文化作品,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经过时间的沉淀以后,也可以变为文学经典。一般来讲,纯文学、纯艺术是雅的,而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是俗的,但是我们认为,俗和雅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有一种看法,俗文学现在俗,将来俗,永远都会俗到底。这种看法不对!俗和雅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如果俗文学具备了美的素质,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俗的也会变成雅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崇尚诗,认为诗才是文学的正宗。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重要的三个字叫作“诗言志”。“诗言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诗经》那时候开始的,《诗经》产生于中国的西周时期,《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自此以后,“诗言志”成为一种传统。在汉代儒学那里,《诗经》和“诗言志”的观点被当成文学正统并对此做出解释。汉代《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把诗抬到很高的地位。六朝时期,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的同时,有的作者也有新的提法,如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为情而造文”。在有的人那里,这些就被看成是脱离了“诗言志”的传统。到了唐代,诗更受到推崇。当时实行以诗取士。考进士、考状元,有时候就要写诗。以诗取士,你的诗写得好,你就可以当官,所以说诗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历来诗被看成雅正的东西。

到了宋代,实际上是到了晚唐时期,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文学形式,这就是词。宋词是怎么回事呢,宋词在当时是没有地位的,就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样,是没有地位的。现在大家看重的是什么,长篇小说看重谁得了“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看重谁得了“鲁迅文学奖”,认为这些才是正宗的,是正统的。宋代的诗被看成是正统,那些词就不是正统。词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艺术形式,词人写出了词,歌女就配以曲调,在酒楼茶苑歌唱,不论词人、歌女还是听众,都认为词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所以历史上有所谓“诗庄词媚”这种说法,诗是庄严的,词是媚俗的。也有人说“诗硬词婉”,诗是刚健的,词是婉弱的。还有人说,“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美人不管多美,都是女人,在中国古代都是没有地位的,唯有男人、唯有壮士这才是有地位的。说词是“媚”“婉”“美人”这些定性的词汇,说明当时词的地位跟诗比较还是很低的。这个诗是雅文学、是正宗,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词是小道,是薄技,是俗品,是消闲的玩意,只配写些喝酒唱歌、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离愁别绪,最高的评价不过是个“诗余”,所以那个时候的词人,虽然词写得很好,但没有地位。比如,当时有一个词人叫柳永,是宋朝一个非常有名的词人,他是福建人,他从福建到京城,写了很多词,流传天下,凡是有歌女的地方都在唱柳永的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整天跟歌女混在一起,没有地位,他也想弄个官来当当,于是就去考进士。考进士就要通过皇帝这一关,皇帝一看是柳永,就下了一道旨意,说他是一个写词的人,那就让他写词去啊,为什么他还来考进士,还想来当官呢。后来柳永就自嘲:“奉旨填词柳三变”,最后只好离开京城开封到江南各处,在有酒楼茶馆的地方继续填词,继续跟那些歌女们混在一起,没有地位。诗是言志之作,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以讽喻美刺为传统;而词被称为是“艳科”,浸润着享乐的意识,所以词要比诗的地位矮一截。苏轼以诗为词,用词体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为人所不理解,甚至遭到批评,如《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连苏轼自己的弟子也觉得丢脸。这就像现在某些严肃作家写起通俗小说不被人理解一样。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宋词是反映宋代世俗生活的重要作品,从一定意义上看,它比宋诗的地位要高,它已经堂堂正正进入中国古典文学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骄傲,当年的通俗文学转化为今天的文学珍品。

我们再看看元曲,元曲也是没有地位的。元曲有两种,一种是整套的曲,一种是散曲。元明清三代,都有戏曲,像《西厢记》《牡丹亭》,一直到后来清朝的《桃花扇》,但是在当时都是没有地位的,都认为是邪门歪道,都是旁支,不能够跟诗相比,唯有作诗,这才是正业。但是,元明清的戏曲,包括套曲和散曲,其中的优秀作品,如前面提到的《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还有很多很好的曲子,在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历史的筛选之后,都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俗的变成了雅的。

唐代有传奇,宋元有话本,到明代出现了小说,各种各样的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明清还有各种各样的章回小说,都是没有地位的。比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他就是因为考举人考不上,死也考不上,怎么办呢?最后就在他家乡的路口,摆了一张桌子,每天坐在一把椅子上,凡是过往的行人,到他这里坐坐,喝点茶水,他就不让人家走,让你讲个故事给他听听,然后他就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重新加以改编,这就成了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蒲松龄的老家在山东,现在他的家乡也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有蒲松龄纪念馆,纪念馆里面把他的著作放在中间,几十种版本,评论他著作的也有很多,可以说浩如烟海。现在蒲松龄成了一个名人,他的故乡以他为荣,但是在当时是以他为耻的,是没有地位的。

《红楼梦》不用说了,曹雪芹在当时是非常没有地位的,他生活的时期离我们现在不过200多年,但连他的身世都没有弄得很清楚,所以“红学”研究里面,很多研究者都在考证曹雪芹的身世。现在我们知道的很有限,知道他属于汉军八旗,他祖父在南京做江宁织造,是管江宁纺织业的一个高官,他不知怎样得罪了皇上,皇上派人抄了他的家,这样曹家又回到了北京。据考证,曹家回到北京后,就住在北京的一个叫“十间房”的地方。后来可能在城里也待不住了,就到香山附近安家,香山有八旗,有一个地方叫正白旗,据说他就在正白旗住了下来,开始写小说,写《红楼梦》。他一边写一边跟他的亲戚,也许是他的一位长辈,可能他写一回就给他的长辈看一回,那个长辈就给他的小说写了一些批语,他的长辈也没有留下真姓名,批语时写上“脂砚斋”,所以现在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大概是经过他的长辈评点过的《红楼梦》。但是曹雪芹一生潦倒,在当时,他没有地位也没有钱,他的家被抄了,他回到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全家饿肚子的时候怎么办呢,喝粥;想喝酒怎么办呢,“酒常赊”,去赊账。后来他妻子死了,他儿子也死了,他伤心过度,泪尽而亡。《红楼梦》没有写完,他只写到了八十回,就去世了。当时有谁知道他以后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呢!敦诚、敦敏是他当时的朋友,据说还有一个私塾先生也认识他,知道他在写《红楼梦》。现在香山一带有个传说,完全是传说,说曹雪芹已经写完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但临死前不知道把《红楼梦》交给谁好,后来就交给了他的邻居,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好,我一定会帮你保存好,有机会送给一些人看。据说,那年冬天曹雪芹去世了,天气特别的冷。《红楼梦》手稿放在他的隔壁家的老太太那里,那老太太因为天冷,要找东西生火取暖,可一时又找不到生火取暖的东西,于是就顺手把《红楼梦》的书稿一张一张地拿来引火。幸亏引火的时候,他的书稿不是正面朝上放在那里的,而是反面朝上放在那里的,老太太引火的时候,从上面一张张地拿过来烧,就是从第一百二十回开始,烧到八十回的时候,正白旗的那位私塾先生正好来到老太太的家里,一看,了不得,这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啊,你怎么能烧起《红楼梦》呢,赶快把这个《红楼梦》抢救下来,这才留下八十回的《红楼梦》。这是香山一带流传的故事,未必可信。不管怎么说,曹雪芹穷困潦倒一生,当时他不会想到将来他会成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不会想到,自己写的《红楼梦》将来会有很多人来研究,很多人来吃这碗饭,研究他的书成了一门学问,叫“红学”。你们知道中国现在研究“红学”的有多少人吗?我猜最起码得有5000人。这5000人吃的是谁的饭呢?吃的是曹雪芹的饭,如果没有曹雪芹,他们就没有这碗饭吃。连我的第一篇论文,写的也是关于曹雪芹《红楼梦》的,要是没有曹雪芹的《红楼梦》,我的论文就写不出来,别人就说我的业务不好。后来我的论文写出来了,在《学报》发表出来,人家才说我的业务很好。现在得益于曹雪芹的人很多,但是曹雪芹怎么会想得到他将来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呢?胡适作为一个学术家,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靠研究《红楼梦》起家的。胡适手里藏有一本甲戌版的《红楼梦》,一共十六回,据说是最早的抄本,他把它带到台湾去,大陆的红学家耿耿于怀啊,幸亏后来胡适把它影印出来了,所以现在两岸共享,这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啊。现在要是有《红楼梦》的原稿,一页稿纸不知道值多少钱,可是在当时《红楼梦》是没有地位的。但是过了250年左右的时间,他成了伟大的作家。可我们现在连他的生平事迹都弄不清楚。经过250年的积淀,曹雪芹的小说变成了雅文学,变成了伟大的作品,变成了世界性的作品。

我讲了这些文学史现象是想说明,俗的文化作品只要是优美的,表现人的美好感情的,有艺术品位的,在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雅的文化作品。像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经过历史的沉淀、时间的筛选,在今天都变成雅文学了,被写进了中国文学史,并具有崇高的地位。那么根据这个道理类推,今天流行的大众文化,经过在一二百年的历史沉淀,其中的优秀作品会不会成为雅文学呢?也会到文学史、文化史里面去呢?那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历史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它可以把“俗”的东西雕塑成“雅”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本领。我们没有理由轻视、忽视今天流行的大众文化。

三、大众文化二重性及实例分析

上面我们已经讲了大众文化流行的原因,也指出了今天的大众文化,只要是优秀的,经过时间的雕塑,终有一天会得到历史的承认,可以由“俗”转到“雅”。那么怎样的文化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这就关系到大众文化的二重性问题了。大众文化产品确实有二重性。

第一重,大众文化产品通过电子媒介的传播,通过图像的直观性、生动性和现场感,可以给大众提供娱乐、消闲,满足人的视觉享受。这不好吗?非常好!这就是当下流行的一种说法,叫作“养眼”。意思是大众文化的图像琳琅满目、五光十色,让人的眼睛为之一亮,使人真的得到娱乐和休息,解除了视觉的欲望的饥渴。例如,现在充满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每年推出的几部投入很大的、制作精美的电影大片。你们看过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十面埋伏》吗?那里面一望无际的层层叠叠的秋天红叶的画面,漫山遍野的青翠如滴的竹林,似乎就在你的眼前,冲击你的眼球,多么美丽,多么好看,难道不是让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吗?我们从这里获得了愉悦、快乐,特别是视觉上的享受,满足了所谓“视觉上的食欲”,这就是“养眼”。

第二重,大众文化产品是文化商家制作出来的,常常要迎合观众的口味,甚至是迎合观众的低级口味,它往往是糖果包着的毒药,接触过多必然会消磨我们积极的、健康的思想和感情。就是说,它在“养眼”的同时并不“养心”,甚至还要毒害我们的心。这是大众文化的第二重。

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如果只是具有娱乐性和“养眼”的功能,只是满足人的“视觉的食欲”,是有很大局限的。就是说,中国多数的大众文化产品,经过商家的运作之后,为了赚钱,都不能不、不得不迎合读者的口味,甚至迎合读者的低级口味,在愉悦和“养眼”中,潜藏着消极的不健康的因素,甚至隐藏着毒素,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大众文化的确给普通的群众提供娱乐,提供消闲,具有“养眼”的功能。比如,我老伴,还有我家的保姆小郭,她们看完电视连续剧,要笑,要流泪,还要在饭桌上谈论半天,的确给她们带来快乐。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啊?这个很好。这个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大多数的大众文化都是经过商业运作的,这些制造大众文化的商家,他们为了赚钱,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就是说,这些大众文化你接触的多了,或者你天天接触这些大众文化产品,看着那些豪宅、高级的轿车、奢华的穿戴、令人垂涎的餐饮,那么你就容易产生商业社会中的“拜物主义”。“拜物主义”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对物的享受、对物的一种崇拜。例如,电影或电视剧中,那别墅,那花园,富丽堂皇,你看了后自然会产生瞬间的快感,你不断地去玩味这种住宅文化,时间长了,你就会不顾自己的实际,也去追求这种富丽堂皇的住宅,如带游泳池的别墅,带花园的别墅,装饰得很高雅的客厅,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你日思夜想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样的道理,这些大众文化产品最热衷的主题,就是**。曲折的爱情故事,离奇的**方式,大胆的色情描写,都吸引着观众的眼球。你看一部两部是无关紧要的,但是看多了,迷恋上了,你的情感就被它改造了。问题还不在于你的关于生活方式的想法被改变、你的情感被改造,问题在于你所神往的生活方式由于你自身的条件不能实现,你的被改造的情感也没有落脚点,于是你感到痛苦,感到活不下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他们写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说:“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18]他们所讲的道理是深刻的。当代的大众文化片面追求娱乐、“养眼”,就印证了他们的理论。

为什么这么说?当下的大众文化产品,对于读者、观众来说,就像吸鸦片一样,鸦片作为一种临时的药物是非常管用的,但是你一旦吸上了瘾,这就麻烦了,就成了一种病。当下的大众文化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天天接触这种大众文化,天天看这种肥皂剧,天天看这种美人图,天天看这一类东西,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情况就像有的人所说的,就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生命是短促的,我们所追求的无非就是流向快乐之途上的汹涌奔腾之潮和活现现的呼吸着的现代,今日,和瞬间。”[19]就会形成这样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和理解,说生命是短促的,那么我们追求着的无非是一瞬间的事情。这是一种“刹那主义”。就是说人一生,尽管活几十年,实际上就是一瞬间,那么在这一瞬间,我们就来享受、来快乐,我们为什么要那样辛苦啊,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劳动啊,这些都是没必要的啊。我们只要抓住人生的一瞬间的快乐来满足我们的人生,这就够了。实际上,这种情况,早在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大家知道,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所谓“海派”和“京派”的区别。“海派”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些文人所提倡的一些东西,“京派”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些文人所提倡的一些东西。北京的文人出思想明星,而上海的文人出文学先锋;北京的文人主张“文以载道”,上海的文人讲艺术创新;北京的文人提倡为人生而艺术,而上海的文人无非是为艺术而艺术,什么唯美派、现代派、颓废派、新感觉派,全都出自上海,所以有的文学评论家说“海派近商”。30年代上海的大众文化比较流行,娱乐的东西很多。人要是天天“泡”在大众文化里,那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天天泡在只是“养眼”和娱乐的大众文化里,那么那种“悦志悦神”的美学理想就会被那些“悦耳悦目”的平庸的大众文化所顶替,文化产品的快感就会发展成一种颓废的、色情的、恶俗的官能刺激。通俗的商业性的一味强调“养眼”的大众文化是有它的弊端的,这一点不但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许多学者也看到了。西方的一些美学家、学者批评家,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里面的一些学者,他们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表面上看起来是娱乐是消闲,但在表面的娱乐、消闲背后,是社会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要比先前的任何社会更加彻底地整合艺术,审美不过是一种现实的化妆品。美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如何控制人们思想的时候说:“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20]实际上,那些一般的大众文化产品不过是统治阶级用以麻醉人民,以便他们安于统治的控制物。马尔库塞说的是美国的情况,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商业社会仍然有启示意义。总的说,大众文化一重是“养眼”,使人获得视觉的满足和娱乐;另一重是“不养心”,在外表的娱乐和休闲的包装下,消磨人的积极健康的思想感情。

大众文化的二重性,实际上就是商业操作的结果,这些文化商人都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们,美丽当然是可以定做的。本来“美丽”

这种东西,如艺术是经过作家、艺术家千辛万苦创作出来的东西,就像春蚕吐丝那样辛苦;但是,现在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定做”。这已经不是这种古往今来的艺术家辛勤劳动的果实了,而是可以批量生产的,是跟市场化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这样,再好的东西都要贬值,因为一旦好东西泛滥开来,流传开来,就要贬值了。看起来非常好的东西,只要我们把它稍稍地向前推一步,那么从崇高到可笑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下面,就大众文化的二重性,具体分析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韩国的电视连续剧《大长今》。大家看这张图片,这就是我从你们的《联合早报》上拍下来的。大家看清楚了吗?这是谁,这就是《大长今》,这就是《大长今》里面的两个主角。我是很少看电视剧的,但是很巧,《大长今》我看完了。因为湖南电视台已经播了三遍,播第三遍的时间恰好在晚上10点开始。每天晚上播2集,从10点到12点,正好我12点以前也睡不了觉。大家都在议论《大长今》,拍得如何如何的好,我就一集一集地看,因为10点以后没有人来找我,所以我把《大长今》全部看完了。你们这里好像还是第一次播映,播到20集左右,那后面的故事还长得很。那大长今几起几落、起起伏伏,还有很长的故事。《大长今》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当然它是娱乐性的,但它的娱乐性在什么地方?我现在给你们分析一下。